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孟子》昭示了正义等在养气过程中的重要性。
《孟子》说勇，提倡孟施舍之勇，轻蔑北宫黝之勇。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
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
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
曰：“不动心有道乎？”
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
曰：“敢问夫子之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3]
北宫黝之勇，是血气之勇。孟子轻蔑的是这种不经过头脑思考的勇，即使毫无畏惧，也不提倡。北宫黝无思考，不容忍，无论是平民百姓，抑或是万乘君王，都不会有任何顾忌。这是与孟施舍最大的不同之处。孟子赞许先反躬自问于内心，后实现价值认同的勇。
“反”，即反省，反躬自问，要求经大脑思考，在内心思量。经过大脑与内心的考量，如果符合正义，就会表现出一往无前的大无畏气概；反之，即使对方是地位低贱的人，自己也会因为理屈而惴惴不安。因此，孟施舍的“勇”与《红岩》英雄之“勇”相似相通，而北宫黝只是匹夫之勇。(www.xing528.com)
孟子认为，“勇”需养浩然之气。当被问到“恶乎长”，即擅长于做什么事的时候，孟子提出“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记载：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
除需要头脑和内心的考量之外，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最重要的是“义与道”。如果符合正义，就会表现出至大至刚的精神状态，就会充塞于天地之间。反之，则会馁而无力。正源于此，保证浩然之气充盈，还需要警惕“德之贼”，即看似忠信、廉洁之行，实则与流俗、污世相合。因此，“似而非”的事物，比如禾苗之莠、人之佞、巧令之言、乐之郑声、紫之间色等，都会扰乱正常秩序，更不会有浩然之气的培养，以及大无畏精神的体现。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言：
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一旦个人行为经过了内心价值的认同，符合正义，就会舍生取义。因为在他们心中，任何事物都不及心中所向往的事物更让他们痴迷。甚至珍贵的生命，也在此黯然失色。由此，对于像《红岩》英雄一样的舍生取义者的精神，我们就不会觉得匪夷所思，就更能够理解他们的坚守。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4]
“所欲”与“所恶”皆超于生死，就会有舍生取义之举。
综观孟子对于“勇”的论述，“勇”的内在精髓不仅体现在“志”“义”“道”“静”中，更表现于人本身价值的满足，即自我同一性的认知与自觉，亦即本心的觉醒。而所谓的“勇”是表，志、义、道、静是里，两者互为表里。这里表里关系互融互洽形成的浩然之气构成了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的一种风尚，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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