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日本：庶民的生活与劳动

社会阶级——土地国有化的实验——国定工资——大饥荒——手工艺——工人及同业公会

远在帝王时期的日本社会，可以划分为8个社会阶级；及至封建时期，各阶级间的壁垒才稍见缓和，只剩下4个阶级，即武士、工人、农人及商人。其中以商人地位最不受注目。此外，尚有人口5%的奴隶，大都是一些罪犯、战俘、及被贩卖拐骗的无辜儿童。

日本贩卖及拐骗人口，至公元1699年，政府明令禁止。在奴隶的下，尚有所谓秽多阶级，即从事于屠宰、制革、清道等行业者。在信仰佛教的日本，这些人被认为不洁，备受歧视。

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吉宗时日本人口约3000万）占很高的比例，他们不辞辛劳地在日本的可耕地上耕耘。在奈良时期，土地曾一度收归国有，再以6年或一生（直到死为止）为期分别租给农民。但这种制度试验的结果，政府发现农民对于暂时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尽力垦殖，迫使政府再允许土地私有化，并且提供基金贷款农民播种或收割。但这些措施却也无法挽回农民的地位趋于低落。农民耕地面积狭小，在封建时期，平均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竟要负担2000人的口粮。农民每年尚须为政府服一个月的劳役，在此服劳役期间，如稍微偷懒，即会被刺杀身亡。在每年7、8月期间，中午到下午4时准许午睡。生病工人由国家给养，而免费的棺木随时供应给那些服劳役期间去世的人。

政府课征的税收，名目极其繁多。在7世纪，税收约占农民全年生产额的6%；但到12世纪，却升至72%；至19世纪，农民负担的税收，仍不下于40%。重税的下，农民利益所得，几被剥削殆尽，除简单的工具、衣服、炊具及破陋的茅屋外，别无他物。此外，地震、饥荒等天灾，也对农民构成莫大威胁。在德川幕府时期，农民如为他人工作，其工资须按照政府规定，尽管如此，其工资仍极其低落。日本一位有名望的作家鸭长明（Kamo Chomeis Hojoki）在其文学作品《方丈记》中，曾就其所见所闻，将公元1177年至1185年的间，饱受地震、饥荒、火灾摧残的京都，作了血淋淋的刻画，就其中有关1181年他目睹饥荒的情况，节录如下：(www.xing528.com)

“各地的人民置家园于不顾，离乡背井，迁徙至山区居住。平时不受重视的各种宗教祭典，现又不分仪式地盲目展开。居住首都的人民，典当家产以能购买食物，但又有谁能加以关心。成群的乞丐阻塞道路，哭泣的声不绝于耳。每个人都失望地坐以待毙。而平时高不可攀的人们，此时也蓬头垢面地沿门托钵，以求度日。骨瘦如柴的饿殍，相继仆倒于地，腐尸充斥墙檐与路旁，臭气冲天，惨不忍睹。人们再也提不起兴趣出售房产家具，盖整载东西换不了一日充饥。金银财宝也丧失价值。更可怜者，恩爱夫妻的间，较富爱心的一半，为节俭食物奉献给另一半，常作牺牲。同样情况，父亲也常较小孩先去世，更有婴儿无知地依偎在母亲的尸体上……京都中部地区的人民，在第四及第五个月期间，饿死者计有4.23万人。”

另据康普夫氏（Kaempfer）对公元1691年京都手工艺欣欣向荣的记载，恰与上述凄凉景况成对比，记载称：

“京都在帝王时期是手工艺与日用品的制造中枢。在此首都的每一房铺，几乎均在制造或出售货品。他们铸造铜器及钱币，印发书刊，编织刺绣，制造艺术雕刻、各类乐器、图书、漆器、服饰及其他金属制品——其中尤以兵刃武器最令人注目；其他尚有各种活动的玩偶及不可数计的产品。总的，京都各种物品均不匮乏，凡外国的一切制品，本地均能仿效……街道上不售物品的商铺极其稀少，更令我赞叹者，前来购买的顾客竟络绎不绝”。

日本早就从中国及朝鲜输入各种工业及艺术制品。在德川幕府时期，手工艺的制造者在仿效中国、朝鲜等国的艺术的余，其制品甚至青出于蓝；而今日日本其经济有效地机械生产，显然又超越西方的制造者。当时日本手工艺的制造，犹似中古时期的欧洲，均由家庭制造，其职业及手艺均世代相传，且经常以其经营的行业命名；再者，大规模的同业公会逐渐形成，可惜此同业公会渐成为雇主剥削技工及限制新会员的组织。在这些同业公会中，尤以钱庄公会势力最为壮大，不仅接受存款、支付传票及期票，并可向工、商业界及政府贷款。及至公元1636年，钱庄公会执行了所有财政上的主要功能。城市中殷商富贾因地位的提高，激起他们追求政权的欲望，而原有的贵族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富商则极其轻视。是故在德川幕府时期，举国财富虽增加，但直到西风东渐，欧美炮弹震惊了日本的际，其国内的贵族与殷商才能携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