驱动忍者Mao ZeDong背后的变年轻力量

毛泽东为人，很重一个“气”字：志气、热气、生气、豪气、朝气。

“热气高，干劲大”，是他始终向往和赞誉的精神状态。“鼓气”成为他对新闻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要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给一师老同学周世钊的信中，他说：“兄为一师之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调，尚有生气。”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称道李逵的豪气和列宁的热情磅磅，反复强调：“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为也。”

对自己，他也是这样要求的，哪怕是写文章。

毛泽东是文学家。他经常爱说的两句话，是“高屋建瓴”和“势如破竹”，他喜欢这样的神气和文气。

政治和军事的成功，常常激活、深化他的文气才华。有人曾问过邓小平，你最高兴的是什么时候，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解放战争。”毛泽东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甚至说过打败国民党他并不高兴，1955年看到农民开始走集体化的道路时才高兴。但我想这或许是事过境迁的一种说法。其实，完全可以想象出他当时愉悦心境。毛泽东对自己这个时期痛快无比的文章，后来也是特别的喜欢。后来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时候，他亲自审定，读到《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几篇驳美国白皮书的文章，越读越高兴，以至敞怀哈哈大笑。

相反，他觉得自己的《矛盾论》太像教科书，50年代初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时候，目录都列上了，在审定时，他还是把它删去了，原因是“同意不畅”，以后经过修改，才收入第二卷，1952年重印才收回到第一卷。

俗话说：人活一口气。毛泽东对这股气看得格外的重，把它视为人生进取的心灵动力。他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亲友的。

该说到毛泽东的亲情了。那是个很小范围的事。却可以见出他的大风格。为理想，为党和国家的大业，他在对待自己的亲友问题上，显得比一般人洒脱得多。他一贯反对假公济私，从来没有因为照顾自己的亲属而破坏原则。有时候却也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

抗战以后，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基本上就是说话算数了。1937年，表兄文运昌（八舅的儿子）来信，说想来延安工作。或许信中说到是想挣点钱养家，毛泽东在回信中告诉他，延安上自总司令下自伙夫，待遇都是相同的，而且没有薪水，“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还特别解释，此前公家曾给烈士毛泽覃的妻子周润芳寄去了20元旅费，也不是因为我私人的面子。

建国后，他成了一国之主，家乡来找他的人或来信的人很多，不少是要求帮助的。1954年3月，他在一封信里表示：“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事情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

这些，说的都是事实。他把自己唯一的健康的儿子送到前线，结果牺牲了。这是至今让人感念不已的动人事迹。

出于大事业的追求，他很少考虑私事或特别地接济亲友。他有一个信念：一切都是要靠自己来奋斗。

东汉有个叫梁鸿的文学家、经学家，写过有名的小赋《五噫歌》，因讽刺权贵的奢靡生活，让汉章帝读了后很不舒服。梁鸿只得改名换姓，跑到南方的无锡，靠给人做工舂米过日子，在穷困的环境中竟在经学上颇有建树。关于他的故事，有两个广为流传。一个是和夫人孟光一生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个成语说的就是这件事。还有一个就是“不因人热”。据说他父母死得早，小时候穷得只有借用邻居的灶做饭。一次，邻居做完饭后，招呼他：“乘锅和灶都还是热的，你快来做饭吧。”言下之意，是让他省点柴火。他却回答：“我虽然还小，但绝不靠别人的余热过日子。”于是把灶灭了，重新点火做饭。

毛泽东大概是从《东观汉记》里读到这个故事的，印象很深。在一次中央会议上给干部们讲过这个故事，称梁鸿是条“硬汉子”，有“穷棒子精神”。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更清楚地记得，1959年6月3日一大早，毛泽东刚起床又给他讲了这个故事，还说：“我过去跟孩子们讲过这个故事，但他们年幼，没有懂得我的意思。”

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要自己的孩子自强、有志气，不要沾他的光。这是他的希望，也是他对待亲属的基本态度。毛泽东的子女曾说过，父亲井没有给他们留下物质上的财产，但留下的精神遗产却很多。这当中，无疑包括要自强、有志气这样的做人信念。毛泽东并不是不渴望亲情，不着重亲情。

1960年12月25日，67岁生日前夕搞了一个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聚餐会。在亲近的身边人面前，自然容易谈出一些很细微的心里话。毛泽东讲起了他对自己的孩子的看法和感情。当时，正在读书的女儿李敏、李讷和侄儿毛远新也都在场。他说：“我这几个孩子，发烧回来，我见了就心软了，叫他们在我的灶上吃饭。李讷，你在学校发了烧，我们的医生、护士去看你，你还发脾气，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愿意见他们。实际上你心里高兴，家里有人来看你，你还不高兴？！你们系里有七八百人，如果有一百来人生病，都有家里人来看吗？你们学校里的同学，有多少人有家在北京？百分之十、二十，百分之三十吧！那么，至少还有百分之七十同学的家在外地。他们这些人病了怎么办？一有病统统都回家？不可能，还不是在学校的医院里住，在学校里看病，还不是都要医好的？这次学校里总支书记还去看了李讷，她就高兴得很嘛。你们病了回家来，还不是想吃两天好的？吃两天就吃两天吧。我听到发烧到三十八度，心就软了。”

谈到孩子们的学业，毛泽东表示了他的期望：“在我们毛家，我这一代以前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我就没有上过大学。毛岸英、毛岸青他们在苏联上的是军事学校、东方大学，还不是正规大学。”说着，用手指着李敏、李讷和毛远新（毛泽民之子）：“现在你们三个”，又转向江青的侄子王博文，“你和我也有关系，算四个，都要读成功，一下子就是四个大学毕业生了。”

最终，还是希望儿女们靠自己的“志气”成才。有“志气”，就有朝气。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追求和实践着一种有声有色的人生风格。1925年，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回长沙，独立橘子洲头，极目“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机勃勃的景象，触景生情，回想青年时代“峥嵘岁月”、“携来百侣曾游”的新生活气象，和那“指点江山”的新人格境界。

如此充满朝气的人格，使毛泽东的心永远年轻，永远偏向暂时受压却预示着未来的社会群体。

后来尽管他早已过了“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的地位已远不是遭受压抑的处境，他的职责也不允许他无所顾忌地驰骋想象了，但是，他对需要努力奋斗进取才能维系生存、发展自我的底层人，受压抑的人，仍是那样感同身受的共鸣，对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仍是那样的一往情深。

有人说，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干部与群众之间，他向着群众；在党员与非党员之间，他向着非党；在男人与妇女之间，他向着妇女；在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他向着小人物；在长辈与晚辈之间，他向着晚辈。毛泽东对于周围的工作人员，绝少假以辞色，而对待党内高级干部，有时却不借大发雷霆。延安的农民曾口出怨言，要雷公劈死毛泽东，四方面军的战士说毛泽东没有张国焘学问大，他不但没有追究，而是反躬自省。上流社会廉价的捧场，他从来不屑一顾，但农民发自内心的“救星”、“万岁”的呼声却使他激动不已。

这种心态，甚至反映到他对人种的看法中。1959年3月3日，接见拉美15国兄弟党领导人时，话题转向黑人和白人的高下。毛泽东说：“黑人和我们完全不同，黑得很厉害。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见了面觉得很亲热。”因为他坚信这些人代表着未来，充满着想象，有着无穷的创造力，有活脱脱的生命力。人生一世，最可怕的，就是失去这些，而人老了，就容易失去这些。用他1964年1月12日对外宾的话来说：老了不革命的人多着呢，好多人越老越糊涂，马克思不在内。老了，摆架子，老气横秋，就不好办了。顺理成章，只有青年，才配称得上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毛泽东是怎样表达对青年人的称赞和信任的呢？

他要表达自己这种心情时，总要想到赤壁之战中的“群英会”，想到乱世之中青年俊杰脱颖而出的喜人景象。

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他强调：“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大少，这行吗？”接着宣布：“团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单，三十岁以下的原来只有九个，现在经过党中央讨论，增加到六十几个，也只占六分之一多一点。三十岁以上的还占差不多四分之三。有的同志还说少了。我说不少。六十几个青年人是否都十分称职，有的同志说没有把握。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青年人不比我们弱。老年人有经验，当然强，但生理机能在逐渐退化，眼睛耳朵不那么灵了，手脚也不如青年敏捷。这是自然规律。要说服那些不赞成的同志。”

1957年4月上旬，在上海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党委要提拔年轻干部时，他又说：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孔明27岁成名，也未当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嘛，也是个新干部嘛！赤壁之战以前无名义，这以后才当军师、中郎将。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

1964年3月20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以紧迫的口吻提出：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才27岁，孙权也是27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36岁，那时也不过30岁左右。曹操53岁。可见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1965年1月23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

赤壁之战里孙权、周瑜、诸葛亮这些“二三十岁”的青年人，都是政治家和军事家，成为毛泽东宣传和奖掖青年人的语言素材的，还有一批作为非凡的文化人。(www.xing528.com)

50年代末读《王子安（王勃）集》，在《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旁写的一大段批语中，毛泽东把他面向青年的热切期待之情，一览无余地流泻了出来。

这个一千多字的批语中，有这样一段：（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可惜死得太早了。

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由王勃在南昌时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一九五八年党代表大会上我曾吐了一次，现在又想吐，将来还要吐。

这段批语，无疑是由此及彼的借题发挥了。

毛泽东由唐代青年文学家王勃的创作成就而联想到的其他“英俊天才”中，贾谊、李贺，是我们熟知的文学家、诗人。

批语中提到的王弼（226—249年），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人，大族后代。王弼幼年聪慧，十几岁就爱好《老子》，通辩能言，对答如流。官至尚书郎，但事功非他所长。得病而亡，年仅24岁。他的著作现在流传下来的较多，除《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以及《老子指略》外，还有《论语释疑》一书的片断，保存在梁人皇侃《论语义疏》和邢昌《论语正义注疏》中。王弼是魏晋玄学开风气的哲学家。

批语中提到的夏完淳（1631—1647年），明末诗人，抗清将领。原名复，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首（或灵肯）。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夏允彝是江南名士，老师陈子龙在当时文坛上声望很高，他们二人创立“几社”。夏完淳从小受到他们的学识、文章和气节的熏陶，加之天资过人，聪明早熟，5岁知书史，7岁能诗文，受到前辈赏识，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江南抗清义师蜂起，他仅14岁，便随父亲及老师在太湖起兵抗清复明。上书南明鲁王，鲁王授他为中书舍人。不久兵败，只身流离。顺治四年（1647年）在家乡被捕，押解南京。当面痛骂洪承畴，被杀时，年仅17岁。他一生虽然十分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著作也很有成就。著有赋12篇、诗337首、词41首、曲4首、文12篇。作品风格高亢激越，慷慨悲歌。特别是被捕后写的诗《南冠草》、文《狱中上母书》等，皆为血泪浇成的正气篇。后人编刻有《夏节愍集》。

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上指示：“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大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1958年的讲话和指示，自然具有大跃进的热情想象成分。但在大跃进之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他的主张，仍然不遗余力地鼓励青年人，贫贱的人，他似乎坚信，这不仅是政策问题，也是认识问题，并且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问题。这样，在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批语中，他又说：“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我们近来全民性的四化运动（机械化、半机械、自动化、半自动化）充分地证明我的这个论断，……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青年人、贫贱的人为什么有充沛的创造力？毛泽东的批语里包含了明显的政治伦理哲学。他十分突出地强调“贫贱低微”与“生力旺盛”之间的内在联系，自觉地把二者视为因果转化的必然过程。在毛泽东看来，凡是被压抑的主体，必然内聚着天然的实现欲望，而压抑别人的主体，又必然本能地产生惰性因素。二者之中，前者是活泼的，赋有生命的动力，后者则是呆滞的，形成历史的阻力；前者是弱小的，但却孕育着生机，后者虽然实力雄厚，但却意味着衰亡。这样，辩证法所揭示的命题沉淀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名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他还多次说过，司马迁不受辱刑写不出《史记》，屈原不被流放体验不到生活，曹雪芹家境不衰败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深情地瞩目于年轻人？因为他们总是畅想着未来，追求着未来。甚至说，他们就是未来。而毛泽东是个不满意现状，不陶醉于过去的人。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情人。

他坚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他是为中国画图的人，他的箭头始终描向未来。

在畅想未来的时候，他总有些忧患。

195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举行了。开这样的会，当然要讨论宪法。11日这天，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七次会议。毛泽东也来了。

黄炎培发言说：有人觉得现在的国歌是一个抗日战争的歌曲，已经过时了。有一个人还作了一首国歌，寄给我，要我送到中央来。我个人觉得还是现在的国歌好。在讨论中，没有人提出要改国歌，毛泽东接着黄炎培的发言发挥道：国歌是必须规定在宪法上。不喜欢现在的国歌的人，主要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句，但如果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太平无事的时候”，那也不好了。苏联采用《国际歌》作为国歌，也有那么一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苏联人民从十月革命起一直唱到1941年，唱了24年的“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的国歌有一句“最危险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不舒服，不过现在帝国主义包围得还很厉害呢，唱一句“最危险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说过：“1949年那样的大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

这大概可以知道毛泽东所极力追求的目标了，不光是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建立理想的社会制度，它是未来的。

这个未来，是什么样子，怎样去建设它？谁也没做过，谁也没看过，唯其如此，对毛泽东这个“未来世界的情人”来说，也就越加充满诱惑。在追求中，自然就不能循规蹈矩。

要做一个不仅献身于解释历史，而且献身于改造历史——这关系到人类四分之一的民族的命运——这一重任的领袖，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超越自己的思想“祖宗”的气魄，是达不到目标的。

在毛泽东看来，许多问题，只要换一个角度来认识，便会冲破常理，打破常规。变革现实的实践，尤其需要这种热情和想象。因为他坚信，新的比旧的好，年轻的比年老的强，未来总比现在美好。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以后，毛泽东就认为这是“破除迷信的一年”。在上半年，许多人认为“三年合作化”的提法“不过是幻想”，而一到下半年，他们只好相信新鲜事物了，因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犹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但现在，“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

这是毛泽东1955年夏天的描述。

鸡毛上天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仍在继续高涨，毛泽东充满感情地关注着这个令人高兴的势头：正在向前奋进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1958年4月在广州读到一篇题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文章，毛泽东欣然提笔赞扬，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争昂扬，意气风发”。他坚信一穷二白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一张白纸，正好驰骋想象不守陈规俗套的束缚，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去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实现最新最美的理想。这种景象的落实和展开，在毛泽东看来，是同解放思想分不开的，是同“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分不开的。为此，他欣赏大字报这种向陈旧思想进击的“新式武器”。对现实中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会见上帝的人的不满，对扫除这些障碍的渴望和礼赞，使他想起清人龚自珍的一首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晚清着意改造中国社会面貌的志士们所呼唤的景象，只有在新的社会才真正实现了。毛泽东说：“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于，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时代精神。

这种精神的实践产物，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后来就是越过“暮气沉沉”、“不愿继续革命”的大批党内领导干部，直接到天安门城楼上向几百万热血青年挥手，同红卫兵小将直接对话。

毛泽东是怎样看待他自己的一生奋斗，包括他超越一切的想象感知，在这无穷变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居于什么位置呢？

1965年1月，他的老朋友斯诺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说“年轻一代将做出些什么来”的时候，毛泽东回答，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相信有谁能够确有把握知道。将来的事情要由将来的后代去决定，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见的条件去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后代比我们更有知识。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将起决定作用。今天的青年和未来的青年将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评价革命的工作。问题又回到了青年。

朝气——青年——未来，是毛泽东力求保持不老心灵、试图永远年轻的三个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