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太空威慑力量 增进太空安全

正如在前面章节所介绍与论述的那样，美国加强太空军事力量建设，谋取太空霸权，其中的方式之一就是对敌手进行太空威慑。在面临中国太空力量挑战后，美国扬言如果中国在台海问题上与美国发生冲突就摧毁中国的太空资产，甚至对其盟国也发出了此类恫吓:如果中欧联合研制的“伽利略”导航系统在中美冲突中被中国所利用，美国也要摧毁欧洲的“伽利略”系统。这是典型的美国式的太空威慑。随着我国太空资产越来越多，以及太空利用在国家安全上所扮演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也应加大太空威慑力的建设，一方面确保我国安全，另外一方面确保太空安全，即我国不被美国的太空力量所恫吓，同时要慑止美国对我国太空资产进行进攻。

一、太空威慑理论

冷战时期，军事威慑主要表现为核威慑。但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太空威慑，冷战结束后，太空威慑概念正式出现，太空威慑理论逐渐得到完善。

威慑本意就是通过显示强大实力使潜在对手确信，改变现状的收益远小于维持现状的获益，以慑止对手的进攻行为。说白一点，就通过显示强大实力，使对手知难而退，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太空威慑就是以强大的太空实力(即军事太空、民事与商业太空实力)为后盾，通过威胁使用或实际使用太空力量，以慑止对手发起进攻。与常规和核威慑一样，太空威慑就是让对手感觉到来自太空实力报复与惩戒将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从而产生畏惧心理，因此而放弃原本打算采取的行动。太空威慑是随着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而产生的，是继核威慑之后出现的又一威慑形式。

太空威慑是太空技术的产物，伴随着太空的军事利用而产生的。二战之后，美苏为争夺世界霸权，开展激烈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为实现取得对美具有相当或者平衡的核威慑的目的，苏联不仅在研制、生产原子弹与氢弹弹头方面与美国较劲，同时也试图在运载工具(尤其是洲际导弹导弹)上超过美国。1957年苏联实现了在运载工具上超越美国的目的:是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表明苏联拥有把核武器打到美国本土的能力。这不仅提高了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更严重的是对美国形成了严重核威慑。这一点极大地刺激了美国，迫使美国奋起直追，1958年，美国也成功地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此后，美苏两国继续在太空领域进行竞赛，纷纷发起探月计划、深空探测计划[1]。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美苏双方的战略核力量形成均势，双方都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因此，任何一方都无法取得明显的战略优势。

为了打破这种恐怖的核均势，美国从8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太空军备计划，企图建立多层反导系统，拦截苏联来袭的核导弹，以此谋取对苏联的战略核优势。这就是“战略防御计划”(SDI)，也就是俗称的“星球大战”计划。“战略防御计划”出台，标志着美国的太空威慑已经形成[2]，就差“太空威慑”这个概念。其理论基础就是1980年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O. Graham)提出“高边疆”理论。“高边疆”理论认为，如果美国能在太空领域压倒苏联，在太空建立一个多层次导弹的拦截系统，那么美国可以获取对苏的全面优势，可以从太空拦截来袭的苏联核导弹，摆脱“确保相互摧毁”的魔咒，实现“确保生存”[3]。在美国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前后，苏联也在进行太空武器的研发，也试图打破苏美之间的核均势状态，谋求建立对美国形成严重的太空威慑力量。

其实，此前两国也实实在在地利用太空技术，形成对对方的太空威慑，或者让太空技术提升核威慑能力。在卫星上天后，美苏双方立即把卫星军事化，利用卫星进行侦察、通讯、预警等活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本身就是由美国通过侦查卫星发现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拉开序幕的。为了弄清楚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的进展，美国接连发射两颗侦察卫星，了解苏联战略核力量的动向等详细信息，在进行拦截苏联开往古巴船只的同时，并对苏联发出核战争恫吓。此时的苏联也通过侦察卫星了解到美国已经做好了打核战的准备，于是决定从古巴撤走导弹。后来双方在太空的军备竞赛也到达了均势，最终1975年双方在太空“握手言和”，形成了相互的太空威慑平衡。

为了打破太空均势，美国搞起了“星球大战”。苏联也被迫再次随之起舞，也搞自己的太空威慑力量建设，无奈时运不济，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在一段时间内还无力接招。美国乘机缩小“星球大战”计划，搞“智能卵石”计划。进入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决定试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和“战区导弹防御计划”(TMD)，小布什政府全力推进导弹防御系统，标志着美国太空威慑战略正式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此外，美国政府全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成立太空专业部队，进行“施里弗”系列太空战演习，验证美军提出的战略构想。

而此时太空威慑理论随着制天权理论逐步得到完善而完善。詹姆斯·奥伯格的《天权论》，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关于天权理论的基本思想。1997年美国太空司令部公布公布的《2020年构想》，阐述了“太空控制”概念。2002年美军制定的《太空行动的联合条令》、2004年8月制定的《反太空行动》进一步完善太空控制概念。2004年2月《美国空军飞行转型》提出为实现制天权理论，研发与部署太空武器。在此过程中，1996年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首次提出“太空威慑”概念。1999年美国国防部的《太空政策》首次系统阐述太空威慑概念。“太空能力应该运转起来且被用来”“威慑、警告，以及如果有必要抵御敌人的进攻”，“确保敌军不能防止美国使用太空”[4]。2006年小布什政府在《国家太空政策》中也再次提及太空威慑，慑止他国对美国太空系统进行袭击，其中特别强调要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慑止他国对美的敌对行动。2010年奥巴马政府公布《国家太空政策》也再一次强调太空威慑，美国“威慑他国干扰、袭击太空系统”[5]。2011年2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则系统提出了如何进行威慑[6]。以上表明太空威慑理论基本趋于完善。

太空威慑理论的形成来源于太空技术和卫星的巨大军事能量。这一点在论述制天权理论时已经提及，即可以实现远程精确打击，形成威慑效果;军力倍增器，使常规力量与核力量的战力倍增;提供强大的C4ISR系统，强化作战效能。太空威慑是一种新形式的威慑，与常规威慑、核威慑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太空威慑的战略性。太空是人类的最后一个“高边疆”，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太空技术及其军事价值蕴藏着巨大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实力(即硬实力与软实力)。太空与太空技术已经在军事斗争中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将来这种作用还会进一步突出。在未来战争中，夺取制天权成为夺权制网权、制信息权、制海权、制空权的前提。太空技术是国家硬实力与软实力的综合体现，是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因而以太空技术为基础的太空威慑具有战略威慑特征，较之常规威慑、核威慑更具有战略性。

其次，太空威慑具有全方位性。根据现有的太空法律机制，卫星等航天器在轨运行不存在侵犯一国领海、领空、领土的现象，在轨运行的太空力量可以对地球任何一个地方进行威慑，而且也可以威慑敌方在轨运行的卫星等航天器。就其威慑范围而言，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也可以扩展到太空。这一点是常规威慑与核威慑做不到的，因而太空威慑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威慑。而且在时间上，也可以做到全方位威慑，即在危机来临之际，可以将在轨运行的航天器通过变轨，调整卫星的轨道位置，定点于指定区域，或者快速发射卫星到指定区域，形成强大的太空威慑态势。也就是说，太空威慑可以实现在时间、空间上的全方位威慑。这就是美国提出“全球到达、全球作战”的基础，实现可以在两小时之内对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实施打击的战略构想。

再次，太空威慑的整体性。太空威慑可以与陆基、海基、空基和天基力量进行一体化，可以借用军用和民用系统，对敌方进行硬杀伤，也可以实施软杀伤，直接对敌方构成威慑，也可以借助军用和民用系统的信息系统，间接提高威慑能力:一方面，可以通过太空侦察及早了解敌方意图，破坏其进攻的突然性;另外一方面可以对敌方实施信息干扰。以上各方面的整体性越强，太空威慑的效果也越强。而且，太空威慑与其他军事系统和民事系统进行整合，可以预防太空威慑失效，保证其他威慑的效果。美国在首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中也提及替代太空威慑的方案，以确保其他威慑的效用。

太空威慑具有灵活性。太空威慑具有威慑与实战灵活转换的特性。核威慑的实战性相对来说比较差，太空威慑则有很高的实战性，不仅能够保证太空打击的有效性，而且还可以保证附带伤亡小，可以保证战争的可控性，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同时，太空威慑具有防御与进攻相互转换的灵活性。太空力量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可以通过太空防御保卫己方战略目标不受打击，以保持对对手的打击报复能力，可以始终保持威慑能力;但是，一旦威慑失败，太空能力可以打击对方的目标，通过实战威慑对手。这一点核威慑有时难以做到。因而，太空威慑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可信度。

而且太空威慑可增强常规威慑与核威慑。太空力量可以为武装力量提供C4ISR系统，以及太空武器平台，可以对对手的在地球上和太空的目标实施打击与威慑，作为战斗能力的倍增器，提高己方常规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并且遏制对方的常规武装能力。同时，因为太空能力提供了预警、侦察、指挥等能力，提高了核武器的威慑能力，因为太空能力给核武器安装上了“瞄准器”、“千里眼”与“顺风耳”。简言之，太空能力全面增强了各类武器系统的作战效能，引导武器系统实施精确打击;全面增强作战指挥效能。太空系统提高了战场的透明度，提高了战场信息获取与传输能力，可以为指挥员提供实时、准确的信息，方便了对部队的指挥与控制。

如果占据了太空优势的一方，还可以削弱对手的核威慑能力，因为太空能力可以有助于己方及早发现对手的核意图、来袭的核导弹，以便己方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并实施指挥与控制，同时可以利用太空系统可以攻击对方的核武器系统，甚至完全彻底摧毁敌方核打击能力与核反击能力。尽管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还不完善，但是该系统对洲际导弹有25—30分钟的预警时间，通常在导弹起飞后50—60秒就能探测到，在极短时间内(也就是在2分钟内)可将预警信息传回地面。美国太空能力的强大削弱了他国战略核威慑能力。这给诸如像中国这样中等有核国家实施的有限核威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构建中国太空威慑理论

如同前述，太空威慑是一种全面、综合性的战略威慑。但是形成太空威慑的技术极为复杂，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美国拥有对他国全面的太空威慑能力:不要说美国强大的军事卫星，就是连神秘莫测的X-37B本身就是巨大的太空威慑力。第二架X-37B于2011年已经升空在轨运行了。就目前而言，以及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还会强化其太空威慑能力。因此，对于我们这样的航天大国来说，制定适合我们的太空威慑战略是重要的，不仅要对美国形成一定程度的太空威慑，同时还要建立在财政上支撑得起的基础上。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太空威慑应该把握三点原则，即有限的太空威慑、综合威慑与非对称威慑[7]。

太空威慑的有限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威慑目的的有限性和威慑力量的有限性。威慑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放弃改变现状的企图与行动。威慑分为“惩罚性”威慑与“抑制性”威慑。前者也称为“进攻性”威慑，即采取迅速与压倒一切的报复行为，迫使对手认识到得不偿失。这种方式往往为强大国家所使用，迫使弱小国家屈从它们的意志。后者也称为“防御性”威慑，主要以足够的、有效的防御能力，使对手感到无法实现其预期目的，即用拥有足够的能力慑止对手发起进攻。这种方式往往为中等国家所利用。我国太空威慑目的的有限性，就是追求建立抑制性太空威慑能力而非惩罚性太空威慑能力。我们建立抑制性威慑就是要防止太空强国对我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维护我国的安全，为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的环境。

太空威慑力量的有限性，是指我国不会像美国那样发展全面的太空威慑力量，因为我们没有称霸太空的企图与愿望，没有必要发展大规模的太空战能力，此外，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力也不允许我们大规模投资太空能力。因此，根据我们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根据我国现有的技术能力，重点发展和集中使用能对对手起到威慑作用的太空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太空“杀手锏”武器，使敌手不敢扣动太空军力的扳机。

当然，这里所说的有限的太空威慑能力，一定要保证太空威慑的有效性，即我们要拥有足够数量的太空“杀手锏”武器。适度扩充一定数量的此类武器，可以与美国形成一定限度的均势，足以摧毁美国的太空能力，即太空资产和其他重要军事设施。

我们选择有限太空威慑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尽管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的战略任务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无意称霸世界，即使我们发达了，我们也不会称霸。因此，我们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搞太空霸权，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而是有选择性地发展我们的太空能力，形成有限、但有效的太空威慑能力。“根据国情国力，选择有限目标，重点突破。中国发展航天事业以满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需求为目的，选择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集中力量，重点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8]这是中国航天白皮书所确立的中国航天发展的指导原则，其实也是中国建设太空威慑能力的指导原则。而且就目前现实看来，谋求太空霸权是无法实现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舒尔特(Gregory L. Schulte)在发布太空安全战略文件的吹风会上说，“如果连埃塞俄比亚都能干扰商业卫星，你就不得不担心，其他国家能对我们的军用卫星做些什么?”，“15年前，我们不必担心这一点。而今，我们得调整思路了。”[9]也就是说美国都无法完全控制太空，更遑论我国。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全面发展我们的太空能力，而且在财力上承担不起。

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也决定了我国发展太空威慑能力的有限性。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是我国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的总原则、总纲领。过去60多年来，我们军事战略基本立足于“现实威胁关注”，以现实战争威胁作为规划军队建设的总依据。但是，随着我国地位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的战争威胁尤其是遭受大规模入侵式的战争威胁可以排除，我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由过去的生存利益威胁转变为发展利益威胁。这种威胁具有不确定性、多样性与综合性，因此需要军事建设具有前瞻性与主动性，做到防患于未然。这一点要求我军从“重实战”转变到“重威慑”，树立“基于能力”建设理念[10]。但是这种能力不是全方位的能力，而是有限、有效的重点领域，因为我们永不称霸，但不允许别人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我们的太空威慑能力重点发展战略预警能力、战略打击能力与战略机动能力，慑止他国对我国发起进攻。

综合威慑就是依托太空威慑，综合运用多种威慑形式、多种太空威慑力以及多样化的太空威慑形式，对敌手进行太空威慑。首先，以太空威慑为主，将常规威慑、核威慑结合起来形成综合威慑力量。如同前述，太空技术增强了常规威慑与核威慑，是常规威慑与核威慑的倍增器;同时，太空威慑、常规威慑、核威慑各有千秋，但也有各自的短板，因此，需要以太空威慑为主，将三种威慑结合起来，形成互补，形成合力，构建多层次的综合性威慑体系，可以形成有效的威慑效果，实现慑止敌手的目标。作为最强大的美国也没有偏废三种威慑形式，更何况相对弱小的我国。如果只选择一种威慑形式，都会给敌手造成错觉，误导他国给中国国家安全施加严重挑战。

其次，根据不同情况，综合利用多种样式的太空威慑。太空威慑样式包括展示太空技术实力，反卫星武器试验、部署太空力量、实施太空打击等。每一种太空威慑的样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具有不同的威慑效果，有着各自的长处与不足，根据不同层次、不同威胁、不同程度的威胁，可选择不同的太空威慑样式或者综合利用这些太空威慑样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意图。我们已经拥有了多种太空威慑样式的能力。2007年，我们进行了反卫星武器试验，打破了美国、俄罗斯对反卫星武器的垄断，展示了我们具有反卫星的能力;我们卫星在太空机动变轨飞行，表明我们具备卫星一定的防御能力;2010年1月我们进行了反导试验，表明我们可以拦截对手的来袭的导弹;我们也进行了自己的空天飞机试验[11]等等。这些都很好了显示了我们具备一定程度的太空威慑能力。我们随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这些太空威慑样式，保证太空威慑的可信度，慑止敌手的侵略。

我们要突出非对称性的太空威慑。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太空威慑为主，依靠太空力量，使用与敌手不同的战略威慑样式、太空威慑样式、太空威慑力量，实施太空威慑行动。非对称性太空威慑的核心就是“扬长避短、避实击虚”。拥有太空优势与不拥有太空优势的敌对双方都会利用非对称性威慑，双方针对对方的弱点，选择不同的太空威慑样式、太空威慑力量，以达到威慑目的。太空威慑的非对称性也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战略威慑形式非对称性，主要使用太空威慑来制约核威慑、常规威慑，美国的天基导弹防御就是此类代表，印度、日本等国也在构建自己有限的反导系统。中国拥有一定程度的反导系统能力。二是，太空威慑力量非对称性，即实力的非对称性，即太空实力因为太空力量的数量与质量存在差异表现出非对称性。三是，太空威慑样式的非对称，因为实力存在差距，使用手段上存在非对称性，比如通过地基、海基、空基对卫星进行信号干扰、或对卫星进行暂时致盲。美国企图依靠其无与伦比的太空实力优势，谋求对敌手的全方位的非对称性太空威慑，而中等、弱小国家则同样采用非对称性对美国实施太空威慑。

对于我国而言，选择非对称性太空威慑是我们必然的选择。我们不可能达到美国那样的太空实力水平，也就是无法在太空实力上形成与美国的均势，这样决定了非对称性的太空威慑是我们制胜的不二法门。突出不对称性的发展，是我军保持强大军事威慑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军建设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我军军事变革，仍然要把非对称发展作为一条重要途径，始终坚持“你发展你的、我发展我的”的方针，未来作战对手最担心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最害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作为不对称发展的主要内容。发展非对称性太空威慑技术相对较低、成本相对较低。埃塞俄比亚这样落后的国家都可以干扰商业卫星，就说明了这一点。非对称性太空威慑可以达到“以弱摄强”的目的，可以实现有效威慑。

在发展非对称性太空威慑时，我们要力争实现多种样式的非对称性的太空威慑能力。样式多样，保证选择余地大，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进行选择，确保太空威慑的成效与可信度。

虽然非对称性太空威慑能力建设是我们发展的主攻方向，但是，我们也要发展一定程度的对称性太空威慑。要慑止高层次的威慑，必须要拥有相同层次或者更高层次的战略威慑形式或太空威慑样式。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为了打破核均势，美国搞“星球大战”计划和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而对俄罗斯而言，为了打破美国的太空威慑，俄罗斯全力加速能突破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新型弹道导弹的研发。因此，我们也要谋求一定程度的对称性的太空威慑能力。

三、加强太空实力建设

建设太空威慑能力，需要有强大的太空能力，否则缘木求鱼。目前，我国拥有一定程度的太空实力，但是相比美国、俄罗斯等太空强国来说，太空能力还差强人意，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太空实力建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加强太空整体实力，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这需要从卫星数量、质量与太空经济上进行努力。正如本章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尽管发射的卫星种类比较齐全，但是中国所发射、在轨运行的卫星、航天器比例很小。在遥感卫星方面，连印度都有10颗在轨运行，中国在此方面不及印度。在数量上增加中国卫星，也是争取更多频轨资源的必要条件和前提。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提及。尽管中国在2010年所发射的卫星居于世界首位，但是要想超过美国的数量，还需要数十年，甚至永远不可能实现[12]。尽管我们没有必要一定要在卫星数量上超过美国，但是要想现实有限但有效的太空威慑能力，需要与美国维持一定比例的数量。1%的比例很显然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需要维持在何种比例比较合适，这需要根据卫星的质量、卫星的种类、太空基础设施，等等，进行量化计算。

在卫星质量上我们也需要整体提升。尽管2010年我们发射的卫星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是中国太空能力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我们卫星在质量上仍然需要提高。我国最初的气象卫星在轨运行故障不少，影响了对天气的观测。美国航天专家布莱恩·威顿(Brian Weeden) 说“就纯粹技术基础而言，我认为中国落后于现有航天国家，例如美国、俄罗斯、欧洲、加拿大和日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整体上缺乏先进技术，而且不仅限于太空领域。”该专家说中国卫星无法与加拿大高质量的RADARSAT-2雷达成像卫星相媲美，虽然加拿大没有载人航天计划[13]，即便中国发射的卫星超过美国，但中国目前还落后于其他世界大国，而且差距巨大，要想在质量上赶超西方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不能实现技术赶超，至少我们应该用数量弥补质量的差距，提升太空威慑能力。不过，中国卫星质量有明显提高的趋势，2011年8月16日成功发射海洋卫星二号传了令国人振奋的好消息。海洋二号”卫星总设计师张庆君说，“海洋二号”卫星研制突破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一是卫星集主动、被动遥感，高灵敏度接收、大功率发射，多种观测手段为一体，综合观测能力国际领先;二是突破大旋转部件动静平衡测量及控制技术;三是突破大扰动下高精度姿态控制技术;四是突破微波遥感电磁兼容系统设计分析控制及验证技术;五是突破卫星活动部件长寿命的设计验证技术;六是卫星关键部件的国产化率大幅提高，卫星控制系统平台产品国产化率超过99%。“海洋二号”卫星还是中国首个实施精密定轨的航天器，定轨精度优于10厘米，达到厘米级，这比以前至少提高两个量级。同时，“海洋二号”卫星将首次开展激光通信链路星地试验，激光通信作为新的通信手段，具有高速率、高保密、低失真等特点[14]。

缩小太空卫星数量、质量与西方的差距，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提升中国太空经济，即提高太空技术的应用水平。尽管中国的太空经济达到1200亿人民币，但是只占世界太空经济的3%[15]。例如，第二代北斗导航卫星已经有10多颗在轨运行，但是其用户还主要是军用和大型企业，还没有惠及百姓日常生活，相反，美国的GPS占中国市场的95%。太空经济促进了太空技术的发展，而太空技术的发展又促进了太空经济的发展，两者形成良性循环。美国太空基金会于2010年4月12日发布的《2010太空报告》称，尽管2009年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全球太空经济仍保持强劲增长势头，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太空行业经济收入总额为2616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近40%。这与传统产业增长陷入停滞甚至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据统计，2009年全球总共进行了78次太空发射，比2005年增长42%。在这些太空发射中，俄罗斯发射次数占37%，名列第一;其次为美国，占31%;第三为欧洲，占9%[16]。中国所占份额极少。西方利用从市场赚到的资金，进一步投资太空技术，再带动太空以及与太空相关产业、技术的发展。

中国在太空经济方面与西方存在巨大落差。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体制与制度。在卫星研制上、发射上，出于国家安全等多种原因考虑，全部依靠国家投资，几乎没有社会资本进入。“早年，曾有香港资本希望介入，但遭遇政策障碍，无功而返。”[17]在保证国家安全情况下，航天产业可以让社会资本进入。中国2010年1月设立航天产业基金，第一期募集资金50亿元[18]。此种形式迈出了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太空产业的第一步。基金投向主要集中在航天产品、航天技术应用产业、航天服务业及其相关领域，采用有限合伙制封闭式人民币股权投资基金的形式。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步伐还要大些。就现有的情况来看，这些出资人都是国内大型企业(集团)，也应该让中小企业加入进来。中小企业在一些技术等方面还是有很多创新能力的，在保证国家安全前提下，完全可以让它们加入进来，为中国的航天技术作出贡献。

尽管，我们现在一时还无法在卫星研制、发射等方面向非国有大型企业开放，但是不妨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地面”的终端应用和服务，从“地面”领域进行商业化。在西方，通常是市场对某种产品和服务有了强烈需求，终端应用开发后，形成了良好的商业模式，方才发射商业卫星。如果我国在“地面”领域商业化成功后，倒逼体制变革，改变我们“通常是先发射卫星，再考虑商业化应用”的状况[19]。除了能够增加卫星应用外，这种方式的一个好处就是不会浪费卫星频轨资源。

同时航天科研机构与主管部门要建立商业化的转让平台，将那些可转化的资源转为民用商用，将对中国企业的产品技术升级、结构转型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的长城电脑等公司均有强烈愿望，将用于航天的相关成熟技术引入企业，实现了产业升级。“但目前既缺统一规划，也缺集中的转化平台，只能靠有需求的企业自己去碰。”[20]一旦转化，航天部门可以从中募集更多资金，用于发展航天技术。

卫星资源需要整合。如果说卫星数量少、质量不是很高，影响了我国太空威慑的成效的话，那么分散使用太空资产进一步弱化了我国太空威慑能力。目前，我国卫星资源条块分割严重。气象、国土测绘、海洋、救灾、通讯、广播电视、军方等多个部门拥有自己的卫星，而且根据自身的需求，都申请发射卫星。各个部门管理、使用、操作各自的在轨运行卫星，相互之间缺乏共享与沟通。“有些部门花了不少经费去购买国外卫星图片，买回后才发现中国的卫星也获取了同样的图片;有的卫星发射上去，许多功能处于闲置状态。”[21]造成这种情况涉及政治、经济、技术与标准、行业管理、产业政策等，也有企业自身实力不足、战略失误等。多种因素相互纠缠，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这需要国家出面对太空资源进行整合，实施统一管理，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比如，在申请发射卫星之时，国家出面进行协调规划，达到有限资源共享。这一点美国做得很好。不管是军方还是政府其他部门、商业公司需要卫星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出面协调各方面需求，组织各相关部门进行联合论证，设计卫星。一旦需要时，各方可以共享卫星资源，完全可以做到要什么有什么，基本上无需购买外国卫星所提供的服务。

加强太空军事力量建设。太空威慑能力主要是太空军事力量。正如前面所提及的那样，我们掌握了反导能力、反卫星能力(包括摧毁卫星和致盲卫星等)，也试验了空天飞机，但是与美国、俄罗斯相比，我们的太空军事实力还很弱小，需要强化太空军事战力。

首先，我们需要增加军事卫星数量。根据全球安全网站2010年10月的消息，全世界在轨运行的军事卫星一共有175颗，其中美国115颗、俄罗斯38颗、中国12颗[22]。美国一家所拥有的军事卫星远远超越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美国太空军事力量的威慑能力可以傲视群雄。正因为美国具有无与伦比的太空军事威慑能力(外加民事太空助阵)，大大强化了其国家整体威慑能力，提高了常规威慑能力与核威慑能力，这样，减损了他国的威慑能力。美国空军用海洋卫星监视中国潜艇的动向。通过卫星监视潜艇是非声反潜战(NAASW)的一种形式。太空中的激光、红外线以及其他探测器与合成孔径雷达(SAR)，都可能会被用于非声反潜战。雷达或许可能会发现潜艇在水下所引起的微妙变化、监视水平面以上或以下的波动、探测海水温度的微妙变动。美国国家侦察局(NRO)计划在未来18个月内发射大量小卫星构成星座，监视中国潜艇[23]。美国凭借其太空军事能力增加了其常规威慑、核威慑与太空威慑能力，也就相对减弱了敌手的常规威慑能力、核威慑能力与太空威慑能力。因此，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军事卫星，不仅要监视美国的潜艇、也要监视美国的战略轰炸机、陆基洲际核力量，也要时刻监视美国的天基能力与动向。我们不仅要监视美国的太空、天空、陆上和海上的力量，而且还要有能力慑止美国发起侵略的企图。

根据相关报道，中国侦察卫星已经取得相当进展，接近美国水平[24]。世界安全研究所在一份新报告中说，中国侦察卫星现在能够每天监视目标长达6小时，而在此前的18个月还只能每天监视目标3个小时，如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监视固定目标方面的实力已接近美军的水平”。另有报告称“从10年前，几乎没有实时监视能力。如今在为了某些实时行动而从太空观察目标方面，解放军的能力可能已与美国相当”。路透社还报道说，中国正在开发尖端侦察卫星，使其能够实时跟踪敌军行动并引导弹道导弹“中国的卫星群正从收集一般战略情报的有限能力进入一个能够支持战术行动的新时代”。“侦察卫星最直接令人不安的战略性用途就是支持反舰弹道导弹进行目标定位于跟踪。反舰弹道导弹可能击中美国航母”。

能阻止他国侵略企图且能具有实战能力的太空能力，自然需要一定数量的军事卫星。正如前述，美国全面太空武器化，研发、试验各种太空武器，夺取太空霸权。我国不称霸，没有必要与美国进行太空军备竞赛，像美国研制更多的太空武器，但是我们可以研发一些小型、微型军事卫星，充当反卫星的武器。美国一直猜测中国正在研制微型小卫星，充当“太空地雷”。该卫星可在太空随时候命准备攻击其他卫星。

中国在小卫星研制方面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为研制包括“太空地雷”在内的小军事卫星的研制提供了基础。中国小卫星研制已建立现代公用平台，具备了小批量生产的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卫星公用平台，是能对多种有效载荷提供服务的综合系统，利用这种系统，装载不同的有效载荷，能构成一颗新的应用卫星。1999年5月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的“实践五号”卫星，是首次采用中国自行开发公用平台技术研制的一颗小型应用卫星。“实践5号”的成功为中国小卫星研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25]。此后我国又发射了多颗小卫星，随着这些小卫星发射成功，进一步提高中国实用小卫星系列的技术水平，更好地适应高、中、低多层次多种有效载荷的需要，使小卫星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服务。这些小卫星可以转换为军事小卫星，或者为研制军事小卫星提供了便利。英国媒体认为中国正在建造能够“悄悄接近”敌国卫星，进行侦察、或为其他中国卫星“保驾护航”的微型卫星[26]。

其次，组建太空部队，即天军。为了加强太空威慑能力与太空实战能力，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已经或正在积极组建太空战部队，美国的太空战部队已经具备很强实力。未来组建的中国天军应该具备几种功能:对敌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战略预警和中段拦截，同时监控太空中的卫星等各种航天器，必要时对敌方的天基资产采取行动。这些功能需要增添地基、天基预警、侦察、监视设备，并发展反导拦截系统，以及各种反卫星武器(包括地基、海基、空基和天基反卫星武器)。组建天军，不管地位为独立军种，还是独立兵种，耗资巨大。在美国没有放弃太空霸权图谋，签署禁止太空武器化条约之前，我们发展适度的天军是必然选择。

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能力与基础，也可以根据具体需要组建一定规模的天军。2008年9月新华网刊载了标题为“中国空军长期战略:逐步成为信息化空天军”的文章[27]，表示中国空军未来的发展发展是信息化空天军，集空军与天军的功能于一身。目前我国空军已经从传统型空军——仅编制航空力量的空军，过渡到了天基平台支援型空军——以航空、防空力量为主体并编制必要的各种功能卫星的空军;我们要超越俄军的空防导弹合成空军——即编制航空兵、防空反导兵、地对地战略导弹兵并得到天基平台支援的空军，进入信息化空天军——即航空、航天、信息化三种力量一体化编成和一体化作战使用的空军。当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2009年11月初在空军成立60周年前夕，空军司令许其亮上将对《解放军报》谈到，军事力量竞争正在向空天领域拓展，从航空领域伸展到近太空乃至深太空。这是世界军事变革的新趋势，是历史的必然。许其亮还强调，中国空军必须与时俱进，建立一支与中国建设发展需要相称、与空天时代发展需求相符的空中力量。这次谈话不仅表明中国要建设适度的天军，而且也暗示天军应该隶属空军[28]。接着中国《瞭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空军的战略目标是空天一体。中国空军实行“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的历史转变，正是为了限制空天武器化和实现空天军事平衡。这篇文章被中国新闻网转载[29]。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天军纳入空军帐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美国的天军部队属于空军管辖。印度组建的航天部队，也隶属于其空军。俄罗斯则是由战略火箭兵管理。后者现与俄航天兵合署办公，共用一套指挥系统，但两者基本上貌合神离，在历史上多次分分合合，可见俄罗斯模式并不成功。(www.xing528.com)

加快太空应急响应(Responsive Space)能力建设。太空应急响应是针对具体情况，为应对危机快速发射卫星，满足特定需求。太空应急响应能力应当迅速、准确、果断地驾驭、安装和操作太空军事设施，或能充当威慑或用于实战。

鉴于太空的脆弱性，美国较早进行了太空应急响应能力的建设。2000年，在空军提出“大规模生产”小卫星的概念后，犹他州大学空间动力实验室实现了小卫星生产和设计的流水线化，每颗卫星可节省100万美元，并且大大加快了应急发射的响应速度。2003年，美国国防部转型办公室正式提出“战术卫星”(Tac-Sat)的概念，其基本理念是构建低成本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空间平台，卫星的使用范围由军师级扩展到战区各级指挥员。目前美国已经完成了战术星系列试验，验证了卫星快速制造、发射和运行及多种有效载荷技术，试验证明作战快速响应太空概念在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30]。作为美国国防部作战及时响应型太空(ORS)办公室的制定合同的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向千禧工程与集成公司(Millennium Engineeringand Integration Co.)授出快速响应型太空工作(Rapid Response Space Works，RRSW)合同，合同期5年，金额5亿美元。按照合同，千禧工程与集成公司将为ORS办公室提供支撑。作为国防部的合作单位， NASA将负责ORS相关工作的规划、采办与运行。具体而言，该公司将设计、开发、建造、运行并维持RRSW工作，确保国防部能快速进出太空。RRSW工作包括任务协调、设计、开发、采办、装配、集成、测试、在轨支撑、发射支撑，以及地面系统支撑[31]。

太空应急响应能力，至少包括两个方面，即卫星方面要能满足即插即用的需求;火箭要能随时能发射这些卫星。除了研制模块式的卫星外，美国正在研制小型发射火箭，一次能发射多颗小卫星。

美国的太空应急响应能力建设可以为我国太空威慑能力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未来应该在卫星制造上采用模块式，做到即插即用。在运载火箭设计上面，采取“大更大、小更小”的两头战略，即大型运载火箭火箭要能发射载人航天器、空间站和大容量的军事卫星，小型运载火箭要能快速发射低地轨道微型卫星，而且保证“一箭多星”。目前，我国正在研制生产长征五号重型运载火箭，同时，我国也正在论证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运载火箭——运载能力达130吨。该项工作将由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将承担[32]。中国已经研制成功了小型运载火箭，即“开拓”系列。“开拓”系列采用的是固体燃料，较之液体燃料，构造简单，简易操作，从各级组装到发射最快可在12个小时内完成。相比之下，长征系列火箭往往需要二至三个月的准备工作。如果这种小型运载火箭可以转换为反卫星导弹更好。据说，2007年1月中国反卫星武器试验使用的就是“开拓”的衍生型。

建立强大的太空威慑能力离不开太空产业的强大，因此，加强太空工业基础也必须纳入战略高度考虑。前面所提出的那些建议，不管是增加卫星数量、提升卫星增量，还是增加军事卫星数量、强化太空应急响应能力，都离不开太空产业。没有强大的太空工业基础，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目前，中国太空产业具有相当规模。主要有两家大型国有企业，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成立于1999年7月1日，拥有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推进技术研究院、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空气动力技术研究院等8个大型科研生产联合体，以及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和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等11家专业公司、若干直属单位以及8个区域性航天产业基地、8家境内外上市公司。主要从事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和战略、战术导弹武器系统的研究、设计、生产和发射，专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具有大型系统工程管理的能力和经验。科研生产基地遍及北京、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内蒙古、香港(深圳)、海南等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还积极运用航天技术，大力发展卫星应用、信息技术、新材料与新能源、航天特种技术应用、特种车辆及零部件、空间生物等重点领域，形成了军民融合的发展格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现有从业人员14万人[33]。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2001年7月由成立与1999年7月的中国航天机电集团公司更名而来。航天科工目前拥有7个研究院、2个科研生产基地、6家上市公司、600余户企事业单位，遍布全国各地，职工10余万人[34]。

这两家大型国有企业是中国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的军事航天与民用航天、商业航天做出了汗马功劳。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中国的航天产业只有1200亿人民币的产值，只占世界总产值的3%。扩大工业基础实力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航天工业政策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颁布的《国家太空政策》中都强调要加强太空工业的基础，认为太空工业基础是维持美国太空霸权的基石，而且在其首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中，奥巴马政府再次强调美国要构建一个健康、灵活、充满活力的太空产业基础[35]。在这份报告中，美国政府表示为了增强美国太空工业基础，考虑要改变其出口控制政策，在不违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出口卫星部件或整颗卫星，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同时力争其运载火箭承担更多的商业卫星发射任务;改革卫星采办程序，鼓励更多的中小企业(即第二和第三层承包商)参与进来，共同研制、生产卫星;国防部只研制生产无法替代的、国家安全需要的卫星，其他的卫星一律由国内企业生产。

针对我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做法，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我们要让民企参与进来，扩大我们的基础;我们要走出去，争取国际竞争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开端，我们已经争取到了一些商业卫星发射，也向一些国家出口整颗卫星。但是力度小了些，还需要争取更大份额。其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走军民融合的路子，将发展军民两用技术作为实现“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国家发展战略考虑;将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和产业作为军工集团公司的主业来抓;拓展军民两用技术发展的思路，根据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求来发展，组织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和科技力量进行探讨，采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改进等方式，对于重点发展的航天军民两用技术进行深入研究，要优先发展适宜军用、民用且市场前景好的军民两用技术，加速实现产业化。

[1] 参见本章第一部分的有关内容。

[2] 李津军、单玉泉:“空间威慑战略刍议”，《中国军事科学》2002年第2期。

[3] 丹尼尔·格雷厄姆著:《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张健志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 Department of Defense“Directive”，No.3100.10，July9，1999. p.7，p.12. http://www.au.af.mil/au/awc/awcgate/dod-spc/dodspcpolicy99.pdf.

[5] National Spac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une28，2010，P.3.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_space_policy_6-28-10.pdf.

[6]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NSSS)，Unclassified Summary，January 2011. http://www. defense. 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docs/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_Jan2011.pdf。在前面已经对此进行了介绍，故在此不再赘述。

[7] 陈文峰、吕艳:“略论发展中国特色空间威慑理论的三个基本点”，《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8]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2000年版)”，http://www.cnsa.gov.cn/n1081/n7484/98354.html。

[9] Karin Zeitvoge，l “China's hostile space capabilities worry US: official”，February4， 2011，http://news.yahoo.com/s/afp/20110204/pl_afp/usmilitaryspacechina.

[10] 黄迎旭:“积极防御军事战略要重威慑”，《学习时报》2009年11月25日。

[11] “中国空军某重大试验圆满成功，32岁专家功不可没”，2011年3月11日，http://news.ifeng.com/mil/2/detail_2011_03/10/5073648_0.shtml。

[12] David Axe，China Matches U.S. Space Launches for First Time，December23，2010.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0/12/china-matches-u-s-space-launches-for-first-time.

[13] David Axe，China Matches U.S. Space Launches for First Time，December23，2010.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0/12/china-matches-u-s-space-launches-for-first-time.

[14] “海洋二号将首次精密定轨首次开展激光通信试验”，中国新闻网，2011年8月16日，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8-16/3259942.shtml。

[15] “中国航天产业化进程滞后相关收入仅全球3%”，2010年6月12日，http://news.ifeng.com/mil/4/detail_2010_06/12/1616198_1.shtml。

[16] “中国航天产业化进程滞后相关收入仅全球3%”，2010年6月12日，http://www.chnmilitary.com/html/2010-06/4547.html。

[17] 同上。

[18] “航天产业投资基金第一期完成50亿元募集”，2011年3月11日，财经网， http://www.caijing.com.cn/2011-03-11/110662851.html。

[19] “中国航天产业化进程滞后相关收入仅全球3%”，2010年6月12日，http://www.chnmilitary.com/html/2010-06/4547.html。

[20] 同上。

[21] 戚发轫:“整合我国航天资源制定长期太空计划”，2010年3月9日，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mil/air/hkzl/detail_2010_03/09/363716_0.shtml。

[22] Jeremy Hsu，“World's Military Projects Still Dominate Space”，October 6，2010.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org/news/2010/101006-military-space.htm.

[23] Peter JBrown，USsatellitesshadow China's?submarines，May13，2010. http://www. atimes.com/atimes/China/LE13Ad01.html.

[24] “中国侦察卫星接近美国水平”，《参考消息》2011年7月13日。

[25] “中国研制系列小卫星”，http://www.chinavista.com/news/guonei/ch080902.html。

[26] “英媒称中国研制微型卫星可悄然接近敌方卫星”，2010年11月8日，http://www.szonline.net/Channel/201011/20101108/286542.html。

[27] “中国空军长期战略:逐步成为信息化空天军”，2008年9月16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9/16/content_10027057.htm。

[28] “美媒诬中国决心参与空天武器竞赛”，2009年11月4日，http://www.stnn.cc/glb_military/200911/t20091104_1172315.html。

[29] 杨民青:“中国空军新战略与新安全观空天一体是战略选择”，2009年11月10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11-10/1956096.shtml。

[30] 参见张睿、李智:“美国作战快速响应太空计划中的卫星发展近况”，《国际太空》2010年第1期。

[31] NASAAwards Rapid Response Space Works Contract，July14，2010.http://www.nasa.gov/centers/ames/news/releases/2010/10-56AR.html.

[32] “中国正在研制论证运载能力达130吨的重型运载火箭”，http://news.xinhuanet. com/politics/2011-03/03/c_121145795.htm。

[33] 参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网站，http://en.spacechina.com/jtgk.shtml。

[34] 参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网站，http://www.casic.com.cn/n101/n119/index. html。

[35]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NSSS)，Unclassified Summary，January 2011. http://www.defense. 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docs/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_Jan201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