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和知识,主要经济部门是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第五产业,诸如运输业、公共福利事业、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卫生、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映射到教育领域,国家对于教育的影响越来越深,各国纷纷出台各种措施来发展教育事业,从而达到人才培养、科技发展与综合国力提升的目的。
(一)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的延续,“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就像工业社会并不消除经济中的农业部门一样,犹如在羊皮纸上刮去原有的文字后重写,这些新的发展覆盖在旧的一层上,消除了一些特征,同时加厚了整个社会的结构。”也就是说,后工业社会依然带有工业社会的一些特征。由于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化率非常高,在工业化较为成熟的英国,其城市化率接近90%,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城市化率也达到了80%以上。多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超过70%~80%,多数人生活在城镇,中等教育普及化,大部分经济活动由非农活动组成,且多数人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多数人习惯于办公室的工作,而不是劳作于土地。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两者并驾齐驱,人的工作性质发生了改变。在前工业社会,生活是与大自然的竞争,人类要从土壤、水域或森林中竞夺生存资源,人类活动往往是小群体形式,并受自然变迁的制约;在工业社会,工作是与改造中的自然进行竞争,在生产商品或货物方面,人类与机器相比,相形见绌;至于在后工业社会,工作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工作和日常事务之中,自然和制造的因素被排除在外,人们不得不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在前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服务部门主要是家务仆役阶层,而工业社会的服务业主要是辅助商品生成的运输业、公共事业和金融业以及个人服务的提供(如美容师,餐馆服务员,等等)。但在后工业社会中,新的服务业主要是对人的服务(主要是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专业和技术服务(例如,研究、评估、电算及系统分析)。丹尼尔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如下[12]:
1.理论知识的首要性
理论知识的系统汇编和材料科学成为技术创新的基础。知识被编撰成抽象符号系统,应用于多样和变化的现实,理论知识还是孕育发明的母体。同时,材料产业已经渗透到了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重大。
2.智能新技术的出现
以电脑线性程序、马尔科夫链、随机过程等为基础,可以利用模型、模拟以及其他系统分析和决策工具,来应对经济问题、工程问题,制定更为有效和“合理”的解决方案。
3.知识阶层的扩展
社会上成长最快的集团是技术和专业人员,在美国,1975年,这个群体包括职业经理,占到800万劳动人口的25%;到2000年,技术和专业阶级将是社会上最大的群体。
4.妇女地位的提高
工业社会里,工厂主要是男性参与,妇女往往被排除在外。而后工业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妇女第一次获得了经济独立的可靠基础。
后工业化时期,适应城市化的生活、理论知识的学习以及掌握专业技能等成为一项头等大事。普及中等教育、不断提升教育的层次,也是掌握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必要途径。专业技能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则是获取权力的方式。在后工业社会,专业技能越来越成为获得职务和地位的最有利条件。因而,普及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是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必要条件。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北美和欧洲国家的高中毛入学率达到了92.2%,为全球最高;其次是东亚和东南亚的高中毛入学率达到了78.1%,其中部分国家如日本和韩国高中毛入学率已经接近100%。[13]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义务教育、中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不断加深,水平不断提高。
(二)国家对教育的影响不断加深
每个时期,由于处在一个国际大环境下,各个国家在教育上都会出现一些大体上相似的举措或政策,因而,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各国教育都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二战后,世界暂时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历史时期,并且各国开始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开始一轮新的竞争,欧洲各国竞相开始教育改革,这些国家的教育大体上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www.xing528.com)
1.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
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正在采取的改革措施,延长的方向是学前教育1~2年或高中阶段教育。各国义务教育年限一旦确立,一般来说相对比较稳定,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都呈现出缓慢延长的趋势。普及教育的一端伸向幼儿教育阶段,另一端又向中学后教育阶段发展,即不仅要普及高中,还要向高等教育领域延伸。以2015年为例,所有OECD国家义务教育的平均年限是10.57年,其中义务教育年限以9年、10年和12年居多,分别为25.71%。28.57%,和25.71%,而普及9年以下、13年、14年义务教育的比例均在10%以下。[14]
2.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20世纪年代末,在终身教育思想的倡导下,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搭建“立交桥”。1989年美国颁布的《美国2061计划》、1991年布什政府签发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学校-就业机会法案》、1990年《帕金斯法案Ⅱ》、2006年《帕金斯法案Ⅳ》等等一系列的法案和战略,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其中《卡尔帕金斯法案Ⅳ》(The Perkins Act of 2006)将职业教育更名为生涯技术教育(Career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即CTE),反映了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促进了学生的终身成长。[15]法国1998年7月颁布的《职业教育改革的工作纲要》提出职业教育的改革原则:职业教育文凭要做到普通文化知识与职业能力知识之间的平衡,提升职业教育的品质,进而改变“职业教育的形象”。1999年法国教育部颁布的《面向21世纪的高中》阐述了法国高中的发展目标:职业教育必须做到“普通教育,职业培训和经济环境中的平衡”,使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的同时,获得高中学生应具备的文化知识,获得从事职业工作的必要能力,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达到实质、有效沟通的目的[16]。英国在20世纪80—90年代也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干预力度,出台了著名的《青年培训计划》和《技术与职业教育计划》,旨在增强英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2010年英国在颁发《为可持续发展而提升技能》的国家战略性文件中提出,全面实施资格与学分框架制度,该框架涵盖了语言课程、普通中学教育证书、国家职业资格等多种资格,并基于知识、技能及能力的标准将中等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等各个类型的学习连接起来,从而为不同学习形式的认可、转换与沟通,以及资格的比较提供了可靠的平台[17]。
3.重视教师教育制度的建设
教师教育的制度建设也开始受到各国重视,很多国家都对教师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规定,例如英国教育部于2010年颁布《教学的重要性》的白皮书,强调加大对教师职前培养的投入。美国2002年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2011年的《我们的未来,我们的教师:奥巴马政府教师教育改革与改进计划》、2012年9月12日的《教师培养改革法》力图强化教师准备计划的责任,支持合作伙伴的建构,从而满足教师和教育领导的需要,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与2004年颁布的《教师教育标准》规定了教师职前教育和教师在职教育中教育科学方面应具备的能力。法国在《关于教育指导发的附加报告草案》中,强调改善教师培训与聘用,规定从1992年开始,获得教师招聘资格的人必须具备学士学位;2007年又出台《对于教师培训任务手册之意见》,明确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
4.对中小学进行课程改革
对学校,尤其是中小学进行课程改革,也是这一时期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趋向。英国1988年制定了课程改革方案,2013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指导基础教育开展课程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指导文件:《英格兰国家课程:框架文件》(The National Curriculum in England:Framework Document),该课程计划将于2014年9月起在英格兰实施。2014年国家课程的形式延续了《1988年教育改革法》(Education Reform Act1988)中提出的传统做法,即以学科学习为主体,另加上了以内容领域为特点的专题学习。美国为了使各州中小学达到最低的共同标准,发动了基于共同标准的课程改革,2010年全国州长协会和各州教育长官委员会颁发《共同核心州际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简称共同标准),目前已有44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采用。2015年8月5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在中央教育审查会上提交了下一时期的《学习指导要领》(以下简称《纲要》)。《纲要》规定了日本青少年学生必须接受的最低限度学习内容的课程标准,大约每10年修改一次,一般提前三四年公示备选教科书的编纂进程与内容。现行《纲要》于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开始在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学校全面实施。在现行的高中地理、历史科目中,世界史为必修课程,日本史和地理则为选修课程。
5.高等教育逐渐成为发展的重心
随着各国教育体制的逐渐完善,教育发展的重点也渐渐由低往高上升,高等教育中的课程领域逐渐拓宽,专业设置日益完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2017年世界平均入学率为37.86%,2017年美国为88.17%,法国为65.63%,德国为70.24%,英国为60%,日本为80.6%,中国在2018年则达到了48.1%,俄罗斯为81.91%[18]。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持续上升,高等教育在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个体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反映了社会对终身教育的需求,这也成为战后欧美各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6.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均权化
对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永远是教育改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行政均权化改革在世界各国此起彼伏,蔚然成风。中央集权制国家下放部分权力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而地方分权制国家则加强中央对全国教育的监测、评估,甚至将原属于地方的部分权力上移到中央政府。许多国家经历了“教育行政均权化”改革,大多实行的是中央与地方合作的行政体制,兼具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特点。在法律上,中央政府是教育管理的主体,中央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具有管理全国教育事务的权力,有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体系;地方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中央行政机构与地方教育政策部门不存在实质上的命令与服从的上下级关系。在这种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合作,共同管理教育事业,两者的权力较为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减少了集权制与分权制各自的弊端。
在后工业社会,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教育改革表现出来了一些共同趋向,其中义务教育年限的延长、职业教育的加强是最明显的两个方面,体现出二战后的整个国际环境是对知识、科技的需求非常急切,教育成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重要因素。因而,发展教育事业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能否成功的重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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