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异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论辩五十二首

封箕子于朝鲜论

殷三仁皆见于《书》，而武王既革殷命，释囚访范，所以礼遇箕子者独厚，顾其封于朝鲜事，为《书》所不载，遂孳乳后儒之异说。《史记·宋微子世家》，一曰封箕子于朝鲜，再曰箕子朝周，则箕子之受封于武王，固无疑矣。而世以《汉书·地理志》有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语，《后汉书》因仍前书，亦称遭衰殷之运，避地朝鲜，遽援是以疑《史记》之非，抑何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也。夫使箕子而果去于殷衰之日，则纣亦安得而囚之，武王亦安得而释之，《洪范》之访又孰从而访之。即以为释囚、访范非两时事，既陈九畴不欲臣周而去，则异日之朝周又何为者。其朝周也，以封于周而朝也。且周即不臣箕子，而箕子固已不臣而臣也。

刘道原《通鉴外纪》采《史记·世家》说，而不录汉志之文，其去取诚为不苟。而金氏《纲目》前篇兼存之，殆不以为非，而意在取《史记》不臣之说，以振厉风教欤。考伏生《尚书·洪范大传》云，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又云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汉人古义为伪孔所乱，赖此犹见崖略，差足根据。以前之言核之，则箕子非去于殷道衰之日可知，而所谓不忍周之释，乃自以苟免耻，非有所不满于周，其卒受周封，因与《微子世家》说显相吻合。《史记》之足信一也。以后之言核之，则所谓不得无臣礼，益见周之未尝臣之，而箕子因亦未尝效夷齐首阳之节。臣而不臣，亦与仕周有间，而未自违其罔为臣仆之志。《史记》之足信二也。特访范当在朝周之日，《史记》乃误列于封箕子之前，致与《大传》不合，而《外纪》因之，罗长源《路史》又因之，则其失亦与汉志均矣。

然必谓汉志所述箕子事举无足信者，又非也，其盛称箕子教朝鲜以礼义，而赞叹仁贤之化不置，此理所必然，无足异者。今朝鲜虽久非箕子之裔，其疆索亦远过于箕子之所封，而素为中国同文之国，累世臣服，风俗柔谨犹昔，盖未始非礼教之遗。惜其积弱，渐以不振，而邻国构难，国之人竟无有能起而抗之者。箕子之风殆将堕矣，而世事之变迁，又不惟一朝鲜为然，可胜慨哉。

六国论

昔苏氏父子之策六国也，老泉咎赂秦之失计，子由谓宜厚韩亲魏以摈秦。窃以为此皆苏秦之所已言，而战国时纵人之所尽能道者也。盖自三晋分，而山东诸侯之大势在魏与齐。齐去秦远，力足助五国以拒秦，而秦不能祸。魏之未弃安邑，与秦界河，塞殽函之冲，不惟与韩为四国障，且足为韩之右臂。孟子游齐不用而游梁，复在丧地于秦后，时则六国之秦祸已亟矣，其自处虽不屑为纵人所为，亦曷尝不与苏秦约纵之意合，亦曷尝不权度乎事势之难易，以决身之去就。特其往来齐、梁间，固始终欲以仁义之言一六国之心，而非若苏秦之意反覆而行诡变，言横不行而始言纵也。顾梁惠伐赵而纵散，齐宣伐燕取之而纵之合也愈难。彼纵人者既不足恃，则惟孟子省刑薄敛，深耕易耨，修孝悌忠信之说，为足以自强而支秦，事小事大、畏天保国之说，为足以固六国之交而纾秦祸。何言之？魏既丧河西地，非得五国助，势不能复与秦抗，六国之臣，惟魏公子无忌熟知之用，能谏魏王之与秦攻韩，救赵邯郸以存其国，而终率五国之师败秦蒙骜，故无忌存而六国虽削不亡。然齐、魏既不能用孟子于前，而六国之人才如无忌者不再见，又卒中秦间以死，欲不为秦并，得乎。夫秦方以远交近攻为计，而六国且助之自攻，齐又事秦唯谨，以堕其远交之彀，洵不待智者而知天下之所一矣。

今五洲之形势，一大战国也。俄据地球六之一，强于当日之秦。以亚洲形势计，则我中国东三省与朝鲜、日本为韩、魏，西北缘边诸地为赵，西藏与英属之印度为楚，十八行省与越南、暹逻、缅甸为燕、齐。以欧洲形势，则德、奥、土耳其为韩、魏，意大利为赵，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士、英之三岛为楚，法、瑞士、日斯巴尼亚、葡萄芽为燕、齐。合亚、欧两洲形势计，则印度、阿富汗为韩、魏，西藏为赵，欧西诸国合土耳其、阿剌伯地为楚，而中国、朝鲜、日本尚不如当日燕、齐之逸。统全球水陆之形势计，则中国全境及印度、阿富汗、波斯为韩、魏，澳洲及南洋群岛为赵，欧西诸国及非洲全境为楚，而南北美洲略如燕、齐。曩者日本发难于我中国，类三晋之自残，而亚洲之全局已坏。欧西诸国之联盟，无以异于六国之纵约，而俄、法之交方密，德又折而入俄，则英之势渐孤，而欧洲之祸机已伏。英、美不与于辽东之役，而使俄得争东方之海权，已略等齐之不助五国以自误。一旦印度为俄所并，则全球诸大国其不为六国续者鲜矣。夫六国之时，患在迂阔孟子之仁义而不用，非真无能拯其危者也。而今俄之新政，远过于秦之孝公，我中国人心乃适蹈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之病，即慨然有愿用孟子之迂阔者，而并未见其人，不益大可惧也夫。

蒯通善为长短说论

瘖者以手语，聋者以目听，人之貌万亿，而无一人焉可不以言交。言者，祸福之始也。积人成国，积国成天下，则国与国交，亦以言始，故圣门有言语之科。而汉志谓纵横家出，行人之官，盖一言而造天下之福者以信，一言而构天下之祸者以诈。至世变日亟，则信者有时而构祸，诈者亦有时而造福，此不可以常理推也。

蒯通者，纵横家也，史迁谓其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傥班氏所谓上诈谖而弃其信者欤。其书自号隽永，或以为即今所传《战国策》者，是不具论，要非《汉志》所录蒯子五篇也。《汉志》纵横十二家，前乎蒯子者，有苏子、张子、庞煖、阙子、国筮子、秦零陵令信，后乎蒯子者，有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聊苍。而史迁《仲尼弟子列传》，称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岂圣门使才乃近战国游士之所为耶。夫子贡固熟闻孔子无信不立之说者，以巧辞存鲁，似诈而不害其为信，则言语一科之为效大矣。彼纵横家者，以匹夫之口舌，而能操天下事之长短，信善用其术，曷尝不足以稍纾天下之祸。

吾甚惜通有子贡之才，而学不子贡若也。顾能与安其生同却项王之封，而秦失其鹿数语，卒从容以免汉高之烹，亦差胜于世之见利而动、临难色变者矣。且其进贤曹相国有足多者，令高帝不终弃之，其功必不出随、陆下也。后世论人才者，慨然有子贡使外国之想，通且不可得，况子贡哉。

汉武帝通西南夷论

古之君天下者，其幅陨之广狭，只视威德所能及与否，而不以兵力取也。自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洎尧之世，东西至日出入之处，而南及交趾，北及幽都，盖其政教所被远矣。《禹贡》崏山，应劭以为冉駹地，则汉时西南夷所居，已有见夏书者。犹昆仑、析支在金城郡，渠搜在朔方郡。汉时所辟地，本禹时即叙之西戎，居荒服外流沙内者也。

后以太康尸位，四夷咸畔，后桀时畎夷至入居邠、岐，于是中国始有夷患。商革夏命，共球集于亳邑，殷武之诗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而迁史、班书谓西南夷，皆氐类，非即尝臣服于汤者欤。有周之兴，庸蜀羌髳见于《牧誓》，而武帝元光一诏，亦云周之成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知西南夷地亦尝臣服于周。后王稍更陵夷，戎狄内侵，延及平王，秦襄公驱犬戎而有岐、丰，后世子孙竟并天下，天下始置三十六郡。

秦败而南海三郡为赵佗所据，闽中为亡诸所据。汉初郡国入版图者，虽仍秦三十六郡之旧，而边境稍绌于秦孝武席。文景之业，海内富庶，其雄才大略，诚不欲守其固有之土，而止建元三年遣严助浮海救东瓯，实从事夷狄之权舆。时中国元气全盛，王师所至，闽越望风而走，固其宜也。乃以得志闽越之故，慨然以唐虞成周之远德为慕，至于形之诏令，而天下遂知上意之所向，唐蒙、司马相如辈，始乘间以济其长君，逢君之恶，而好大喜功之帜乃张于西南夷矣。

且夫西南夷之地，既为三代以前臣服中国之地，则使武帝之威德诚足以及远，彼亦且献珍崩角之恐后，又何俟发卒通道为。乃蒙之说上，以通道南夷也，曰制粤，一奇也。相如之说上，以通道西夷也，曰可置郡也。以置郡为说，则是贪其土地，欲以巴蜀民命易卬、筰而已。以制粤为说，则是无夜郎固不足以制粤，何后日反以破粤服夜郎哉。况通道夜郎之明年，匈奴方入上谷，杀略吏民。揆当日时势，中国方从事北方不暇，尚能分力于西南夷乎。既以公孙宏议罢西夷，稍休巴蜀士卒，复以张骞、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数辈之说，发南夷兵以启衅且兰，虽牂柯、粤巂、沈黎、文山、武都五郡，卒继犍为而置，亦幸南粤已破，八校尉兵得移诛隔滇道者，始集其事耳。不然，亦终耗费无功已矣。至元封二年平西南夷未服者，置益州郡，而其经营于建元，再举于元鼎者，厥功甫竟罢民不已甚乎。

今沈黎、文山二郡不列汉志，盖汉志定筰即沈黎治，后并入粤巂郡。汉志崏山即文山，后并入蜀郡，崏、文声相近也。其益州郡诸县，皆今云南地。武都郡诸县错杂今甘肃阶州、秦州及陕西地。犍为、粤巂二郡诸县，错杂今四川、云南、贵州地。牂柯郡诸县，错襟今云南、贵州、广西地。之数郡者，自周以前，其地皆衅服不幸，汉武先后十余年间，勤民者三，而其道大通，遂永为中国。有产其地者，得渐摩礼义而成风俗，则巴蜀一时之不幸，不可谓非西南夷万世之幸也。夫人情以蹈常习故为不乐，而风会之日开，又天运所必至。今之通道泰西各国，且有不得已而为之，而其道数倍于汉武时者，后千百年，又将何如哉。

霍光出入进止不失尺寸论

尝疑霍光挟震主之威，推燕王仆上官，废昌邑一骖乘，而宣帝若有芒刺在背，其人必盛气难犯，雄奇过人，非规矩法度之所能限制。而班氏状其资性端正，则曰无出入下殿，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此独何欤。昔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如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苏子瞻论之，谓此其所以为子房，盖惟柔者可以屈天下之至刚，而惟静者可以宰天下之群动。莫敖以趾高覆楚师，周勃以厚重安刘，此前古得失之鉴也，于光何怪。

迹光生平事业，岂尝规规于尺寸以内哉，正恃有不失尺寸之处，故其所以成就者独大。后世动以伊、霍并称，霍之与伊，相去诚远。而孟子尝以一介不予一介不取多尹。然则光之持重于出入进止间，毋乃其细微处亦有相肖者乎。特光仍以不学失之，宜其器局终不逮尹也。今之论者，或以功高而护其短，或以后嗣之灭亡而诋其过，均之不离乎成败论人之见，而于观人之法，两无所当。夫诚知观人之必于其微，则持是道以进退天下之人才，不难矣。

冯奉世矫制破莎车论

尝读班书《西域传》，而叹汉世之立功名于绝国者，多非常之才也。傅介子之于楼兰，文忠之于罽宾，段会宗之于乌孙，以单车使者，诛名王，斩太子；而常惠以姑翼故攻龟兹，甘延寿、陈阳［汤］以郅支故攻康居之单于城，冯奉世以呼屠徵故攻莎车，皆用便宜发诸国兵，遂安反侧，为汉廷树威。吁，盛哉！

奉世矫制事，在宣帝元康元年，呼屠徵之强，不逮郅支，而过于姑翼，奉世之运奇，亚于延寿、陈汤而略与惠等，其赏不足以酬勋，则又略与延寿、汤等。而一沮于匡衡、石显，一沮于萧望之，虽君子小人之用心不同，均之足以短豪杰之气者也。望之虑后之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生事夷狄，而故抑其封，此诚老成之见，然亦思奉世之击莎车生事耶，为西域全局计耶。如徒曰矫制之不可训，则庶几近理，然亦思汉之矫制者独奉世耶。夫奉世固学春秋涉大义者。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之可也。丞相将军之议封奉世，以此岂曲说欤。厥后奉世以关内侯终，而杜钦尚以延寿之得封列侯讼奉世。前事公论之自在人心，而奇功之不泯于身后，如是夫。

贾捐之请弃珠崖论

土地、人民、政事，国之三宝，然必政事肃而后人民乂，人民乂而后土地可以永保。汉元之世，恭、显用事，关东大饥，珠崖杀吏民，此非内政不肃之明效欤。于此之时，将经营荒岛，驱无辜之民以斗死于海外，孰若专恤关东之为愈。君房之议请罢郡，不可谓非深识远虑也，顾后世有未可援是以藉口者。盖邹衍大瀛海之说，阅二千余年而始验。

古之据形胜于天下者，类于陆而不于海，其在东南下游之地，且非争雄之所，况孤悬海中、水土毒湿如珠崖者乎。故贾生请击匈奴，以其壤地相接，足为边境患也。君房之请弃珠崖，以其有之而无利于我，弃之而无害于我也。噫嘻，君房之议弃珠崖，诚是矣。而如元帝之优柔寡断，恭、显之同恶相济，仅借弃地以暂苏濒死之饥民，何救于汉之不振。罢一郡易，复文景之威业难，朝无人焉，谁与为理。特其惓惓以关东为忧，与乃祖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意，若出一辙，乌得以其晚节之误于杨兴，而没所长耶。

然则君房之言，信出于爱民之苦心，而非为后世苟且图安者开自便之路也。夫珠崖之可弃，以我弃之而无人能取之也。若明明人取于我，而其地复为举国全局之所系，徒以内不自振，欲夷视于珠崖，是匪特暗于时势，亦君房之罪人矣。尝慨海禁弛而大地之形势全变，昔之扼险在陆，而今之扼险在海。则昔之所可弃者，皆今之所可宝。起君房而处今日之天下，其建议当何如哉。

汉成帝召扬雄颂赵充国图画论

国家当人才飙奋之日，龙骧而虎步者趾相错于廷，一二将帅之臣若走卒耳。洎乎衰气乘之，举朝若长夜之酣卧，而山川秀灵，变为之闷而不发，罕产奇杰之士。于是日慨想前人之威业，以为若彼其人，吾恨不及身而见之。此古今之所同也。

汉成帝之世，以西羌有警，追美充国，召扬雄为其图画作颂，盖有高祖歌《大风》之意焉。然歌风以思韩、彭，高祖暮齿，亦稍厌兵矣。而炎汉之火德，犹如旭之初升，颂图画以思充国，于成帝之世额为美谈，而卒无救于祸水之灭火，讵惟兴替殊势，抑亦主德之昏明异欤。夫充国屯田十二策，老成之谋，惟宣帝之明为能信而用之，非然者不以为迂，则以为养寇自利而已，尚能以七十余之年立功羌虏哉。吾以是知庸暗如成帝，虽有充国而不能使竟其长也。班氏称充国学兵法，通知四夷事，此即其建树动［勋］烈之本。今未至遽无充国其才，而天下之患且百倍于西羌，瞻功臣之遗像，冀笃生之可再，吾将操觚颂之矣。

光武封卓茂论

理天下者有激厉风俗之道二：曰刑，曰赏。刑之为用，戮一人而使天下知上意之所恶；赏之为用，荣一人而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好。顾以刑威天下，不如以赏劝天下之收效捷者，非必人心尽趋利也。古来忠臣、义士与夫孝子、悌弟、信友之所为，其奋发于天性者什之五，而中材以下亦有时勉而就之者，此则非刑之所能驱，而其中有所艳也。然而亟用赏，则天下亦不化，何也，耳目所习熟之事，非人情所震动，积之既久，众且以爵禄为不足贵。故用赏以激厉风俗之道亦有二：风俗厚，则赏之所及先及于众意中所必急赏之人，餍其心也；风俗薄，则赏之所及先及于众意中所不必急赏之人，革其心也。

自新莽篡汉，汉廷旧臣腼颜仰以事莽者踵相接，礼义廉耻几无复存者，而卓茂以不仕莽名重天下，此非西京之硕果欤。光武以萧王恢复汉业，将欲扫新莽之敝政而一空之，非敦崇节义则治道不昌。然即位伊始，海内未定，臣民之延颈以观新政者，度未必以一遗老之升沉，为有关天下之大计，乃必先诸功臣而封茂者，意在震动天下，而非谓茂之才果出诸功臣之上也。且夫茂仕哀、平之世，一循吏而已，其行已在清浊之间，固亦未尝以清义自矜，至建武之初，年已七十余，欲以其畴昔之宽仁恭爱，与中兴诸臣角才能于群雄虓呼、倥偬不暇给之日，吾知其不逮。而光武封为褒德侯，下诏独称其束身执节，为人所不能为，盖以为激厉风俗之道，必于茂乎始，茂之所长，正中兴诸臣之所短。诚使中兴诸臣舍其披坚陷锐之能，相与振兴一代之风教，又知其首于茂也已。然则中兴诸臣以有功赏者，众意中所必急赏之人也，茂以无功赏者，众意中所不必急赏之人也。以众意中所不必急赏之人，而受赏于诸功臣之先，则上意之所向可得而窥，而翕然以上意之所向为向者，不且如晨风郁林、鱼龙赴壑也哉。於呼，后之用赏者，其亦如是可矣。然而仅用赏则天下亦不化，何也，理天下者，又自有表率风俗之道在，而非仅恃区区激劝已也。

冯异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论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以屯继乾、坤，何哉，自天地生人以来，多忧患之境，而因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自氓庶以上，达于天子，皆以安乐为祸，而以忧患为福。然则天下虽已安已治，而竟曰安且治者，仍贾生之所谓非愚则谀也。

新室之末，人心思汉，如渴之望饮，饥之待哺。光武起春［舂］陵，捷昆阳，王郎、刘盆子、刘永、彭宠、秦丰、刘纡、张步、李宪、庞萌、董宪之属，以次降灭。建武之六年，海内亦稍定矣，维陇、蜀犹劳帝心耳。冯异自关中入朝以诏，述芜萎亭、滹沱河之前劳，遂规帝以无忘河北之难。史称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罗，总榄［揽］权纲，乐不为疲，其能信不忘者欤。韩非有言，战战栗栗，日慎一日。由此说，则国安于磐石而寿于箕翼，尚有不测之患中于其所忽哉。

宋之南渡，亦号中兴，而笙歌土木，酣嬉于西湖，汴京之难等浮云之过目，就令韩、岳诸将竟犁黄龙之庭，而朝野晏安，亦乌能九［久］夫。罪人有时而歌，狂者有时而舞，纵乐于颠危之时，何以异此。彼其履难而忘也，亦岂真智识之不若人乎。善忘者至桀、纣之忘其身而极，斯固圣人之所痛也。於乎，以安且治之天下，而仓率之难，或萌芽于一二人之心，乃其骤发，则豪杰无以善其后。无他，彼所谓安且治者，仍贾生之所谓非愚即谀也。顾仓卒之难时有，而光武之不忘难，其盛德已卓越于千古，则乌得不私心异幸，以为光武之盛德庶几其复睹于今日哉。

房玄龄问北门营缮论

《周官》阍人、寺人属于冢宰，使内廷无乱政之人，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秦、汉之际，隶内官于少府，外廷犹得与闻宫中之事，然《周官》之意亦浸远矣。惟诸葛武侯相蜀，使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咨攸之、袆、允三人，为得三代遗意。故黄皓终允之世，位不过黄门丞，此岂非行周礼之效欤。

唐之有少府，殆犹绍秦、汉之制，而既分宦寺为北司，遂使北门之事，不关白于南牙。夫南牙宰相，政事之所从出也，以宰相之权之尊，而房玄龄问少府少监以北门营缮，太宗至让之曰，何预君事？竟以为玄龄为仆射时，尝以其亲览谍讼，饬尚书细务属左右，亟大事关仆射，固欲务崇大臣之体，而不使以苛察细务为能也。今此之让，亦犹是而已矣。於乎，讵知流弊之未有穷哉。肃、代以后，宦官之祸与藩镇相终始，论者谓李辅国之用事，实为乱阶，而不知其阶于宰相之不问北门事也。

如但以北门营缮言，当贞观之世，度必无过于奢靡之事。十一年飞山宫之作，其制既不可得闻，后此营玉华宫，亦务为俭约，惟寝殿覆瓦，余皆茅茨，则知玄龄之问，正长孙后所谓小心慎密之一端，必谓预防太宗之日趋奢靡而问之。则彼两宫营作时，何不闻玄龄以一语进谏，而惟区区小营缮是问哉。然自太宗以此让玄龄，而为宰相者几谓南牙政事之外，举非所宜预，而北门之事乃渐不可问，此所以祸随日积，而肃、伐［代］以后宦官之势遂披猖而莫之制也。自古国家隐患多萌于极盛之时，谅哉。

郭汾阳单骑见虏论

有战将，有大将。战将小勇，大将大勇。小勇勇以力，大勇勇以心。唐仆固怀恩之叛，一再引强虏入寇，泾阳之役，汾阳以军万人，当吐蕃、回纥、党项、羌、浑奴剌等三十万之众，其不能以力胜也，不必蓍蔡而可决也。顾身率铠骑出入阵中，而回纥惊令公之神，斯有可攻之瑕矣。汾阳以为彼回纥者，固助讨安史有功者也，今之来寇，徒为怀恩愚耳，我第折回纥之心，藉其力以制吐蕃，而彼余寇者，固易了矣。免胄见其大酋，匪特以诚相感，亦谋定而行也。回纥方以令公为不复存，而令公竟存，则三十万众怯而单骑勇。单骑之勇，心勇也，非力勇也。即彼三十万众之怯，怯于我之心勇，非怯于我之力勇也。谈兵者动谓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夫必战而始胜，则其机危矣。独汾阳知彼知己，不战而亦胜，其真不愧大勇矣乎。

今之驭彝者，不惟智不足以知敌，而敌反足以知我。知我之能怯不能勇也，则片言胁我，如所欲以去；知我之外示勇而中仍怯也，则多方尝我，仍如所欲以去；以我之一日战而不胜，致胁我尝我者之纷杳［沓］而前，类皆不战而胜。而我徒外饰战备，若将以力抗，而卒无坚忍之力与之久持，且以不得已而养兵之故，渐至剥削元气以离散天下人之心，而实未尝收一兵一骑之效，是则可为长太息者。

杨炎变租庸调为两税论

法之积久而必变者，时为之。人之常情，非今是古。马贵与谓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而推及古今异宜之故，庶几其异于常情者欤。虽然，租庸调之法，信良法耶。信良法易为，至于开元而遽敝日清，陆宣公尝议之矣。此时弊，非法弊也。宇文融复之于明皇之时而甚艰，炎废之于德宗之时而甚易，法不胜时，其昭然矣。然则租庸调之不得不变而两税也，犹井田之不得不变而阡陌也。以废井田责鞅，而不深考春秋战国之世变，以废租庸调责炎，而不深考开元以后之世变，岂通哉。

世之右租庸调而左两税曰，租庸调近古，两税不近古而已矣。夫近古云者，有田有租，有家有调，有身有庸，诚布缕粟米力役之征之遗意，而用一用二用三，孟子慨乎言之也。如彼不古云者，户无主客，人无丁中，徒随民之有田者税之，合夏输、秋输而为两，其法创，其意实，苟而后之有天下者遵行以迄于今，虽圣人复起而不能易也如此。此则仍时为之，而非法为之也。於乎，令法有权而时无权，则新莽之泥古法也，亡矣，安石之泥古法也，罪矣。权在法乎，在时乎？今［令］时有权而法无权，则鞅之变法也，大效矣，炎之变法也，小效矣。权在时乎，在法乎？而要其变而效焉者，必规时以制法，往往任万世之过，以就一日之功，毅然行之，绝无所瞻顾于其间，而其法亦不过便于民焉而止。吾甚愿谈变法者之勿戾时也。

唐德宗行税间架、除陌钱法论

国疲于兵，则民困于敛，自古而然。要亦事势之所迫，而无如何也。苟不至于比户而税之，逐物而税之，则民之愁且怨也，未遽以从乱为乐，而祸机之伏犹在隐微。

唐德宗之世，海内骚然叛者迭起，养兵之费月百三十余万缗，判度支赵赞乃奏行税间架、除陌钱二法，盖与前所行竹、木、茶、漆诸税，同非得已。顾行之仅数月，而泾原悍卒以饷赐不如志，得藉口以煽乱长安市中，而其法遂罢。是则非仅不得已也，及其乱也而已，之孰与未乱而勿议行之之为愈乎。考二法之弊，莫□［剧］于赏告；赏告之弊，莫剧于钱不出官而皆出坐者。既比户税之、逐物税之，而复益以数倍、十数倍之罚，民其堪乎。又况琼林大盈，库储充实，而吮民之膏血，不少留余力至此，民其能忍乎。

於乎，今民之庇于宽政也久矣，积晏安以成偷惰，或未暇省及国家德意之深厚。制复之理，固若循环，履霜坚冰，其来也渐。吾其愿计臣之毋师赵赞而天下之毋见经［泾］原兵也。然而国既疲矣，民安得不困，姑纾其力，庶患可弭乎。天下之毋见经［泾］原兵，则仍在计臣之毋师赵赞。

陆贽请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论

兵事孰急，曰审势为急。审势孰急，曰地势为急。是故将兵者贵择地以处兵，将将者贵择地以处将。唐都长安，则河东、河南二道为关内之门户，而河北其藩离［篱］也。德宗之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归蔡州，复寇襄城；而马燧方请济师河北，是犹盗贼在门户，而其守望之奴隶徒喧呶格拒于藩篱，欲不丧其主人之赀财，讵可得乎。

宣公以为幽燕恒魏，势缓祸轻，汝洛荥汴，势急祸重，其料敌决胜之策，具在本传。其请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者，意在稍撤河北之精骑选师，以注力河南，固亦非置河北于度外，以筹所急而遗所缓也。考其时河东、泽潞、河阳、朔方四军屯魏县，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剑南、岭南诸军，环淮西之境。芃将河阳军，而怀光将朔方军，以朔方军屯魏县，盖西师而远戍于东，非计之得者。河阳虽河北道孟州之县，在东都之东北，相距仅一河；襄城则河南道汝州之县也，汝州在东都东南，而襄城又在汝州东南。希烈尝陷汝州，则其窥东都也久矣。诚用宣公策，驰檄二李，使芃自东西返，怀光自北渡河南下，以犄角之势支方锐之贼，厚集援于河南而希烈夺气，遥树威于河北而田悦、王武俊、朱滔亦因之褫魄，则建中之武功不必其在他日元和下也。

乃德宗不之纳，诏发泾原等道兵，未纾襄城之难，先酿京师之乱，卒不能不告急于魏县行营。而怀光既奔赴长安、奔赴章天之不暇，芃亦不得已而还镇，马燧亦不得已而归河东，李抱真且不得已而退屯临洺。襄城以食尽陷，汴、滑随之。希烈稽诛，怀光又反，一子误投，而满局遂纷纷矣。然而兴元之诏，骄将悍卒，闻之挥涕，反正之功，实维宣公是赖。德宗而早三致意于宣公驭将之数言，岂其辱于奉天。

李绛议魏博不必用兵论

用兵之法，在熟权天下之大势，而不可轻试其锋。轻试其锋，则在我既一发而不能收，而其蓄异志以伺我之隙者，反得结成唇齿之辅，以互煽其焰，而我力之不能兼顾也决矣。此自敝之道也。

唐藩镇之横，古未之有。宪宗之世，刘辟、李锜辈相继夷灭，其势稍沮。时则惟郓、蔡之患为亟，余未暇及也。田氏自承嗣据有魏博，相传四世，垂五十年，其包藏祸心固亦不异于诸镇，然自季安侈汰，锐于杀伐，众心渐离，其亦无能为也，已怀谏请袭节度，逆谋未露。而李吉甫遽议讨之，此不驱之为淮西之助，即迫之为平卢之援也。

绛之言曰，怀谏乳臭，必假权于人，权重则怨生罪，所归必在宽厚简易、军中素所爱者。何其宪事之密而烛几之洞也哉。未几田兴果立，魏博听命。绛复深思远谋，厚结其心，则知绛之不欲用兵于魏博者，非特逆料魏博之不足劳师，而并欲用魏博也。用魏博奈何，日［曰］用之以张平蔡之翼，用之以蓄剪郓之爪牙，用之以寒方命诸藩镇之胆，而即隐以诱效顺者之心。夫用兵而用于兵机之已动者，胜败之数均焉者也；用兵而用于兵机之未动者，有百胜而无一败者也。

方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吴元济未反也，李师道袭东都之兵未发也，而绛已预收一田兴以为他日之用，此岂有所惮于魏博而姑为牢笼之计哉。前吴少诚病，绛已画取蔡之策，虽桀骜如王承宗，而犹欲赦之使立蔡功，则此日魏博之帅，即无田兴之贤，而绛固有驭之之术矣。厥后元济之诛，兴之子布数有功；师道之诛，兴与宣武等五节度并有功。兴固贤矣，非有绛之深谋，亦岂能乐于效命至于此乎。然则禽元济者，李愬也，而实非李愬也，裴度决之而绛已筹之于先也；克师道者，诸节度也，而仍非诸节度也，李逊发其诈而绛已得其制命之人也。

向使郓、蔡未定而轻用吉甫之言，劝兵魏博，无论兴之高节必无以自陈于朝廷，而他镇或乘间窃发以肆其不靖之志，则天下纷纷，何功之有。於乎，用兵而不用欲为吾用者之力，徒恃吾力未瘁，委士卒之命以尝试于锋刃之间，虽徼幸以得志，其可继乎哉。

石敬瑭割幽、蓟等十六州赂契丹论

帝王之业，古未有假手于人而苟焉集事者也。假手于人，则先有所不足于己，而国之成败兴废，将听命于与我者之一喜一怒。凡与我者，所以取偿于我，与我所以不得已而偿于人者，分也，非过也。然以苟焉集事之故，而至人以取偿于我为分，则以是成者，必以是败，以是兴者，亦必以是废。

何言之？五代之主，无一取天下以正者，而石敬瑭为明宗爱婿，徒以素不协于潞王从珂，甘于父契丹而仇唐，是先以无耻之心自待，而将行险徼幸于天下之大器也。方其求救契丹，令桑维翰草表，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刘知远逆料其为中国大患，识见诚出维翰上，特既以父事为太过，而独不以称臣为非，则犹以五十步笑百步耳。迨敬瑭仗契丹以亡唐，而复为契丹所立，斯时虽欲食言，其可得乎。况敬瑭本发于意之所甘，而未尝自以为失计乎。彼其意岂不谓土地本非吾所有，但得志于从珂，十六州安足惜，父事彝狄安足辱。噫嘻，苟且目前而贻天下后世以无穷之戚，彼敬瑭固不足责，而彝夏之变局则自此极矣，又乌能无恶于敬瑭也哉。然则石晋之亡，不亡于背契丹之时，而早亡于割地之时；敬瑭之误，并不误于割地之时，而早误于约契丹以割地之时。

观契丹主谓敬瑭曰，吾三千里来赴难，必有成功。其未得十六州地，去中国国都尚远，而易唐为晋，如运掌上，益以晋赂虎其翼矣。厥后出帝之世，大举入寇，先取大梁，遂以制中国之命，其祸至宋而未艾，至辽亡于金而弥烈。议石晋割地事者，竟坐维翰以误国之罪，虽曰刻论，而推原祸始，实无可逃；然而成败兴废之循环，则又不存乎此，而仍视其国之能自强与否。自强其本根也，疆土广狭其枝叶之荣瘁也，夫不见十六州之复为中国有哉。

吕蒙正分门类疏记人才论

世之所以翘才，与才之所以自贡于世者，用各有当，如人之有口、耳、鼻、四肢，各别其所能，而惟心之所使。使必强四肢以辨味、色、声、臭，口、目、耳、鼻以代手足之掉运，则其势立穷。昔宋吕文穆自谓能善用人，而其预记人才也，预分门类，储之夹袋，其真得相臣之度矣。国之有君犹人之心，相则心知觉也，庶司百僚则口、目、耳、鼻、四肢也。有善用人心相，斯庶百僚各别其所能，而惟相之所用使。周公之训词曰，无求备。孔子称君子不器，而论君子之使人曰器之，小人之使人曰求备。

今之操用人之柄者，方痛人才之匮乏，而亟思所以造就之。顾其所以造就之者，先挟一求备之见，以绳天下之人才，将使人人尽为不器之君子而后快，意非不厚，其如居人于君子而几自居于小人何，然犹曰造就人才，其术固与用人有间。亦思今之一人而兼数官，一官而兼数事者，果皆其素所习也哉，漫无区别而姑一试之，且无一不将姑试之曰庶亦能称职者，欲国事之无敝，得乎。

宋理宗制训廉、谨刑二铭戒饬中外论

君人者，将欲跻天下于泰平，以实不以文。异哉，理宗之制二铭以宣示中外也。其文耶，其实耶。夫理宗在位四十年，始任史弥远，继用贾似道、丁大全，排斥贤人君子殆不遗余力，虽无敌国外患犹虑其不支，矧积弱久而蒙古且骎骎盛乎。而甲辰之春，乃有此训廉、谨刑之铭，此与壬辰润［闰］九月之避殿减膳撤乐，丙申四月之下诏罪己，壬寅十一月之诏求直言，同归于无实而已。意其时西山真氏之《大学衍意》，稍有所动于其胸，而谬欲自拟于汤盘日新之意，未可知也。然彼尝好周、程、张、朱之学矣，且能益尊显其人于身后矣，而用人行政，若不辨黑白者，然董宋臣逢迎于内，而梅堂、芙蓉阁、香兰亭纷纷以起甚至豪夺民田，招权纳贿，何廉之能训。向士璧之见杀，吴潸之暴，皆由似道，而倚腹腔心，俾得肆其蛇蝎之平，何刑之能谨。藏身不恕，而欲喻诸人，可乎哉。申公有言，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理宗之才，不逮汉武万一，而其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则又过之，宜其言愈多，而所行弥不足观也。故曰，君人者，以实不以文。

戚继光平倭寇论

尝读兵家书，至《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纪实》九卷、《杂集》六卷，而欢戚家军之名闻天下者，非倖也。明嘉靖中，倭寇之横矣，继光累战有功，俞大献［猷］、刘显辈未之能匹。要其用兵无他术，号令严、赏罚信而已。夫失律之将不戮于国，将之所以不可用；失伍之兵不戮于将，兵之所不可用。继光以临阵回顾斩其子，则虽有孱兵，其畴弗蹈水火而若履平地也欤。区区倭寇，曾何足平。

然而，继光之剿倭则所向克捷，其将兵镇北边无赫赫功者，何也？坚于守而敌不能我犯，其功乃百倍于战胜。李成梁之将略其不逮继光远矣，而功多于继光，则战胜者贵乎，敌不犯者贵乎？然而倭寇之平，固未始不以战胜为继光功，又何如也？彼汪直等之句倭以四扰也。寇自外至，而实由内召，非大创之不可得而骤平，又官卑非以坐镇为能，飙发电举，其积威也以渐。后之镇北边而敌不犯，正券于前之所向克捷也。

吾慨夫倭寇之在明，犹有继光以折其气，今之披倡甚倭寇者，将并非继光之所能折其气，则又欲将兵者尽如继光之镇北边焉，使敌不我犯，则幸矣。

楚子文毁家纾难、汉卜式输财助边论

事有能人之所难者，虽非庸行，君子所不忍訾也。自人情如私其所有而风俗日薄，后礼义廉耻而先衣食积之也久，则居官者嗜名而兼嗜利，视其家之肥瘠重于国之休戚，而忠荩之臣乃什无二三；居乡者嗜利而不嗜名，视其财之盈绌重于身之荣辱，而慷慨之人乃什无四五。於乎，天下事之不坏，其可得乎。

若楚子文之毁家纾难，汉卜式之输财助边，皆能人之所难，而论者往多子文而少卜式。窃以为子文功在楚国，津津乐道其毁家之事者，犹窥豹于管而见其斑也。其不满意于卜式之输财者，谓其足以坚汉武开边之志，亮非无识，然必自量能如卜式之轻财，则始可议卜式矣。夫子文楚相，而卜式汉民，相之与民，其于国轻重何如哉。子文之毁家，非有所甚不爱其家，且实有所甚爱于其家也，国不完而国之重臣能独完其家者，殆未之有。毁家以完其国，则其毁也暂，而其完也永，此正子文之长于完其家也。而浅人顾以是奇子文，毋乃不自省其身之在地，而诧星辰之高欤。彼卜式者，河南一牧羊人耳，既数分其产与弟，而复愿输财之半佐天下用兵，以风富豪之争匿财者，义行于家而推及于国，讵曰以利易名已哉。令后世之雄于财者，尽人金铸卜式而事之，天下尚患有不集之事耶。矧其位御史大夫时，以主罢盐铁船算为上所不悦，则其于取与之果，固乐多与人而不乐多取者。汉武以其欲寡取也而不悦，则向之所以悦之者，亦不在义矣。而究不得以汉武之失，并疵卜式也。妄人顾不以是卜式，从而非笑之，又毋乃不自省其徒手之逸而讥负担者之以劳糊口欤。

要而言之，大臣而人人子文，则国无不治，富民而人人卜式，则国无不强。所不可券者，臣家臣毁之，其也偶，而君或强臣以毁家，则非正。民财民输之，其事也亦偶，而君或强民以输财，则非正。至于狂愚之臣，构成国难，而即为亡家之媒，顽劣之民，酿成战祸，而藉为撄财之地，卒之其家既毁于贼民，而举朝之臣几无一人焉不毁其家，其财尽输于敌国，而举国安分之民，几无一人焉不输其财。世变之大，莫此为甚。恐子文比肩，卜式接踵，尚未易搘拄于其后，奚暇较量古人之短长也哉。

张留侯不谏易储、王魏公不谏天书论

一言而关系天下之安危与万世之是非者，皆大臣之事也。明知其言之决无益而强言之，曰戆；明知其言之未始无益而弗敢言，曰懦。然二者相权，豪杰之士，愿其为戆，不为其懦者，则以苟欲毋戆，必我所以宪事之识诚有大过人者，而后可默默以自处；苟或失之懦，则虽他事之有裨国计者固多，而即此一念之瞻顾，不惟负国，且为身心疚也实大。

昔张留候［侯］、王魏公名炳汉、宋，而世不以不谏易储事少留候［侯］，独以不谏天书事少魏公，何哉？留候［侯］从高帝定天下功成，韩、彭醢，萧候［侯］囚，留候［侯］方托道引之术以自晦。高帝欲易太子，廷臣如周昌、叔孙通辈争之不可谓不力，而卒无以觉悟上意，信有如留候［侯］所云，难以口舌争者。度留候［侯］此时，即无吕泽之要，亦未尝不深思远谋，日画定太子之计，顾思之未得其术，则必不轻为无故之呶呶，以取嫌于猜忘之主。四皓之策岂仓卒要劫时所能定哉，盖虑之者预矣。司马公讥其为子植党以拒父，而无子房、无此事，则是子房转泰然于不谏也，何忠于韩而薄于汉若是，此未知子房之善用权也。

若魏公之事则不然。方王钦若以邪说导真宗，真宗曰王旦得无不可，则真宗意所顾忌者，一魏公耳。令魏公独持正论以辟之，其势当立阻，而乃撙酒美珠，遽关其口，此必其养于中者未足，而利害之见能摇其心也。且夫美珠之赂，魏公以为惮己而赂之欤，以为市己而赂之欤？如以为惮己而赂之，则反其珠可也，面陈其事可也，即君贶为不可辞，拜其赐而仍侃然匡赦其失焉可也；如以为市己而赂之，则上以利市其下，下即以唯阿应其上，天下事当可问哉。从君于昏，陷身于不义，稍一委蛇，遂为相业之瑕，削发披缁之命，悔无及矣。

窃尝综汉、宋当日大势而计之，高帝竟行废立事，则孝惠之贤，将为扶苏续，而其祸更烈于诸吕；真宗不行封禅事，则咸、景之政，不为祥符累，而其业不亚于太宗。以魏公处高帝之世，揣其平日立朝之意，断不忍坐视易储之乱，而亦不能如留候［侯］之巧于弥缝。以留候［侯］处真宗之世，揣其杜门引疾之意，亦不乐与议天书之妄，而必不至如魏公之苟焉附和。留候［侯］不谏易储，而易储之举终自留候［侯］沮之，其功实出周昌、叔孙通上。魏公不谏天书，而天书之出，不啻魏公赞之，其罪实不在王钦若下。於乎，留候［侯］固不失为智士，魏公其未得为纯臣乎。

《新唐书·地理志》详载渠堰之利论

顾氏《日知录》云，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好攻新书之失者，谓新书并旧志《礼仪》、《音乐》为《礼乐志》，而增一《仪卫志》，又别增《选举》、《兵》二志，非尽仍旧书之例；渠堰之利，详载《地理志》，疑不如别志《河渠》之允。不知《史记》之有《河渠书》，《汉书》之有《沟洫志》，实皆一河为纲。唐时未有河患，无大兴发，酾渠设堰，特事之琐琐者耳，不足立专志。然而渠之为利，足以溉田而运漕，堰之为利，足以蓄水而御水，民命于是乎寄，国用于是乎取给。以不足立专志之故，而并此渠堰之利而没之，则一代之农、工二政，将于何而考稽焉，讵非史氏之憾欤。虽列传、《食货志》中时亦散见一二，又何如条分件系于其县之下，使览者寻行而易晓也哉。史家有附传而无附志之例，载渠堰于《地理志》，欧公之创为附志例也。

新书以事增文省自多，而刘允城讥之以为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窃谓此议但可施之于纪、传，而未可施之于志、表。志、表皆欧公手定，颇存马、班旧法。即以《地理志》与旧志参观，视刘晌［昫］之仅详建置、沿革，其优劣何如？顾氏称其详而有体，殆非溢美，又何能执允城之说以议之耶。大率新书省文之弊，在于词涩；而史之志地理，本无取乎华瞻。新书增事之弊，在蒐及小说，以致猥杂；而郡县之有渠堰，非若邑之名胜，文人或引以为谈助，而渐致失实，其所来取，度不外志乘之书，断可徵信。矧此渠堰之利，尤民命国用之所倚赖，而史氏所不宜简略者哉，则诚无以易乎顾氏之说也已。

傅介子、陈汤论

古来权略之士，偶一自效，而立就赫赫之功者，非特其才足以应变也，盖必熟审乎当国者之能用我与否，以决我计之可不可，而绝非苟焉尝试以徼一时之幸也。

傅介子、陈汤同立功于异域，而介子斩楼兰王，白于大将军而后行，汤之用兵于郅支单于，不乐奏请而甘受矫制之罪，夫岂介子之权不足，而汤之必欲行其权欤。元凤之时，霍光用事，建昭之时，匡衡与石显用事。光之能用介子，而衡、显之不能用汤也，固不待蓍蔡而可券矣。迹其成功之难易，介子所为，一游侠者之所能，而汤之所为，以拟卫、霍之功殆无多让。乃介子不逾年而受封食七百户，汤及甘延寿越三年始封，而仅食三百户，虽亦汤之贪而无行，有以自取，衡、显独何心哉。汤之告延寿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举朝泄沓之状，若以此数语者，铸鼎而象之。令彼值霍光之世，亦何乐不为介子之请耶。观介子欲诈取龟兹王，而光谕以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则介子之功，光之功也。而衡、显之沮抑汤功，反以生事蛮夷为词，不诚足以短豪杰之气乎。於乎，傅、陈之才，犹非世之所罕，而霍光不数遇，衡、显方接踵于天下，徒令才若傅、陈者不获自效于时，而愤世者致有乏才之叹，可悲也夫。

韦处厚、李绅论

唐中叶之相业杰出者，惟李长源、陆敬舆、裴中立、李文饶数人而已，余皆非身系天下之安危者也。韦德载相文宗，李公垂相武宗，所建树固未足与数人者埒，然核其生平行事，盖不可谓非有唐之人才。

韦官于宪、穆、敬、文四朝，李官于穆、敬、文、武四朝，才相俟，而器量则韦优于李。李以文艺节操见知，屡为怨仇所排，卒跻显位，而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身殁而坐吴湘之冤。其厄于李逢吉也，实倚韦之申救而免，不然亦早殆哉。韦姿状若懦，而廷争不可回夺，刚于御吏，而推择官材，往往弃瑕录善，此岂壹务威烈者所能望乎。其为相也，澄别流品，肫肫以近君子远小人为言，又倾心裴中立，始讽敬宗以不能用，继勖文宗以久任，以人事君，此之谓矣。然而太和初政虽号清明，李同捷、王廷凑之乱未获及身而定，则救时之略，或少短欤。李刺滁、寿二州，去虎暴尹，河南恶少望风遁；节度宣武，蝗不入境，拟以汉之循吏，差可无愧。及其入相，徒充位耳，则亦黄霸之流也。意者文饶当国，会昌之气象已赫然超轶太和，即伴食门下无伤乎。夫天下之安危在相，既相矣，而不为天下安危所系，则非天下才。顾不为天下安危所系，而所乐与共事之人尝系乎天下之安危，则其才犹不至绝无益于天下。韦乐与裴中立共事，数引以为重，而中立既老病，则文宗朝不可无韦。李则文饶所引与共事者，而文饶功业方盛，未易颉颃而侪伍之，殆非武宗朝必不可无之一人。韦终于相，李罢相而仍镇淮南，则韦之才足治内，而李之才足治外，可知也。而论唐中叶之相业者，尚曰非天下安危所系。於乎，相也，而身系天下安危者，几人哉。

汉萧何，唐房玄龄、杜如晦，宋赵普合论

大臣之功过，以心之公为出入，而一代佐命之杰，则必无无功可录者。故吾于汉之萧何，唐之房、杜，宋之赵普，不论其功，论其过。

何事高帝，能以功名终，庶无过矣，独其治未央宫，壮丽则秦阿房之续也，遭帝怒，而又进天子重威之说，乌足训万世。而以普之治第京师絜之，则何公而普私。房、杜，儒者气象，非刀笔吏埒，而其赞成临湖殿之事，岂善处人骨肉之间者乎。责备贤者，畴曰非过，顾情势近迫，藉不出此，则唐社危。以普之构成秦狱絜之，又二人公而普私。普自号以《论语》佐太平，而不免为患得患失无所不至之鄙夫，其他勋业复焉足道。

或曰，何先后用客计释帝疑以脱祸，亦曷尝无得失之见介其胸，奚为而苛责普。曰，何之求自完也，自污且不惜其心则可哀矣。普以卢多逊之毁，请备枢轴、察奸变，因是以图报复，至波及亲藩，苟有人心，安忍为此？充其极，可操、懿而杞、桧也。即其谏讨幽、蓟，略与玄龄谏高丽之役等，不可谓非忠，然而彼竭诚于垂殁，此纳规于再相，其为难易盖判然矣。矧其为政也专而多忌，且屡短微时所不足者，视何之荐参自代，房、杜之同心辅政，及房之久处要地，不吝权于新进，能毋怍欤。吾于是益信君子小人之界画，只争此为公、为私之一间也。吁，微乎哉。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论

窃尝纵观前代治乱之迹，而以为嬴秦者，古今风俗厚薄之界也。自七雄恶周制之害已而去其籍，文字异形，车途异轨，教令哤杂，奸伪萌生。洎始皇并冠带之伦，燔经坑儒，四维遂绝。陈、项奋呼，秦失其鹿，高帝入关，屏除苛禁，传至文景，海内粗安，号称富庶。徒以承秦之敝，制度文物，悉由苟简，唐虞三代之治，遂不可复，匪惟用人行政之故，盖亦时代使然。然班孟贤赞景纪，竟以汉之文、景拟周之成、康者，臣子颂扬其君，固不以溢美为嫌，而不必尽究其实也。

周自后稷封邰，公刘迁邠，太王居歧，积德累仁，至于文、武，越夏、商两朝，始受天命。继以周公制作之才，外抚殷民，内兴礼乐，成王、康王始安坐而享其利。王业之成，允哉难矣。

汉高以泗上亭长，五载而定天下，从古帝王盖未有受命若斯之易者，此迁史所谓天也。孝惠蒙业未久，而母后临宇，平、勃之能，不如周、召，产、禄之祸，烈于管、蔡。于斯时也，天下之势殆哉岌岌。孝文入继大统，持之以恭俭，与民休息，世称令主，而治宗黄老，不崇儒术，振兴文教，谦让未遑。景帝遵孝文之恭俭，而晁错导之以刻薄，老、庄之弊，流为申、韩，薄后太子之废，周亚夫之不食，皆其验也。然则以景视文，盖犹未能同年而语，况其上乎。特其前后数十年间，破觚斫雕，民返于朴，吏治烝烝，几致刑措。圣人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岂虚言欤。夫以孝文之质之美，后世守成令主，如唐之太宗，犹多未逮，宜非景帝之所敢望。

诚使高帝创业之始，佐命诸臣固非屠狗贩缯之辈，而议礼定朝仪者，亦稍胜于叔孙通之徒，则虽二帝三王群圣人之道几为秦火所烬，而百王之礼至周大备，访求遗老，必有能言其一二者，周监二代而汉监于周曾是，传及孝文，辅以贾生、王佐之略，而风俗之美，犹不能追纵成、康。乃高帝既沿秦制而孝文无复古之大志，景帝又值七国之变，至孝武稽古右文，仍不敌其穷兵黩武之意，卒至府库虚耗，盗贼蜂起，虽雅重儒术，转不如文景之世，犹收黄老清静之效。自是以后，六经几无实用，徒开俗儒聚讼之渐。论世者以三代下治不古，若不得不归咎于秦人之坏法，此尤可长太息者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论

治国之道，未有内不治而外能治者也。以一国言之，则四境为外，宫府为内；以宫府言之，则府为外，宫为内。府事皆宫中所得预，而宫中则人主所宴息之地，宦官、宫妾所以伺意旨、窥喜怒之地，其事非府中所得预。是故一或不谨，则近幸由是而作奸，朝政由是而日舛，敌国由是而生心，疆土由是而侵削，其甚者社稷即由是而倾覆。语云，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此之谓也。武侯进《出师表》在后主建兴五年，其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而继之曰，陟罚藏［臧］否不宜同，又曰，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者。计是时政无巨细，咸决于武侯，府中之事必无偏私之法可知，武侯意所惓惓者，宫中而已。

《蜀志·董允传》称亮将北征，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盖后主暗弱，武侯窥之已深，而其嬖溺宦寺之心，已萌芽于是时。他日黄皓之祸，固武侯所逆料而先事预防者也。《允传》称皓终允世不敢为非，至允卒而陈祇代为侍中，与皓互相表里，皓始得与政事，则武侯所为任允以官［宫］省之事者，信有以格后主之非心，而特不料允之先后主而卒也。老泉咎管仲之死不能荐贤自代，以成竖刀、开方、易牙之乱；若武侯者，可谓能荐贤矣，而卒不能使后主免于黄皓之祸，国之存亡，岂非天哉。

或曰，武侯既逆料黄皓之为祸，则当日武侯之权，岂力不能诛皓者，与其责允等以匡主之事，何如锄国恶于未蔓之年。呜呼，大臣谋国，亦引其君以当道已耳，安能屑屑焉较量事后之得失乎。令允等而在，虽百黄皓何损于蜀，苟无才足以制皓者，则如后主之暗，一皓去而如皓者方接踵以至，亦乌能悉数而去之。且皓之专权，自景耀元年始，距武侯之没二十余年，距武侯北征进《表》，时且三十年，不识武侯时宫中已有黄皓其人乎，抑尚无黄皓其人乎。陈《志》简略，不详皓事始末，固未可知也。特武侯时虽无黄皓其人，而后主乐亲小人之意，必有隐露于宫中所陟罚之人者，所谓不宜偏私，殆即谓此。

大凡暗弱之主，有失之宽，无失之严。武侯治蜀尚严，而后主独于宫中反行其道，则宫府之不能一体断然也。彼府中之人，非即所称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乎，顾使闻宫中之陟罚不尽同于府中，则豪杰之士畴不为之恢［灰］心，讨贼之无效又可决已；况宫中之陟罚不明，将不止于讨贼之无效，必如黄皓之覆国而后已哉，而后主卒不悟，悲夫。(www.xing528.com)

厚韩亲魏以摈秦论

纵约之败，秦并六国之机也。而从［纵］约之所以必败，则以苏秦非能一纵约之人也。秦之说赵肃侯曰，秦不敢举甲兵而伐赵者，畏韩、魏之议其后也。其为洹水之约，秦攻一国，五国各出锐师以挠之。意以为秦所欲攻者，莫如韩、魏近，六国之势一，而后韩、魏可以支秦；韩、魏可以支秦，而后山东诸侯不至遍受秦祸。厥后陈轸说齐合三晋以摈秦，所见亦与秦同。子由作《六国论》，祖秦、轸之意，发为厚韩亲魏之说。窃谓子由之说，六国时纵人皆能道之，即横人亦能见及之，远交近攻，正所以破厚韩亲魏之势也。以一离六，自聚而散，其势易；以六当一，自散而聚，其势难。是故横人有效而纵人卒无效。观苏秦相六国一年，而秦以韩、魏之师伐赵，纵约遂解，亦可见当时六国之君类无不狃于功利，而绝无深知大计者矣。

然吾不深咎六国之君而咎苏秦者，何也？秦有能一纵约之才，而无能一纵约之学。其挟策以干赵也，揣摩简练，不过为金玉卿相计，且始以连横说秦，不合于秦，乃不得已而言纵，曷尝以天下之治乱系其胸哉。迨纵约既解，请使于燕而去赵，复伪得罪于燕而奔齐，意欲弊齐以为燕，此不惟不足以信六国之君之信心，而先自为六国之蠹，欲横人之无逞志也得乎。

然则以苏秦之舌，而济以孟子之仁义，其能见信于六国之君乎？曰未必然也。孟子游梁、游齐，而终身不入秦，盖以为近秦之国莫梁若，远秦而不受秦敌之国莫齐若，之二国者，皆深系六国之大势。自公孙衍欺齐、魏以伐赵而纵约败，此亦孟子所扼腕也。然张仪相魏数年，而孟子始去魏，齐取燕未及一年，而孟子即去齐者，魏受秦绐，其祸犹缓，一旦觉悟，犹及联六国以拒秦，至齐人取燕，而六国之势始败坏而不可收拾矣。其不遇于梁，而复不遇于齐，天之不欲相六国也。信苏秦以孟子之仁义说六国，则六国之君亦谁复以金玉卿相畀秦，而遂其约纵之计也哉。於乎，是又乌能无咎于六国之君也。且夫六国之君，皆子由所谓贪疆场尺寸之利者也。其意岂不知韩、魏之不足以支秦与四国之力之足助韩、魏以拒秦，一国发难，则五国瓦解，人修怨于我而我以德报之者，未之有也。

苏秦死而纵人之才更无有如秦者，故秦人日以得志。推原祸始，则齐、魏之伐赵，无所逃罪。魏地之大，仅埒于韩，当秦之冲，固无日不藉四国之援，而乃首挑衅于纵约之长，则四国尚有乐亲韩、魏者乎。齐地小于楚、赵而强于燕，其力足以联三国以助韩、魏，而乃先率魏以构怨于赵，则三国尚有乐亲韩者乎。魏之伐赵，自伐也；齐之与魏伐赵，不啻助秦以伐韩、魏也。未几而魏效河外，韩丧宜阳，两国日蹙而四国亦随之侵削，悉为秦并而后已。秦之狡与六国之愚与。

孔明有王佐之心论

自战国以后，上下二千余年，求所谓王佐才者，盖难言之。尝于汉西京得一人焉，曰贾生；于偏安之蜀得一人焉，曰孔明。贾生《陈政事疏》以辨等威、正风俗、教太子、崇礼义为纲，多合《礼经》遗意。孔明《出师表》以宫府一体、亲贤臣、远小人为宗旨，亦原本于《周官》。即其言以窥其心，均王佐之心也。明道之称孔明，其犹子瞻之称贾生乎。

顾心之所蓄，以立身行事为纲，符核其始终本末，则孔明固优于贾生。于何见之？贾生立谈痛哭，取忌于时，孔明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同此不可一世之心，而心之所养者异。贾生伤为傅之无状，以至忧卒，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同此食禄忠事之心，而心之所养者又异。然则隐居、求志、行义、达道，惟孔明近之，岂贾生所能望哉。明道以孔明之取蜀于刘璋，议其未尽合王者之道，而仍原其心者，盖推琮为曹并取而兴刘之说，则不取于璋，璋亦必终失之。昭烈之日暮途远，不得已而出此，尚未足为孔明之心术累也。令昭烈竟成王者之业，则孔明讵非王佐。伊、吕之得主汤、武，时也，而不可数也。故子瞻惜贾生之才，而明道取孔明之心。

礼以养人为本论

天下事，未有不极于至庸而可期于无弊者也。口腹之于饮食也，手足之有裳衣也，彼民之愚不自解其所以然也，习焉而忘之，以为是诚便于我者，则相与安之矣。惟礼之于人也亦然。太古之世，人无以自别于鸟兽，弱食强之肉，而鸟兽卒为人所胜，则力之屈于智也。然而任智不已，则始而人食鸟兽，继且人与人相残，而不知其祸之所终极。圣人虑其然也，于是乎为礼以维持。彼其所以维持之者，非有他道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此五者，自有人类以至于今，未有能改者也。而说者谓礼理起太一，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黄帝，夫苟不审其理之所存，而徒曰事耳名耳，则固非礼之精焉者矣。

礼之精者奈何，刘子政所谓以养人为本是也。养人奈何，曰小者养其身，大者养其心。养其身者，非能使之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养之以天下之公利而礼存焉。养其心者，亦非能舍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而与之演太极之旨、抉性命之秘也，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养之以天下之公义而礼存焉。其在《周官》司徒之职，以保息六为养，以乡三物为教，宏纳细目，粲然备矣，其得谓之非本务也欤。苏明允云，圣人之道，得礼而信，又安在本不立而能信于人欤。

然而有其本，必有其末，《曲礼》三千，皆礼之末者。而失其所谓末，则将并其所谓本者而虚存其名。故自嬴秦燔先圣之书，而黄老之学始得承其敝于《礼经》放失之后。近者墨氏之教且骎骎与孔孟争衡，剽窃其绪余者，谬欲藉是以返之于忠质，而于养人之政顾独鲜措意焉。吾未识其知本焉否也。

李东阳论

国之有良相，犹良医也。医者以病夫之有时不受药而悻悻以去，听其发狂以就毙，非情也，孰若徐进以疏导之剂，俾病者不至于大惫，而因以培养其元气之为得乎。明武宗之世，刘瑾用事，刘健、谢迁去，而李东阳留，卒以保全善类，弥缝其阙失，而瑾之凶焰乃不至于大炽，此疏导之剂也。令东阳亦悻悻以去，则武宗之发狂疾也必矣。彼刘瑾者，其外邪之骤入者也，健、迁辈投以峻剂而不纳，而东阳始易方以进，其心苦矣。而议者不察，以为怀利而不去，是未窥其有活人之术而庸医视之也，乌足以知东阳哉。史称东阳潜移默夺，天下阴受其庇，其培养元气，亦云至矣。惜乎武宗之不谨于疾，而不惟一瑾之足以为患也，以区区培养之力，不敌其戕贼之甚，庸有济乎。然而相臣之利则亦溥矣哉。厥后魏珰之祸，士大夫奔走若奴隶，竟无复有东阳其人者，而明之元气斫丧垂尽，以迄于亡，匪特受病有浅深，抑亦良药之未可数遇也。

徐阶论

世多奇华亭之能倾贼嵩，吾惑焉。嵩之败，由父子稔恶使然，华亭第默窥上意之疑嵩而去之，未可尽以为功也。而或且以其先谨事嵩，诋之为心术之疵，吾益惑焉。几事不密，先圣固垂戒于《易》矣；夏言之覆车，又朝野之所寒心，而与嵩同列者之所宜鉴也。彼其倾嵩，岂与高拱之倾华亭、张居正之倾拱侔哉。

华亭相业，具自榜直庐三语曰，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迹其先后行事，盖能践其言者。其为首辅有过人者数大端：导帝反猜刻以宽大，遂发舒言路一；保全善类，俾任事者得以功名终二；所持诤多宫禁事，至中官侧目三；倾心委居正，基神宗初政之美四。史臣称其虽任智数，要不失正韪也。夫韪也夫，夫以智数，遇大奸而以其不失正者总持朝纲，此决非小有才者之所能，尚何訾议之有。杨、沈诸贤正气凛凛，其以击嵩遘祸，徒乏智数耳。然而智数，才也，非尽人而可能也。不失正，则才短者之所得勉为尽人而可能也。壹任智数而无学以为质干，则不至于失其正不已，华亭之学出姚江门人，其信非徒恃才者欤。

张江陵论

衰世之政，患任之人少，其有敢于任事者，不可谓非救时之杰也。至以任事之久，为怨所丛，不幸败于身后，而世遂以是少之，几并没其前此赫然之功，其亦非持平之论也已。

明之张江陵，继高拱为首辅，承严分宜之后，此明政极敝之时也。而其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其导君以讲学、亲贤、爱民、节用为急务，其用人若李成梁之镇辽，戚继光之镇蓟，皆得其任。彼其素以豪杰自许，谅哉无愧色矣。顾夺情一事，既为世所诟病，而始与高拱相期以相业，后以负气不下，至结冯保以谋去之，且去之不已，并谋陷之，此则其心术之疵，无可原者，宜其相业之不能与伊、吕方驾也。

而世之短江陵者，徒病其威福之自恣，何足以服江陵也欤。夫威福者，人主之操柄也，至人主不能自有，而寄之于臣，此其失固不在臣，而在其君矣。盖其臣而能行其君之权者，犹衰世之能臣也。若夫泄沓之朝，身为大臣者有匡救之责，而各退然以权让人，窥其迹有若纯臣者，然而靡之气充塞上下，天下大势有若病痿，夫安得如江陵其人者，运掉其肢体之不仁，而使之起坐行立若无病之人哉。然则大臣专断，诚非国之福，至大臣而并乏专断之才，国事其又谁任之。

语云，十围之木持千钧之屋，五寸之键制开阖之门。彼大臣者，屋之木而门之键也。其或材杇［朽］而不任重，牡敝而不适用，则风雨不蔽，而窃盗且日睨其旁矣。噫嘻，人才之难，古今同叹，如江陵者，既不多得，则且勿轻议江陵，而第师其任事之勇焉可也。

张耳、陈余论

古所称刎颈交者有二，曰廉、蔺，曰耳、余。廉、蔺之交，始离而终合；耳、余之交，始合而终离，岂度量之相越远哉，为国与为身之异也。

方耳、余贱时，各藉富人女以自赡，盖碌碌无奇行者；其为交也，非能以道义相劘切，以风节相敦勉，志富贵耳。迄比肩事陈涉，怨其不以为将而以为校尉，于是说武臣背之，此固不待泜水之事，而两人之心迹已可见矣。夫不信于友，不可以获上，亦安有不忠于其主而能信于友者哉。厥后武臣既败，并事赵歇，一怀忿于钜鹿之围，一蓄怒于河上之渔猎，余既未足与共患难，耳亦何足与共功名。耳、余之并封于项王也，余独斤斤计较于侯王之尊卑，何其陋也。及耳之败于余而出走也，瞻顾于楚、汉之强弱而不能决，何其庸懦而无识也。幸汉事成，而耳得以赵王终耳，令汉为楚并，耳能复念汉王之有旧而不负汉乎。

且耳、余事武臣，其智既厮养卒之不若。耳王常山，至为余三县兵之所袭，其斩余于泜水，亦倚淮阴之力以成其功，耳之才又余之不若。然则两人固徒以反覆为能事，而他无所见长者，其一败一不败，匪可以得失论也。顾耳之怨余，犹人情之常，余之要汉以杀耳，诚何心哉。所谓刎颈交者，乃至此耶。泜水之祸，不可谓非余自召之也。责耳者曰，耳以余故，并杀故主歇，罪之大者。夫不能信于友而欲其忠于主也难矣，如耳者，尚足与语君臣之义乎。

於乎，世衰俗失，而朋友之道日薄，自楚、汉以来二千余年，何代无耳、余其人，虽其积成嫌隙以相报复，或未至如彼其甚，而小利害之反眼与下石之挤，可胜道哉。欧公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几见有同利而能善其卒者欤。

管仲论

昔史迁叙次管氏之轶事，以其书世多有之，置弗论。独致意于《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诸篇，盖深识管氏之相中主而能致富强者，此其机括也。

自孔冲远始疑《轻重篇》为后人所加，而叶水心至谓《管子》之尤缪妄者无甚于《轻重》诸篇。窃尝取其书而详核之，彼其所载于《轻重篇》者，凡民生纤屑之事，靡弗备具，霸者致民骧虞或于是乎。在后儒不察，习见秦、汉以下之政教，君民隔绝有若霄壤，以为并其屑屑者而谋之，非政之体，甚矣其惑也。夫叶氏永嘉之学，号称通经济者，而其所祇于管氏之书，仍不越秦、汉以下儒者之故见，则宋之不振也宜矣。

其他推重管氏者，晃［晁］氏谓其《心术》、《白心》诸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张氏嶫亦谓《心术》、《白心》上下、《内业》诸篇，是其功业所本，然之数篇皆杂道家之言，善读周、秦诸子书者，必能辨之，乃益叹史迁《列传》所来于管氏之书之一二言者，为能独揭其粹精之处以示万世也允乎。

赵氏用贤之说曰，王者之法，莫备于周公，而善变周公之法者，莫精于管子。又曰，其书如《牧民》、《乘马》、《幼官》、《轻重》诸篇，大抵不离《周官》以制用，而亦不尽局于《周官》以通其变，殆微窥管氏相中主之苦心，有不得不出于此者，于一匡九合之伟绩，讵有所溢美焉。管氏惟善变王者之法，故不失为霸。彼狃于其故而不变者，自弱之道也，求为霸且不获，又何王之足云。

顾等变法也，管氏行之于先，则富强其国；商君行之于继，则国富强而速其亡；荆公行之于后，则未及富强而国受其祸，非特用人行政之得失异也。变古而今者，由繁曲以趋简直，其势便；变今而古者，由简直以趋繁曲，其效迂。荆公之徒取诟病，有由然矣。苏子瞻论管氏变周之制，谓繁曲者所以为不可败，简直者所以为必胜，即以是画王、霸之鸿界。则知其简直也过，虽胜而未有终不败者。此有商之所为不能并驱于管，而亦以见管氏之霸业犹近于王也。世之谈变法者，类宗商而祧管，何为也哉。

荀卿论

尝谓处乱世而不合于时者，其人必不失为圣贤之徒。圣贤处乱世，彼曷尝无待用于时之心，以为待用于时者，将拨乱世而反之正，非枉道以苟合已也。不枉道以苟合，于是终不为浊世所容，而冥冥焉抱所长以没世。於乎，此局外所同声一叹，而实有志之士所甘焉者也。

战国之世，谈天、雕龙、炙毂辈，各挟其术以鸣于诸侯王之庭，所谓不枉道以苟合于时者，孟子而外，荀卿庶几近之。观其不得志于齐，去而之楚，复不悦于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不久而旋废。史迁以孟、荀合传，意之两人者其抱道而不遇一也。

然而荀子之书，如《非十二子》等篇，有不可一世之概，自信过坚，且其性恶之说，亦驳而不纯。故东坡苏氏遂以为李斯刻薄之祸，兆于荀卿。不知东坡所以訾荀卿者，非果訾荀卿也，訾荆公也。荆公之贤不如荀卿，而章、蔡辈假荆公之新法以乱宋，则罪等于李斯。然则章、蔡之祸，固荆公导之，而李斯之祸，何必竟谓荀卿导之哉。李斯惟尽变荀卿之所学，以行商鞅之法，故得志于秦。使荀卿而早日变其所学也，又何患不得志于齐，不得志于楚，而以兰陵令终也耶。

虽然，吾谓荀卿不幸以兰陵令终，而又不幸以其书传也。令荀卿不以其书传，则徒观其出处之本末，俨然大贤矣。而必鸣其不平，不为布帛菽粟之文使天下后世法，徒创过高之论，使天下后世之读其书者望而知其非纯儒，则荀卿之过也。昌黎韩子之言曰，荀与扬，大醇而小疵，疵乎其书也。果不疵其书而疵其人，则以昌黎鉴古之识，岂莽大夫而犹以为小疵乎哉。扬子则书可疵，而人亦可疵者也。荀子则书可疵，而人不可疵者也。曷言乎书可疵而人不可疵，曰，不枉道以苟合于战国之世故。

刘晏论

自古执经之儒，皆薄理财之臣，而不知天下多事之秋，未尝不以理财为急。唐遭安史之乱，天下户口十亡八九，府库耗竭，所在支绌，得刘晏领度支，而县官所给，皆倚办于晏，其操何术而能然哉。

窃尝以为事无钜细，独任之则常劳，众任之则常逸。任国家之大事者，固未有能不假手于人者也。假手于人，而用人者或无所简择于其间，则正人不至；正人至矣，而又或用违其才，使其人不获自贡所长，则仍用之而无效；用之有其效，而使效能者得侵我权，凡轻重出入之地，其机务不总揽于上，则又百弊丛出，未受其利而先睹其害。

晏之言曰，办集众在于得人。其言固足为凡任事者之式，而匪独有以握理财之纽矣。又称其食货轻重之权，制在掌握，宜乎绝中饱之弊而利归于国。后之继掌财赋者，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辈，虽皆其故吏，而未足与之比伦也。然而，利之所在，怨之所归，中饱之弊愈绝，则府怨愈多。观其始构于敬羽，中忌于常衷，终死于杨炎，固亦士君子之所悲。而世顾以言利之臣，类皆不得其死，谓晏死不足深恤，则是朝廷制禄以养官，可废司农之职；而其食禄于朝者，亦谁复有乐为国家掌财赋者哉。

方今彝狄眈视，公私交困，柄国之臣，日策富强，然行之有年，海内元气日耗而度支之费愈绌者，岂任事者之不力，而利害之计较未熟欤；其亦用之或违其才，且权不归一而中饱之弊未尽绝欤。於乎，晏之立身大节，若交通中官，以利塞有口者之证，旧书虽为之曲原，而终不无可议。至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而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则诚有大异于小人之务财用者夫。安得尽如晏者而使之理今日之财也哉。

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论

二气之流行于天地也，如人之一身血脉贯注，无乎而不通。人之气上逆则百病交作，而下达则心体俱泰。其上逆者，阴不足而阳为祸也；其下达者，阴阳调也。

五方形势，西北高而东南下，南者阳之所宅，而北者阴之所居。故南方之气北，则其气自下而高，北方之气南，则其气自高而下。自下而高，则阴与阳相争，而天地之气逆；自高而下，则阴与阳不相贼，而天地之气顺。

逆气之所感，于天为疾风暴雨，于地为山崩川竭，于物为毒蛇猛兽，于人为乱臣贼子，于事为贱妨贵、少陵长，四夷侵中国。数者并而天下于是乎大乱。大乱之机，非一朝夕之故也，而天地之气则必于天下未乱之先而动焉。

顺气之所感，于天为祥云甘露，于地为醴泉芝草，于物为麒麟鸾凤，于人为忠臣、孝子、悌弟、信友，于事为政不暴、民不怨、官吏不失职，士农工贾不废其所业。数者并而天下于是乎大治。大治之机亦非一朝夕之故也，而天地之气则必于天下未治之先而动焉。

且夫天下之治、乱，固非天地为之，而人为之者也。天地之气，则诚天地自为之，而亦转移于人者也。其始也，人受天地之气以为气，其继也，天地亦即以人之气为气。自有天地以来，北人强而南人弱，以弱临强，则治之数什一，而乱之数什九。以强临弱，则乱之数什一，而治之数什九，此理之顺逆使然也。故邵子曰，天地之气运北而南则治。

师道立则善人多论

孟曰性善，荀曰性恶，扬曰性善恶混，而《通书》之言性曰刚柔善恶中，其说盖不孟、不荀、不扬，于昌黎三品之恉为近，而实渊源于江都。江都之言曰，性非教化不成，又曰，性待教而为善，此《通书》之所祖。

《通书》之言性也，非特为性发也，明师道也。其曰师道立而善人多，所以申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之说也。或曰，师之名尊矣，顾不列五伦之目，何哉。曰，得其道则臣师君、子师父、妇师夫、弟师昆、朋友交相师，而无事别为目焉。师之于五伦，其若气之于五行乎。气分布于水、火、金、木、土，而师寄位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以善为督，无他道也。圣人灼知其然，而又熟计夫人之善不善相半，彼君、父、夫、昆之于臣、子、妇、弟，其分相临而其道或不足以相胜，矧朋友之分，相侔者而能相临欤，则不得不尊师之名，以教之权统归之师。《周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乡大夫受教法焉颁于其吏夫，是以州长、党正各掌教治，俨然为一州一党师，而族师、闾胥、比长，亦与有化民成俗之责。

马贵与云，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以为人之师表，讵惟师表之直，将胥天下而善之。及周之衰，孔子始以布衣为天下师，从而化之者三千人，善人多矣，而卒不获朝廷以正天下，匹夫无势，刘子政所为长太息也。然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儒吏异趋，政教殊途，而人心一息之善至于今未绝，则被我孔子之泽远矣。今之学者穷乏独善之操，而达歉善之量，徒嚣嚣然曰，我师孔子，我师孔子，其恧也夫。

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论

治天下者，以身治，非以法治也。以法治天下者，前古未之有，闻惟嬴秦狃一时之效，不知自返，使三代以前之制度荡焉泯焉而无复存，而遂以是自速其亡。以身治天下者，自尧、舜、禹、汤以至文、武、周公皆然。而夏、商以前之制虽善无徵，独《周官》犹见当日致太平之迹。然迹之所存，又非周家取以治天下之本也。周自太王至于文、武，历世有贤妃之助，而二南之治得刑于之化居多，洎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法度遂彬彬焉。盖其所以起化于家，积德累行而成一代之风俗者，非一朝夕之故矣。

程子有言，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岂无说哉。自七雄恶周制之害，已而去其籍，田畴异亩，车途异轨，文字异形，天下之民之耳目，既不期而自变，又遭秦政挟书之禁，《周官》之法度湮没于山岩屋壁者，积有年矣。至汉武开献书之路，其书始出，而东、西二京，信之者惟刘歆、郑康成二人，则《周官》之法之限于时而难行，自汉已然。矧后世之治天下者，能据其迹以取信于愚顽无知之民，而不必返求诸本原之地乎。然而秦汉以下之君，以身治天下者，实无数人。汉之文帝，唐之太宗，其治亦烝烝矣，而文帝宠慎夫人，使与后同席，太宗纳巢剌王妃，宫廷之间，均不能无愧于雎、麟之意。顾天下晏然就理，而两主不失为三代下之贤君者，不困天下以难行之法则，其以身率天下者，虽未能悉由乎文、武之道，天下亦谅其殚精图治之意，奉法而唯谨，而于宫廷之间，耳目所不及见闻之处，亦无暇苛责于其上也。程子之言，诚蒿目新法之害，冀以隐讽安石，而亦稍解神宗之惑，岂谓有关雎、麟趾之意，则《周官》之法度可必行于世也哉。愚尝谓有周公之道，有其书亦治，无其书亦治；无周公之道，无其书亦乱，有其书亦乱。其或有当于程子之意欤。

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论

古圣人之垂为六经以教万世也，惟《礼》之为用也博，而其所以培养人心、扶植人材者，为能收效于无形象之间，而即以挈乎万事万物之纲。纽自十七篇之义浸微，三百六十官之事不举，而天下遂无以复于三代之治，盖人心之婾而人材之匮乏也，有由然矣。

程明道先生尝言于朝，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何其合于古经之意，而异乎末世之离本以言治者欤。夫司徒乡三物之教，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艺，人人有此德、行、艺，则成风俗，一二人有此德、行、艺，则成贤才。其所以正之者有道，则其所以得之者非偶然，治天下之本，舍此其将焉求。及周之衰，孔子窥文、武之政于方策，其答哀公之问政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又尝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此正礼生于亲□［亲］尊贤之谓。意以为苟无礼，则虽有恭、慎、勇、直之美德，而不免有劳、葸、乱、绞之弊。苟有礼，则第加意于亲与故旧，而民已兴仁而不偷，本末之辨，辨以此也。

今将正天下之风俗，则事有急于亲亲者乎；将得天下之贤才，则事有急于尊贤者乎。而亲亲以丧祭为终事，尊贤以宾兴为始事，风俗之正，谨其所终，贤才之得，谨其所始，尤礼意之精且密者。故曰，所重民食丧祭，又曰，举贤才，观丧祭之与食等重，而知风俗之转移视此矣；观宾兴之以三物为举，而知贤才之用无有以他途进者矣。曾子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而仲弓言焉知贤才而举，不得谓曾子知治本而仲弓未之知也。曾子期以丧祭之礼正天下之风俗，仲弓慨宾兴之礼废而无以得贤才也。近世礼教不修，士大夫不甚措意于丧祭之仪节，彼民之耳目所濡染者日非，至爱亲敬长渐成空谈，而风俗因之日薄，既易宾兴为科目，又使杂流并进，滞科目出身之迁转，致科目与杂流之人共趋于奔竞之途，而贤才因之短气。欲天下之治，其尚可不返求之本哉。

使民各得输其情论

昔《周官》大司徒之职，以保息六养万民，本俗六安万民，而比闾、族党、州乡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之谊。故自比长以至乡大夫，其所辖之民以职之崇卑为众寡，而万民之情之所以获输于上者，自五家之长始，风俗之懿，芸生之康乐，由是道也。

及世之衰，井田废，而先王之法坏，彼民之情既无以自相维系，而司牧其民者法令日益繁，势分日益尊，数仞之堂，远于九重之天，虽有离旷之明聪，其能周知民隐者鲜矣。善乎程明道答刘安礼之问，临民日使民各得输其情，诚灼见夫三代以下政俗之敝而痛砭之也夫。

自一身一家以推之国与天下，凡情之有所不能达者，以壅阏者之多也。去其所壅阏而使通之，则离者合矣。《易·噬嗑》之义取乎合，伊川传以为治天下之大用，盖未有能合而不能输其情者。不观夫水乎，滔滔江海，百川之所汇，舟楫之所容，与狎而玩者或灭顶焉；然惟不却涓流之输，是以大也。一勺之多为日用所利，赖苟止于坎而无沟渠以宣其秽恶，则饮之者病无所输也。民之情犹水，则临民者之量必若江海之大，而后可得所输，则民利受所输，则临民者亦利彼其能受，正使民得所输之道也。而贼民者乃曰，彼民之各事其事，固非上之人所一一能究诘矣，民之利害，民之所自为也，非上之所乐与闻也。噫嘻，是犹一人之身，贵其心而贱其耳、目、手足，而并以耳、目、手足聋、瞽、残废为非心之所宜知也。

《洪范》云，谋及乃心；又云，谋及庶人。岂不以民非甚贱，临民者非甚贵，必以其心为天下人之公心，而虚听于民，斯民之情无乎不输欤，且临民者亦何乐民之不输情于我也。彼民之视我若父母，然则我之视民犹家人骨肉也。家人骨肉之情，而长一家者有所不得闻，则家道睽矣，更未有家之长不使得闻者也；而独于民之情则不然，其亦惑之大者矣。

明道之言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此民情之所以不得输也。横渠为云岩令，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会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义，因问民疾苦及告以训戒子弟之意，其阴行《周官》之法，而非介甫之以泥古病民者比乎。后世之临民者师横渠之所为，以实明道之言，殆亦不无小补也夫。

学者不可不通世务论

扬子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世之贵儒而贱伎也，易通人而难通天、地也。盖十人而八九顾以天下之所甚贵为天下之所甚易，而精神才力常苦不给者，何哉？彼夫儒其名而寡其实者，其不足以应人事之繁赜也，久矣。伊川不云乎，学者不可不通世务。世者，人之积也，不通世务云者，正扬子之所谓不通人也。

窃尝以为人苟未学焉则已，既学之矣，则世务诚非学以外之事也，乌有此之不通，而犹得嚣嚣然号于众，曰我固今世之所谓学者乎。於乎，是真今世之所谓学者而已矣。人受形天地而有身，身之与世，若鱼之与水，不可离也。鱼无所事于水，身不能无所事于世；于世之中，而因其远近以为之等，则曰家、曰国、曰天下。家有家之务，国有国之务，天下有天下之务，而罔不于身乎枢纽之。古人之为学，有知、仁、圣、义、忠、和之六德，则身之鹄也；有孝、友、睦、姻、任、恤之六行，有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则通行于家、国、天下之轮舆也。故其身而未担国与天下事，于家为学人已耳；及担国与天下事，即于世为通人。《戴记·大学》一篇，以修身为家、国、天下本，而言絜矩之道綦详、世务之至精者也。

今之天下大于古，而天下之国且各务其所务，虽有魁儒者出，计亦未易周知而遍能之，然而默揣今天下之所宜，以考核于古之所谓德、行、艺者，惟射之为用近始不可恃，而其他则仍未有易乎古也。吾甚不慊夫世之空谈世务者，徒自襮其无本之学，而 不已也。

九职任民论

国之有民，必使少壮男女各有所治之职业，而后犁然就理，故非独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也。凡民之有常业者而稍或旷之，凡天地之利之生生不已以养吾民者而不使民自取之，皆长民者之责也。

《周官》太宰以九职任万民，此宜司徒之事而宰亦统之，岂不以其总五官、掌六典，而理财之政有得兼而董之者欤。今核九职之事，有一恃人力而举其人者，三农、百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是也；有相土之宜辅以人力而因举其地者，园、圃、薮、牧是也。惟山泽之材，必以时取，而不欲小民用之无节，特举虞衡之官以别之，明法禁操柄之一禀于有司也。其间曰生、曰毓、曰作、曰养蕃、曰饬化、曰阜通、曰化治、曰聚敛、曰转移执事，即少壮男女所有事。陈止斋谓制天下之民，各因其能以服其事。太宰既授之职，闾师又责其功，所以奠民生而作其业，信乎得《周官》之意矣。

夫古之治民者，货恶其弃于地，力恶其不出于身，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长国家而务财用之谓也。其所谓开财之源者，则生之众、为之疾已耳，其所谓节财之流者，则食之寡、用之舒已耳。今农政不修，民之游惰者日夥，而工商之业渐不能与泰西诸国争胜，是生之者不众而为之者不疾也。计臣偶建一策，谓可保我民自有之利，而事未见效，官吏之仰食者动以数十计，甚且因缘为奸，假公肥己，而国帑之所费岁巨万矣，是食之者不寡而用之者不舒也。凡我所谓生财之道，动与古戾，而泰西诸国之所以自治其民者，乃日以详审精密，其盛者或间合我中国三代之政，而究亦无以逾乎《周官》九职之事。窥其迹者，徒见商贾之业驾我之上，而不知其原本于百工，徒见百工之艺亦驾我之上，而不知其原本于格致。

尝谓《大学》格物之传既亡，朱子即物穷理之说，盖混言之耳。彼泰西格致之学，未可竟谓之不合于古议者。顾采其格致家言，补《考工记》之所未备，非无见也。顾其地力、人力之不逮我中国者实多，彼惧地力之有所未尽，而求之于矿产，患人力之有所不足，而佐之以机器，亦因势利导之云尔，安见不如是不足以为治乎。然则我中国而急图自强也，不患不能振兴新学，而仍患不能循古之法也。

循古之法奈何，曰今之三农、百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犹是也，园、圃、山、泽、薮、牧犹是也，以太宰任民之道行之，而佐以泰西格致之学，则向之虚存其名者，今且一一考验其实，使举国之中，货无或弃于地，举国之人力无或不出于身，而谓民犹有不给，国犹有不富夫，岂其然。然自莽、歆、安石假是以朘民祸世，疑《周官》者并以其理财过密，诋为非圣人之法，即二三豪杰，雅负识时之誉，而谈新学则以为通材，援经术则以为迂士，孰能深信夫太宰九职之事，实有行之于今而无弊者哉。

圣门论政重在行字论

古之人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圣门之学，一以躬行为重，其于政也，犹之学也。故自孔子之身以逮七十二贤之徒，虽无一人焉得柄天下之大政，而其相与论政之语，散见于《鲁论》及二《戴记》者，类无不以行为枢。即其未尝质言行者，盖靡弗隐括乎行之意焉。

秦一六国，燔诗书以愚黔首，而政与教歧为二；隋一南北，建进士科以溺人于文词，而政与学又歧为二。彼贱儒者，日诵孔氏之书，徒雕绘其言，志弋富贵，而于民物之利病概无所动于其胸，一旦入官，若瞽之无相，芒芒乎不知其身之所之，履险而蹶者比比也。魏晋之清谈，绝未措意于当代之政要；而安□［石］所谓行熙、丰之复古，锐意于行而不达政体，乃终于不可行之。二者一误于秦以后政教之久分，而人自为学者渐至蹈虚而不务实，一误于隋以后政学之久分，而学非所用者渐至泥古而不通今。夫蹈虚而不务实，则欲行而绌于理；泥古而不通今，则欲行而绌于势。理与势绌，其不足与议行政之得失也决矣。降而愈下，则因循粉饰以为政，无一日弗言行，而仍无一日果于行。呜呼，岂圣门之所谓政哉。

汉唐以来内外官制得失论

窃尝观于古今成败之迹，而欲帝王所恃以经纬万物者，惟其实而已。实之存亡，以用人之得失为蓍蔡，而其因事设官，以有庶司百职之目者，皆其肤末也。

《周官》之制尚已，自秦以降，只宇文氏一踵行之，虽亦虚袭其名，而南北纠纷之世，政俗差美，盖少变魏晋之浮华焉。一统之治，汉、唐为盛，而汉制多仍秦旧，唐多仍隋旧，其间相距才数百年，而中更五胡之乱，唐之去汉方，方汉之去三代，弥悬绝矣。则由五季而宋、辽、金，而元而明而迄于今，凡朝野规画所不能强而同者，孰非时与势之所为，岂直官制一端云乎。

杜君卿、马贵与之徒，既博稽前代之已事，以深著其得失，而其所以得失之故，则并非杜与马之所得而详说也。要而言之，其得则内外相维，其失则内外偏重。内重之祸，莫甚于秦，而秦则政之敝，非制之失也。其后一发于汉之王莽，再发于南宋之秦桧，三发于明之严嵩，内臣无所惮于外，而大之敢于为逆，小之敢于为恶矣。外重之祸，莫甚于周，而周则封建之敝，非官之失也。其后一发于东汉之州牧，再发于晋之诸王，三发于中晚唐之藩镇，外臣无所惮于内，而大之流毒于天下，小之流毒于一隅矣。夫使内外之臣而各忠其事，忠其事而各不逾其权限之所及，则不必考其官制之得焉与否，而国之享其利可券也。使内外之臣而各不忠其事，不忠其事而各逾其权限之所及，则不必考其官制之失焉与否，而国受其病可券也。然而逾其权限之失，其为祸也，诚未可量；若内之臣诿其权于外，外之臣诿其权于内，且不特内外交相诿，而此内臣复诿于彼内臣，此外臣复诿于彼外臣，是之谓有其官而无其实，其酿祸于无形者，又可量哉。吾以为其失不在制，而在人。

权　论

天下之为器也，其重无与等藉，曰，以刀荷之，未有能胜其任者也。析天下之大而各物其物，其轻与重之等，至赜而不可纪藉，曰，以意度之，未有能周知其数者也。然而居此天下者，日有事于天下而未尝困也，其大者足以宰天下，其小者足以宰天下之物，是何道也，曰，有权在。

古之造物者，以称物之轻重者为权，非自我而轻之重之也。物轻也而我轻之，物重也而我重之，而物遂以我之所轻重为轻重。是故能称乎物之轻重者，其有权者也；不能称乎物之轻重者，其无权者也。无权而物得自为其轻重矣。

凡物之云者，我之对也，家与国与天下之事所统焉者也。一家有一家之权，一国有一国之权，天下有天下之权。一家之所以视我为轻重者，以权在我也；一国之所以视我为轻重者，以权在我也；天下之所以视我为轻重者，以权在我也。我以一家之权畀之一家中之一人，则一家之事，视此一人为轻重矣。我以一国之权畀之一国中之一人，则一国之事视此一人为轻重矣。我以天下之权畀之天下中之一人，则天下之事视此一人为轻重矣。

不善用其权者，权在我也，而假之人，假人之权者，复虑其权之在我而责重也，而又假之人，以为我如是以用我权，则人劳而我逸，而不知我之所以轻重乎人者，人得持之以轻重乎我矣。今试挟重赀以走五都之肆，百货充牣，惟我所欲市也，而为铢、为两、为斤、为钧、为石，惟列肆者之所命，以权在彼也。若夫怀宝而衒于门，负担而呼于涂，其物之为贵为贱，彼与我目之所共睹也，而所以贵之贱之者惟我，则权在我也。家之有主也，国与天下之有君也，权之所在也，主不自有其权则移于仆与妾，君不自有其权则移于官与吏，若是而其家治、其国与天下治者，未之闻也。是故权者不可以假人者也。

然而公天下之权，则其权可常有，私天下之权，则其权易替者，何也？物轻也，而我轻之，物重也，而我重之，其权公；自我而轻之重之，其权私。其权公，则我与天下得其平，我之权犹天下之权也，而天下亦无乐乎自有其权，此我所以常有权也。其权私，则厉天下以自便，天下既无乐乎我之有权，而亦将各私其权以厉天下，于是乎人人有权而人人无权，此权之所由替也。吾为之说曰，物有轻重，权无轻重，不变非物，不经非权。

畜性辨

物万而哺乳动物称高等，其不依人生活者谓之兽，依人生活者谓之畜。兽号百而畜六，吾国古来之约词耳。畜之六曰马、曰牛、曰羊、曰鸡、曰犬、曰豕，自古而然，北驼南象不与焉。鸡非哺乳类，姑勿论。马、牛吾知其均能驾而能耕也，犬吾知其能猎能守卫，而极北之部落亦或使之驾也，皆能如人意，能供人驱使，故人乐豢养而用其能。而之数物者遂以是生存于地球，与驼、象等。羊性驯，故古之造文者，善、美、义等字皆从羊，顾无所能，不足为人用，人之豢养之也，徒食其肉而衣其皮。自西风东渐，多畜牛以供人食者。其牛未尝耕且驾，盖无以异于羊，而耕牛禁宰，固犹著为令。豕性惰而愎，饱食则卧，其气吁吁然，执鞭以临之，则东奔而西突，盖畜类之性劣无豕若者，故人之豢养之也，肉食而已，又利其生之繁，而供人之食益以丰也。

呜呼，如羊之驯，尚以无所能故，不能如马、牛、犬之为人用，日宛转于刀俎之下，而人且夷然莫或哀之，矧惰且愎如豕者哉。今异族之诋讥吾国者，至谓吾国人之性劣多类豕，然则刀俎将随其后矣。国之人有闻而悲且愤者乎，其鉴于畜。

答或问

或问于予曰，蒙读尊孔救亡之论，其人道救国、人格救国、人心救国三义，既洞烛时弊，足为指迷之南针矣，顾窃有疑焉，今我国既为民主国，岂尚有孔子所谓君臣之一达道乎？则应之曰，民主国固未尝无君臣之达道，存于政府及社会之各机关中，特不明古人造字之义者，狃于秦以后君权无限之观念，误以君为君主专享之名词，臣为对于君主专用之名词，而不知君臣二字之本义，凡一般人之地位稍尊者，无一不得而称君，其处于受人指挥之地位，而于义必当服从者，无一而非臣也。

许叔重《说文解字》云，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尹，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牵引前也，从牛，象引牛之縻也，玄声。质言之，凡执行主要事务、发布号令者，皆可谓之君，凡牵引以就工作、服从指挥人之命令者，皆可谓之臣。《易·家人》卦彖传云，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是父母亦君也。《仪礼·丧服篇》妾为君，是家长亦君也。《论语》子路使门人为臣，是弟子可为师之臣也。《孟子》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是君固未尝卑视臣也。又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之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是君臣固当互相敬也。

此犹曰徵之于古则然，试更徵之于今。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令民间普通称呼曰先生、曰君，固尽人而可君矣。谓人曰君，即不啻自居于臣，盖《小戴记·曲礼》自卑而尊人之意耳，而适合于古义。此犹曰无关事实之称呼则然，试更徵之事实。今试问中央政府以至地方政府任何机关，其能无执行主要事务、发布号令之人乎，今其名固非君也，而其实岂异于君乎。自执行主要事务、发布号令之人外，其孰非牵引以就工作、、服从指挥人之命令者乎，今其名固非臣也，而其实岂异于臣乎。不宁惟是，下至一团体、一公司、一农场、一工厂、一商店，亦各有执行主要事务、发布号令者，亦各有牵引以就工作、服从指挥人之命令者，今其名固非君臣也，而其实岂异于君臣乎。然则谓君其为五达道之一，圣人之言，固百世不易者也。民主国虽无君臣之名，而君臣之实自在也，子何疑焉。

予更有原为服膺孔学之人告者，孔学之精义，备具于《易》之十翼，而其要义，备具于《小戴记》之《中庸》、《大学》二篇。宋程子、朱子提出《小戴记》之《中庸》、《大学》而列于四书，且明示人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厥功伟矣。顾程子谓不易为庸，则程子之创解，而非庸之本义。《说文解字》云，庸，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是庸之本义，更事多而切于实用之谓。今人误以庸为平庸之庸，而乡愿乃得伪托于《中庸》，天下事从此败坏矣。《中庸》所谓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庸德即更事多而切于实用之德，庸言即更事多而切于实用之言。能言不能行，不可谓之谨，行道而有得于心，乃可谓之德，知非富于经验、洞达事理者，虽欲效用于世而不达于用，此庸之所以可贵也。吾人苟熟读《论语》二十篇，何一非孔门之庸德、庸言乎。《大学》古本实无错简，朱子移其篇第，而此谓知本二语衔接而复叠，视古本在修身为本、其本乱之后，于义孰安乎。《补传》一章，诚周密矣，而学者溺于俗学，乃深苦致知格物之难，几于望科学而却步，不知西国以科学致富强，彼不过实行我《大学》之初步而已。

《大学》教人用力之点有四在字，其开宗明义，曰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于格物之上，致知之下，复标一在字，则诚意且从格物始，科学之不能容丝毫虚伪，正入德之初步也。我国人之通病，往往好高务远，而忽于初步之起点，日谈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疏于致知格物，亦其一证。中山先生以孔子天下为公一语，昭示来者，且揭《大学》之纲领以告革命之同志，盖深恐滔滔者之流而不返，而导之以入正轨也。吾人苟熟读《孟子》七篇，又何一非阐明《大学》及《中庸》之要义者乎。孔学之要义既明，更进而求其精义，则惟《易》之为备，备天、地、人三才之道，由宇宙观悟人生观，教人于纷纭万变之世事中，应之以中正之道，勉为君子，而可无大过。是则我国自羲、文、周、孔以至于今，为至大至精之学，凡哲学、科学之根源，悉于是焉在，无一人能自外于此道者也。

道义说

人所共行之路曰道，行焉而各适其宜曰义。自其广泛者言之，则可即道以该义；自其切近者言之，则可由义以入道。道义者，非可托之空言，当体验之于实事者也。事无钜细，苟不知其何以能行，不足与言道也。苟行之而有所不宜，不足与言义也。吾人亦事事求其可行，求其行之而适宜已矣。

东北在周代以前已隶中国之史地证

《春秋》左氏昭公九年传，周、晋争阎田，王使詹桓伯辞于晋，述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亳在陕西三原县境，燕即今北平市，至肃慎则都于今吉林宁安县（前宁古塔）古肃慎城，其国境广袤数千里，盖南包长白山，东滨大海，跨今吉林、黑龙江二省地（据《满洲源流考》）。周初楛矢之贡，已为归化以后事。故《春秋》之世，詹伯述周初封疆，正其名曰吾北土，与西土、东土、南土并称。闻日本人尝诡辞欺西人，谓东三省本非中国地。此或口亲善而心兼并之邻邦不自知其失态之常态乎。然在我国立场，要不可以不辨。

尝见日本富山房发行之《支那疆域沿革图》，其国重野安绎及河田罴在明治二十九年所合著出版也，当时颇流行于我国。其于夏代图，在盛京（今辽宁省）注属青州，虞营州在吉林注息慎（肃慎之转音）；于周代图在盛京注幽，及医无闾山（此则早见于我国古籍书之《尧典》、《周礼》之《夏官》、《尔雅》之《释地》者）在吉林亦注肃慎。彼国学者固考订我国史地甚详，我国苟据此以折日人，彼宁不哑然自笑。

吾敢敬朂国人，并敬朂各校青年，我国志士既日以救国呼号于众矣，极愿素习政治、外交者，于历史、地理二科有切实之研究也。近年以来颇见报载各大学试卷笑谈，有极易明了之史、地问题，竟答非所问者，此其程度幼稚，在教授生徒者，固应分任其责。而际此国际风云日亟，坐拥广大之土地，彼眈眈虎视者正利用我不自注意之弱点，以图侵占，岂惟东北之往事可鉴，不论何地何事，在在足以引起外交之纠纷。譬彼落伍之富家翁，有祖遗之财产，而概不知其坐落，乡里之桀黠者从而觊觎之，渐鱼肉之，吾见其尽也。知今不知古，其弊与知古不知今略相等。况学古入官，在商代已有明训，今又历三千数百年，古史累积如山，今古地名之变迁，每一地各有其历史，如杨氏守敬之《历代舆地图》与顾氏祖禹之《读史方舆纪要》，均为有功史、地之大著作。顾书已多通行本，杨图传布犹未甚广。今各校图书馆中藏此图者有几，即有此图，曾寓目者其人有几，此诚一憾事也。敢举一隅以告青年，并为有教育之责者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