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舍生取义，中国仁人志士的典范

三闾大夫屈原选择了舍生取义，尽管只是个人行为，但值得敬佩。

太史公司马迁曾经慨叹屈原的死，而当对比“同死生，轻去就”的思想时，又肯定了对屈原本人的选择。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fú）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5]

屈原以博闻强记、娴于辞令等才能，足以在乱世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然而，他以己之身祭奠迷途之中的宗国，的确令人扼腕叹息。如果我们仅仅站在个体生命的角度，无疑有失于偏颇或局限。细细分析《楚辞》作品，就不难发现屈原自投汨罗行为背后的内在动因。

在《离骚》中，屈原称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出生在“孟陬”之月，“庚寅”之年，而且为此被父亲赐以嘉名。而屈原认为自己既有内美，又有修能，美好的品质让人羡慕和向往。同样，在《卜居》中，屈原在内心大声疾呼，满腔悲愤无处诉说：

世溷（hùn）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fǔ）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xū）嗟（jiē）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6]

“廉贞”之昭质以及太多的美好品德，使得这位三闾大夫不能苟合于世。当对于节操的坚守超过对生的苛求和对死的恐惧，选择投身汨罗就是件不难理解的事。(www.xing528.com)

在《离骚》中，屈原奋力喊出“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的铿锵誓言；在《国殇》中，“操吴戈”“被犀甲”的战士无疑是屈原理想中的自己。当“车错毂”“短兵接”时，战士表现出势不可当的气势与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7]

屈原舍生取义，同样表现出大气凛然的民族气概；屈原的执着来源于对自身出生及美好节操的坚守，与对宗国深入灵魂的满腔热忱。对于信仰的笃定，还体现在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坚信与执着。

孟子、屈原是这样，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许许多多仁人志士，皆是如此。

他们在国家和民族有危难之时有担当，在逆境之中襟度广。他们涵养识见皆具备，中国后辈当自强。中国风骨已成为一种风尚，体现在众多有志之士身上，流淌在其血液中，而充塞于其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