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黄河文化的高质量发展

影响宁夏黄河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因素，主要是自然的因素（气候、环境地理）和人的因素（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

自然因素里，主要是气候和环境地理两项。考古发现的证据证明：大约1万年前的鸽子山文化时期，宁夏北部就有了原始农业的痕迹，到距今大约4000年前的菜园文化时期，宁夏的先民们便开始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但到西周时期，宁夏南北却为“戎人”所居，文化形态也发生了变化，其原因主要是气候因素的影响。由于地球进入了新冰河时期，气候变冷，北方草原干旱少雨，已无法为原居北方的戎人提供充足的生活资料。而当时的宁夏气候相对温润，森林、草原资源丰富，水草丰美，生态良好，再加上“渔盐之利”，就成了戎人迁移的首选目的地。历史时期的宁夏南北呈现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主要是环境地理因素的影响。北部黄河流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宁夏黄河文化的中心地带——历史上出现的“新秦中”“塞北江南”“天下黄河富宁夏”及当今的“新十大天府”，都是指这一地区；南部六盘山号称黄土高原的绿岛，这里发源了多条黄河支流，著名的有泾河、清水河（高平川）等，产生了灿烂的龙文化与传统的畜牧文化；中部干旱带与山间草原，是西戎八国的世居地，也是两汉典属国和唐代羁縻州的所在地，产生了属国文化与羁縻州文化。“地理区位优势”则是介于自然因素与人的因素之间的另一影响宁夏地域文化的因素，当宁夏处于“边塞”和“交通要道”时，南部的固原和北部的灵州则分别为南北两大文化中心；当此种“地理区位优势”发生变化时，这种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会发生变化和转移。

人的因素里，主要是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活动。

首先是政治活动的影响：典型案例是西夏。在西夏以前，由于宁夏的政治中心皆在黄河以东的灵州（今吴忠市），所以，宁夏黄河文化的重点也在黄河以东。但到西夏，由于其政治中心（首都）移至黄河以西的怀远（兴州，今银川市），其开发的重点也随之西移，宁夏黄河文化的重心也随之西移。今天，宁夏境内的西夏文化遗址，多数都在黄河以西就是证明。再如秦代赵高政变和汉代王莽篡汉，都造成边衅重开，边民逃亡，水利废弛，农业荒废，黄河文明倒退。

其次是军事活动的影响：秦朝蒙恬率军三十万，“北逐匈奴”“贬谪”的军事行动，直接改变了宁夏北部原以草原文化为主的格局，使农耕文化大踏步进入此一地区；唐代吐蕃进入宁夏后，由于游牧习性，不善经营城市和农业，每掠一地便毁城、毁水利设施而去，造成农耕文化的倒退；东汉末至三国，由于羌人的三次起事，宁夏频遭兵燹，地方行政建置时有变更和内迁，农业文化被强势的草原文化所排挤。(www.xing528.com)

再次是经济活动的影响：人类的经济活动，有“合理”和“不合理”之分。合理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则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研究表明，唐朝以前（含唐朝），历代在宁夏的经济活动还算“合理”：对北部大规模开发，对南部则保持克制。秦汉时期，在宁夏平原造就了第一个引黄灌区，使地处荒漠的宁夏平原成了人工绿洲；南北朝时期，南方移民的迁入，使这里成为“塞北江南”；至唐代，贺兰山尚“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但到西夏统治的200年间，贺兰山的生态受到严重破坏。原因有三：一是大兴土木，滥砍滥伐；二是生活炊爨对森林的损耗；三是滥捕滥猎，对生态产生负面影响。到明清，由于对生态脆弱区的大规模开垦，造成宁夏南部“山则童山，野则旷野”，中部土地严重沙化。本世纪在宁夏全境实行封山禁牧，把传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放牧方式转变为舍饲圈养，不但获得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而且也获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其影响重大而深远。

最后是科技的影响：纵观宁夏引黄渠道发展的历史，修建大渠的次序，大都是后来者居上，即由引水较易的低部位向引水难度较大的高部位发展，又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短到长，渠身随着灌区的淤垫而不断抬高的演进过程；从无坝引水→有坝引水→青铜水利枢纽工程→扶贫扬黄灌溉工程，这种发展和进步，都是由生产力和科技水平决定的。

再以大桥为例。过去数千年，宁夏黄河一直是有渡无桥。1969年10月，叶盛黄河大桥开工建设，这是宁夏自主设计施工的第一座黄河公路大桥。1970年12月26日，全长502米的大桥竣工通车，结束了宁夏南北交通被黄河阻隔、有渡无桥的局面。此后的50年，宁夏境内黄河上相继飞架起中宁黄河公路大桥、石嘴山黄河公路大桥、吴忠黄河大桥、银川黄河大桥等25座大桥，另外还有2座黄河公路大桥——中卫南站黄河大桥和乌玛高速公路中卫镇罗黄河大桥在建。这体现的是时代、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