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档案信息化管理与公共服务解决方案

政策联动有利于促进档案信息服务与其他信息服务的融合，改变服务“断流”现象，提高社会公众利用信息的效率和效益。从服务融合的两个层次四个方面来看，政策联动不仅包括档案服务政策体系内部规定的衔接，还涉及档案服务与其他信息服务政策及社会服务政策的互动。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完善：

一是通过政策联动促进现行文件服务和档案信息服务的融合。

如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机关档案工作条例》之间的配套，增加机关档案室和其他公共部门（如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利用服务规定，改变档案信息公共服务主体仅为档案馆的“一枝独秀”状况，特别是增加机关档案室的“公共服务”责任。再如，在补充制定《国家档案馆已公开现行文件阅览中心管理办法》时，注意已公开现行文件查阅规定和相关档案查阅规定的一致性。

二是通过政策联动促进各种档案服务方式和项目之间的融合。

如在开放范围、审查程序上统一纸质档案开放与档案网上开放标准，推进档案数字化后网络服务的开展，实实在在的发挥现代档案服务技术的效能。

三是通过政策联动促进档案信息服务与图书、情报等其他信息服务的合作。

我国《档案法》第十二条提出了“档案馆与上述单位（指博物馆、图书馆、纪念馆等单位）应当在档案的利用方面互相协作”，但一直没有具体的政策建议和意见。2003年，英国MLA发布了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标准和指南，将三个不同类型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放置在统一的国家政策框架之内。“MLA标准和指南”包括了较为广泛的内容，如国家标准、推荐方案、专业标准、技术标准、相关立法指南、专业规则等。在该标准指南中，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相关政策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既对各自领域的标准和政策分别列出目录、内容简介和获取地址，还对三个领域的所有标准文本进行了目录汇编。同时，为了加强跨领域的信息服务融合，专门列出了适用于两个或三个领域的标准指南共计52个。(www.xing528.com)

四是通过政策联动促进档案服务融入社会，融入政府向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文化和教育服务之中。

档案信息服务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的服务系统，作为国家和政府有责任提供的“公共产品”，它实际上与社会文化和教育服务是融为一体的。

英国档案信息服务的最大特色是档案馆积极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档案信息利用已经成为公众文化休闲的一部分。如英国利物浦政府就在其官方网站的“休闲与文化”栏目下提供档案信息网络服务，公众无须登录专门的档案服务机构网站，就能获取档案目录并向有关机构咨询利用信息。这种向社会渗透和融合的档案信息服务最佳实践是政策推进的结果。英国传媒和运动部（DCMS，Department for Culture，Media and Sport）2000年发布的《社会变革中心：所有人的博物馆、美术馆和档案馆》专门对档案馆和相关公共文化机构如何实施社会融入策略提供了政策制定指南。为了鼓励档案馆及其相关公共文化机构都将社会融入作为服务策略，该政策指南为档案馆等机构的社会融入政策制定提供了背景信息。如定义了社会排斥，提供了最佳实践的案例研究，分析了社会融入对档案馆、博物馆和美术馆的挑战等。还特别指出，消除社会排斥的行动需要与档案馆保存和解释馆藏、开展文化教育和鉴定新文件等责任相互平衡。

此外，档案服务还应该借助政策力量充分发挥其社会教育功能。我国学者已开始提出档案利用服务与我国教育制度联动的建议，指出目前“国家教育制度中缺乏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方面的要求”。“档案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会各方面利用档案史料的中心’作用的发挥，一般应同国家的教育制度相衔接。如果缺乏教育培养，国民的整体档案意识水平就很难得到根本性提高。”

当然，政策联动本身需要高于具体政策的“元政策”进行协调。长期以来，受到政策科学研究环境的影响，元政策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档案利用服务政策制定主体也只是在传统的习惯了的元政策框架内制定政策，很少考虑新的方法和程序。通过元政策的完善，如制定程序、制定原则、制定组织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改革，加强配套政策之间的联动，还做得远远不够。

政策目标导向是否能够实现，政策体系框架是否科学合理，最终取决于在一定的指导方针下和体系规划内，具体政策的内容组成和条款设计。而政策指导方向的确立，政策体系框架的规划调整，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出台的相关政策具有整体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可行性。因此，如果说政策导向是政策宏观层面的价值追寻，政策体系的勾勒是仍显抽象的中观构想，那么政策设计则是微观的、具体的、实在的内容分析。对于政策的目标群体来说，具体政策规定是其行为活动的规则和依据。对于政策的功能发挥来说，落实具体政策才能引导观念、管制行为、调控冲突和分配利益。因此，以具体政策规定为专题，深入研究从利用服务政策到公共服务政策的完善创新，是本书的实际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