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太空武器化政策：监视，保护和防止

美国从大量太空资产中获益不少，不管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但是，太空资产与生俱来的一个缺陷就是对攻击相当脆弱。为了避免太空资产遭到对手的打击，美国制定了太空控制战略，为此大力推行太空武器化政策，包括组建天军，研制太空武器、反卫星武器和X-37B空天飞机，等等。

一、美国太空控制战略

上述提到的几场战争证明了太空系统对军事行动的重大意义，验证了制天权理论的价值，因此，许多国家开始重视太空资产，走向太空领域。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行为体进入太空，美国认为太空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认为国家对太空的日益依赖，导致太空系统一旦遭到破坏、袭击，就会出现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所说的“太空珍珠港”，美军的行动能力大大减弱，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受到巨大受损。所有这些考虑成为美国政府和军方制定太空战略的基础，为了避免太空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必须谋求太空优势和支配地位，确保太空霸主地位。另外，美国认为，随着太空技术及其商业化的发展，美国潜在对手也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太空信息资源，而美国的太空系统正受到威胁与破坏。因此，在1996年9月公布的冷战后的第一个国家太空政策中，美国明确提出了要对关键的航天技术设施和运行中的航天器实施保护，发展控制太空(Spacecontrol)能力，确保美国在太空的活动自由，并剥夺对手的这种能力[1]。

1997年美国太空司令部公布的《2020年构想》，进一步阐述了“太空控制”概念。太空控制就是要确保美军和盟友不间断地进出太空，必要时阻止他国利用太空的能力。到2020年，太空控制要实现五大目标:确保进入太空;监视太空;保护美国及盟友的太空系统;防止敌方利用美国和盟友的太空系统;阻止敌方使用太空系统，即扰乱、欺骗、破坏敌方的航天系统。为实现太空控制战略，“构想”提出了四个行动概念:即太空控制、全球接触(Global Engagement)、全面力量集成( Full Force Integration) 和全球伙伴关系( Global Partnerships)。除了上述的太空控制外，全球接触，就是从太空、在太空和通过太空，运用精确打击力量，对敌实施打击;全面力量集成，就是把太空部队和天基信息与海陆空三军及其信息进行集成;全球伙伴关系就是通过利用民事、商业、国际太空系统以增大军事太空能力。“构想”希望以太空能力来构筑美军的“全频谱优势”(Full Spectrum Dominance)。这是美军的核心军事规划目标[2]。

1999年7月国防部长科恩签发国防部3100.10号令，即国防部的《太空政策》。该政策重申太空如同海洋、陆地和空中一样，成为军事活动的媒介;确保太空行动自由和保护美国在太空的安全利益是美国太空及其太空活动的优先任务。国防部的主要目标就是提供具有行动能力的太空军力保证美国拥有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太空实力。为实现太空控制战略，国防部又提出四个行动概念，即太空支援(Space Support)、太空军力增强(Space Force Enhancemant)，太空控制(Space Control)和太空军力应用(Space Force Application)，取代了1997年空军所提出的四个行动概念。前两项，美军在战争中能到应用，后两个概念是一个设想。太空控制其含义与“构想”中的含义相同。太空军力应用，很显然就是建立太空军事力量，包括部署天基武器。《太空政策》同时指出，对美国太空系统进行有意干扰将被视为对美国主权的侵犯，美国将采取合理自卫措施，包括武力进行回应，必要时对对手的太空系统进行打击[3]。

2000年和200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预测，到2015年左右，未来的敌对国家能够使用各种手段破坏或挫败美国太空支援系统，以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战可能为敌手提供了非对称手段对付美国军事优势的能力，使他们有可能降低或击败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优势[4]。2001年1月以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高级委员会对美国未来的太空安全进行考察后得出结论，太空战确实存在，为避免未来的“太空珍珠港事件”，美国应采取措施保护太空资产，并且在太空部署武器进行威慑，在必要时候抵挡针对美国利益的进攻;必须采取措施，改善太空能力，提高“在太空、从太空、通过太空的力量投送”，威慑和预防在太空、从太空进行的敌对行动[5]。

以上所谓的美国太空控制战略包括三个方面，即监视、保护和防止。所谓监视，就是依赖“美国的太空监视网(SSN)对太空威胁进行监视。这一网络是由遍布全球的25个美国三军的陆基雷达和光学传感器构成。监视是太空控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布什政府上台之前，在“保护”方面，强调的是采取被动手段维系太空系统的生存与持久能力，例如保卫地面太空系统的站点、增加卫星、设施强化等。在“防止”方面则“包括排除敌人利用美国及其友好国家太空系统数据和服务的能力以及用于敌对目的的服务。这一问题的技术答案是对太空系统控制和载荷数据进行加密，防止非法接入”[6]。

“9·11事件”之后，美国则更多地突出用先发制人的打击手段来实现太空控制战略，即增加“否决”手段。2002年美军制定的《太空行动的联合条令》，重提先前的太空支援、军力增强，太空控制和军力应用四个行动概念，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否决”设想。“太空控制行动为友军提供太空行动的自由……同时否决对手的太空行动自由……”“太空控制行动包括太空监视、保护、防止和否定(Negation)功能”，“否定措施就是欺骗并使对手的太空能力混乱，否决并使对手太空能力退化，摧毁对手太空能力”[7]。2004年8月，美国空军制定的《反太空行动》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太空控制战略的方案，实际上就是落实“否决”方案，即除了被动防御外，要采取主动进攻方式，美国空军可以先发制人打击敌国卫星及其地面系统[8]。为此，美国要建立完善的太空系统或者天基平台，实施全球打击，即在90分钟内打击全球任何一个地方。要想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敌人卫星及地面系统，美国鼓吹进行太空武器的研发与部署。这一点由2004年2月《美国空军飞行转型》计划提出。该文件详细描述了美军太空作战的发展方向、武器研发、短期与长期目标等。“飞行转型”计划认为，美国要获取制太空权，必须具备三种实力:保护太空资产;制止敌方利用太空;快速发射航天器以替换被摧毁或失效的太空资产。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飞行转型”制定了太空作战的武器规划，包括天基与全球激光发射器、机载反卫星导弹、太空定向能反卫星武器系统和其他太空战系统。该计划再次强调没有美国的许可，他国将不得因军事情报或其他目的使用太空。新的太空战计划的出炉表明，美军进一步加快太空武器部署，旨在臭氧层上空建立军事帝国，独霸太空的野心[9]。而且该计划首次明确了太空武器地位[10]。当然，提出部署太空武器并非由该文件提出。早在拉姆斯菲尔德委员会报告中提出要研发和部署天基雷达、天基激光武器等。2002年8月，美军制定的《太空行动的联合行动》这一纲领性文件，计划于2009年开始部署天基监视卫星，成立太空攻击队，并执定了太空作战的设想[11]。

如果说，国防部和空军制定的太空控制战略是军方的设想的话，那么2006年美国《国家太空政策》则把太空控制战略提升为国家意志，并为太空武器化打开了方便之门。新政策指出，美国反对任何旨在限制美国太空部署武器的条约，“对美国来说，保持太空行动自由与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同样重要”，“美国反对任何国家对太空、空间体或其中部分拥有主权，反对限制美国在太空行动和获取资料的基本权力”。美国的“太空系统拥有自由进出太空和在太空不受阻碍的权力”，“任何对美国太空系统的恶意阻挠都将被视为对其权力的侵害”，“必要时，美国将剥夺敌人使用太空的能力”[12]。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先发制人地打击对其太空资产与能力构成威胁的各种系统。虽然，该版太空政策并没有宣布进行太空武器的研发与部署，但为太空武器开了绿灯[13]。

就其实质而言，美国的太空控制战略就是谋求太空霸权地位。2004年9月，美国空军副部长、国家侦察局局长说道，虽然美国没有主宰太空，也不是太空霸主，但是“事实上，我们需要这一目标，这是最高战场”[14]。他的讲话明白无误地谈到太空霸权。实际上，这是美国从冷战时期一直梦寐以求的愿望，即控制“高边疆”。“高边疆”最早出现于1980年，由美国退役中将、前国家情报局长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 O. Graham)提出。“高边疆”就是如果美国能在太空领域压倒苏联，在太空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拦截系统，那么美国可以获取对苏的全面优势，可以从太空拦截来袭的苏联核导弹，摆脱“确保相互摧毁”的魔咒，实现“确保生存”[15]。1983年，里根总统采纳这种设想，提出“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由“洲际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和“反卫星计划”两部分组成，拦截敌方的洲际战略导弹和航天器，以防止敌对国家对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核打击。1993年，美国政府宣布结束“星球大战”。虽然星球大战计划被取消，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对“高边疆”控制的追求，继续谋取太空霸权。1996年克林顿政府颁布《国家太空政策》，继续谋取太空优势地位，要确保太空行动自由。随后美国空军提出的《2020构想》、国防部的《太空政策》等文件继续为“高边疆”战略呼吁，在国防部成立了国家导弹防御局，领导战区导弹防御和国家导弹防御建设的。小布什政府时期，谋求太空霸权的力度更大，全力推进导弹防御建设，明确宣布太空成为战场，为太空武器化大开绿灯，为在太空部署武器铺平道路，把太空纳入美国“投放武器的最后一个合法边疆”。实际上，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制定的太空控制战略是对“高边疆”战略计划的重新包装而言，是高边疆战略的改头换面而已，采取的是更加积极、稳妥和实际的步骤。

控制太空战略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借助太空优势谋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实现对世界所有其他国家的非对称优势。美国的总体战略就是建立美国领导的21世纪，而军事硬实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美国政府认为要想在21世纪的较长时间里保持全球军事优势，就必须进行转型，改变传统的军队结构，其核心是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军队建设要从过去基于威胁(threat-based)型转变为以“基于能力”(capability-based)建设，也就是美军更加重视对手将如何进行作战，以对手将具备何种作战能力作为美军建设的依据，从而在能力上具备对所有对手的“压倒性军事优势”，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军事行动，从核威慑、常规战争，到低烈度战斗、维和行动、非战斗人员的撤离，也就是美军所说的“全频谱优势”。为此，美国陆、海、空三军分别提出了提高能力建设的具体指标，形成“全球警戒、全球达到、全球力量”不对称优势的“锋芒”，能够在90分钟内实施“全球打击”，以此构建美国的“全球安全环境框架”[16]。

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当前方兴未艾的军事革命为延长美国的军事优势时间提供了机遇，而军事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战能力和太空战能力。“太空与信息技术之间的联系使得太空成为转型的关键工具”[17]。因此，美国要抓住这一机遇，保持和发展信息和太空这两个技术优势，大力发展适应未来战争形态需要的信息战和太空战能力。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太空技术和在太空部署武器系统，进一步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拉大与其他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形成非对称优势，从而建立一支不受任何挑战，具备攻防兼备能力的军事力量，使美军能够执行各种作战任务，应付各种各样的战争。

美国认为太空控制战略是对正在出现的“太空威胁”的最好回应。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太空战不可避免。2002年3月6日，美国空军副部长、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局长彼特·提茨(Pete Teets)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声称:“武器将走向太空。这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需要处在它的最前线。”美国军方最流行的观点，就是“太空冲突不可避免”[18]。

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看来，尽管俄罗斯实力大不如前苏联，但是俄罗斯具有强大的太空作战能力。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反卫星的技术:共轨式反卫星技术和激光反卫星技术。在伊拉克战争之前，俄罗斯帮助伊拉克干扰美国的GPS系统，说明了俄罗斯反卫星技术的潜力。而且现在俄罗斯军用卫星发展很快，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俄罗斯军事在轨军用卫星达到几十颗，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颓废”局势，俄军方现在每天只有几小时观测不到美国的导弹基地以及无法监视对俄国威胁最大的美国“三叉戟”核潜艇[19]。

美国认为朝鲜和伊朗也对美国太空资产构成威胁。伊朗已经发射了卫星，那么可以把常规弹头发射到太空爆炸，形成一个危机重重的碎片区。现在伊朗谋求核武器，一旦成功，那么在高空进行核爆炸，对卫星的危害就更大。在美国看来，朝鲜的威胁更大，因为朝鲜似乎拥有核武器。“大浦洞-2”远程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充当直接上升式反卫星武器，核爆炸形成的核辐射造成卫星系统失灵[20]。

美国的太空控制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增强其威慑能力，谋求威慑手段的多样化。威慑的价值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随着导弹技术、核技术的扩散，美国的核威慑效果已经大大减弱了。美国需要寻求新的威慑途经，太空威慑便是其首选。

太空威慑是指以强大的太空实力为后盾，通过威胁使用、乃至有限使用太空力量震慑对手，使其考虑成本与收益，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屈服威慑者的意志。太空威慑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太空系统增加三军武器系统的效能达到威慑目的。这是太空威慑的间接形式。一方面，太空系统可以发现、定位对手的战略意图、军事行动、军队位置，引导己方作战兵器实施精确打击。另一方面，太空系统提高信息、通讯能力，实现实时、准确、不间断指挥控制。这一点也就是美国政府和军方所说的太空支援和军力增强。第二，通过威慑对方太空资产达到威慑目的。随着太空技术广泛地运用，导致各行各业对太空资产的依赖也越来越大。因此，威胁对手的太空资产的生存，已经成为新的威慑手段。第三，提高战略攻防能力提高威慑效果。太空军事力量可以向对手的战略纵深实施战略打击，达到瘫痪对手作战体系目的，使对手失去抵抗能力。同时，通过天基系统可以及早发现对手的战略进攻企图，实施多层拦截，消除对手的威慑效能。拉姆斯菲尔德把太空威慑说得很明白:“我们的目标不是简单的战而胜之，而是要努力防止战争。为达此目的，我们需要找到办法影响潜在对手的决策者，不仅阻止他们获得已经研制出的武器，而且也要防止其可能的扩展。我们要在开始阶段就努力劝阻他们获得危险的新能力，就像美国海军的存在劝阻了其他国家试图斥巨资建造海军进行竞争一样……强化美国的太空系统，开发保卫我们太空资源的能力，可能阻止潜在对手发展攻击和削弱美国卫星网络的小型‘卫星杀手’。”[21]

1996年的美国国家太空政策首次提出“太空威慑”概念。1999年美国国防部的《太空政策》首次系统阐述太空威慑概念。“太空能力应该运转起来且被用来”“威慑、警告，以及如果有必要抵御敌人的进攻”，“确保敌军不能防止美国使用太空”[22]。后来，这在多个官方文件中也多次提及。尽管太空威慑出现比较晚，但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就开始谋划太空威慑，在月球上建立核武器发射基地设想和星球大战计划无不如此。现在美国所进行的战区导弹防御和国家导弹防御，以及太空武器化也是一样。2009年3月，在一次有关太空威慑的国际讨论会上，美国国家航天研究中心主任认为对太空威慑的积极考虑最终会提供最好的太空保护，并加强美国国家安全[23]。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太空政策》提出要“慑止他国干扰、袭击美太空系统”，《美国国家安全太空战略》则系统提出了如何进行威慑[24]。一是与各种行为体结成伙伴关系，美国卫星搭载他国载荷。这样，如果对美国卫星实施打击，无疑会招致更多国家的愤怒和惩罚，这样敌对国家在发起攻击之前必须要三思而后行。二是强化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建设，确认攻击的来源及性质，美国在此基础上给予回应。三是加强太空产业基础。强大的太空工业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威慑力量，它可以保证美国随时进入太空，并给予敌手必要的惩罚。美国制造的X-37B空天飞机就是此类代表。美国对该空天飞机在太空执行了何种任务讳莫如深，这也是一种威慑:对手不明确X-37B具有何种能力，因而对此感到畏惧。四是考虑太空系统的替代方案。太空系统一旦遭受破坏，其他替代方案能够保证美军拥有天基平台所提供的关键能力与战力。五是演练在太空环境退化的情况下如何作战。当然，美国宣布当威慑失败后，实施固有的自卫权利，动用武力，也是一种威慑。毕竟，美国是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拥有世界各国无法望其项背的军事能力。

二、太空武器化的理由与原因

为实现太空控制战略，避免“太空珍珠港”事件，美国大力进行太空武器化。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如果美国采取国际合作态度，“太空珍珠港”事件不会发生，完全可以不必太空武器化。这一派别被称为“净土”派，但是一些强硬的鹰派认为太空武器化是不可避免的。

鹰派中又可以分为太空竞争论者、太空控制论者和太空霸权论者。太空竞争论者认为美国应该不让其他国家在太空军事领域超越，以维持国家声望与国际影响力。至于美国在何时武器化太空则要看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进展。太空控制论者认为太空将是未来冲突的重要领域，因为太空系统给国家提供了巨大军事好处。对于他们而言，现在该是美国太空武器化的时候了，不管其他国家是否朝着此方向发展。做出太空武器化决策的重要标准不是拿美国未来太空武器能力与潜在对手的进行比较，而是拿未来美国军事能力与没有太空武器的能力进行比较。太空霸权论者认为太空将是关键战场，是最后的“制高点”。他们认为进行太空武器是为未来美国购买安全，而这种安全是战舰、战机、坦克所不能提供的。拥有了进攻与防御的太空武器，就可以威慑住美国的对手。太空霸权论者赞同更加积极的太空武器化项目，主张用太空武器取代绝大多数的地面武器，支配传统战场与太空战场[25]。美国政府的实际做法依循这些“鹰派”的观点。

鹰派认为太空武器化不可避免有四个理由:人类天性决定太空武器化;海洋与空中的历史类比预示了太空武器化;日益增加的卫星经济的重要性迫使太空武器化;太空武器的军事利用使得不制造太空武器从战略上讲是荒谬的[26]。

太空武器化不可避免的最简单理由就是战争与军备是无法控制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战争倾向:只要人类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武器与战争。这种论调经常由军控不起作用的观点伴随。尽管这些观点部分正确，但不完全经得住检验。例如《南极条约》签署后，人类就没有在南极进行军事化，更没有把南极武器化。军备控制机制确实有缺陷，但是至少在消除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地雷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太空武器化不可避免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历史类比启示。海权与空权的演变揭示了历史模式，形成太空方面的制天权。人们利用海洋时，逐渐形成了制海权理论。在飞机出现后，人们开始探讨飞机的军事利用，并形成了制空权理论。制空权与制海权理论在历次战争中得到广泛利用。历史已证明，战争一方掌握了制海权与制空权，肯定赢得战争的胜利。鹰派把这种历史类比运用到太空方面是很自然的事情。美国空军的太空司令部司令伊斯特斯(Howell M. Estes III)说，如果审视飞机的发展，就不难理解航天器的令人可怕的发展。飞机的潜能并没有立即得到认识，其最初的使用限于观察，直到人们认识到作为军事的优势。太空也会遵循这种模式，将来太空的军事运用越来越成为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27]。

太空武器化不可避免的第三个理由就是经济的脆弱性。随着太空系统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太空资产自然地成为竞争对手、恐怖分子和其他敌人袭击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在太空放置武器保卫这些太空资产。美国经济与日常生活越来越依靠卫星，理论上，打击美国太空资产确实会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

太空武器化不可避免的第四个理由是，太空武器的军事利用具有极大优势，因此即使美国不建造太空武器，其他国家肯定会生产太空武器。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所进行的几次战争中，美国享受到了太空军事利用的甜头。如果美国没有太空军事资产，美军的战力会大大削减，因此，不保护这些资产，就会产生严重的军事影响。太空武器自然是保护太空资产的很好办法。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太空资产太脆弱，需要太空武器防御敌人对太空资产的打击，同时需要太空进攻武器攻击敌人的太空资产。

除了这些理由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美国太空武器化。首先，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军事化，已经成为惯性。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只要世界各地出现危机与动荡，美国政府和公众首先所想到的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美国应对未来全球安全的方法几乎完全具有军事特征，没有任何其他战略规划、冲突后的规划[28]。美国正日益滑向依靠军事工具应对其未来安全。可以说，美国始终把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积重难返。太空资产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资产，出于惯性，自然需要用军事手段保护之。太空武器化是保护方式之一，当然是美国政府的优先选项。

其次，美国军民关系失衡，军方地位上升。美国奉行的是文官治军的原则，军方要服从文官政府。但是由于赢得了冷战胜利，同时也赢得了冷战后的几场重大胜利，增兵使伊拉克局势稳定起来，军方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认可，进一步增强了军方地位。由于几十年来的军民关系的失衡，军方地位逐渐提升。因此，军方鼓噪太空武器化，自然有分量。

再次，军工复合体对太空武器化中的影响巨大。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到军工复合体的巨大影响，“强大的军队系统和巨大的军工产业的联合是美国发展历程中产生的新现象。在每个城市、每个州的议会、联邦政府的每个办公室都会感觉到其总体影响力，不论是经济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29]。目前，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五角大楼、军工企业、国会议员、国防科研机构和智库所形成的庞大利益集团。军工综合体因其权力炙手可热而被称为美国的“第一政府”，又因其好战而被称为美国的“第四个军种”，在太空武器化政策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旦付诸实施，军工复合体可以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

三、美国太空武器化步骤

第一，成立太空战职能机构。美军认为，健全的指挥机构是成功实施太空作战的关键。1982年9月，美军率先成立了空军太空司令部，下辖第14航空队和第20航空队;1983年10月，海军也成立了自己太空司令部，由海军作战部长直接领导;1985年9月，美国又成立了具有联合指挥能力的太空司令部( US Space Command， USSPACECOM)，下辖空军太空司令部和海军太空司令部，用来协调美军的太空的军事利用;1988年4月，美军又成立了陆军太空司令部，仍由太空司令部管辖。太空司令部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直接领导下的、唯一负责全球军事航天行动的职能机构，该机构的司令由空军上将担任。

为适应未来太空作战的需要，美军对其太空作战指挥机构进行了调整和优化。1992年，美军将陆军太空司令部与陆军战略防御司令部合并组建为陆军战略防御与太空司令部，1993年12月，美军在范登堡空军基地组建了由空军太空司令部领导的太空作战指挥中心。2000年，美空军总部成立了“太空作战指挥部”，属于空军太空司令部管辖。2002年10月美国战略司令部和太空司令部合并组建新的战略司令部，统管美军太空战各项事宜，对美军太空军事力量进行作战指导。

第二，制定太空保护战略。美国对太空的依赖程度很高，保护太空资产显得尤其重要。2008年3月31日，国家侦察局(National Reconnaissance Office，NRO)和空军太空司令部(Air Force Space Command，AFSPC) 联合组建一个项目，即太空保护项目(Space Protection Program，SPP)，旨在通过一体化的战略，明确太空的脆弱性，评估威胁的冲击，确认选择方案，提出解决方案，形成全面太空保护能力。SPP利用少数专业化的干部，与太空与导弹司令部(Space and Missile Command)、国家太空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Space Office)、预先防务研究项目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等机构一道工作，进行资源整合，然后与国防部、国家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协调，给决策者提供有关如何最好的保护太空系统的战略建议[30]。

保护太空资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增加太空态势感知(space situationalawareness，SSA)能力[31]。目前，太空态势感知获得了最高的发展优先权，从军方到国会均给予太空态势感知高度重视。2006年版的空间政策，首次明确将提供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纳入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局长的职责。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凯文·希尔顿(Kevin P.Chilton)将军在2007年公开表示，太空态势感知能力已经列入他首要优先发展的计划，发展太空监视系统比发展攻击性太空武器更为迫切。国会在2008财年国防拨款法案中，为太空态势感知系统增拨1亿美元，用于相关技术的研发，以全面提高太空态势感知能力[32]。2011年1月，美国国防部与雷神公司(Raytheon Co.)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署了1.07亿美元的合同，发展新一代卫星碰撞预警系统[33]。美国可能还会与一些太空行为体签署此类协议与合同。

为此，国家侦察局和空军太空司令部全力支持太空监视网络建设，以侦察、跟踪、编目和确认大约大于8000个足球大小的轨道物体。2007年6月，国防部又整合了原美国空军情报局及其所属侦察力量，并成立了美国空军情报监视侦察局［Air Force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ISR) Agency］，在世界各地设有72个工作站，主要职能是确保空军具备获取和控制情报信息的能力，并防范对手具备相同的能力和采取类似的行动，专门为美国太空军事力量提供太空情报保障。同时，该机构也密切关注和分析他国航空航天、天基军事系统与军事力量动向，并研判其弱点、作战能力及意图等。

第三，组建太空战实验室和实验部队。1997年5月，美国空军正式组建第一个太空战实验室(Spacebattlelab)，隶属于空军太空战中心(Space War Center)。所谓作战实验室，就是通过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模拟技术，对未来作战环境、作战行动、作战过程以及武器装备性能等进行描述和模拟，使受训者得到近似实战实装锻炼的高度模拟化的训练场所。太空战实验室主要给太空部队提供验证作战概念，进而修正、完善太空作战概念，同时也为太空武器的研发提供指导。同年还建成了其他五个这样的实验室[34]。目前美军拥有30多个各类大、中型太空作战实验室，可以分为战略级实验室、战役级实验室、战术级实验室和技术实验室。美国已先后验证“卫星跟踪设想”、“太空控制条令”、“对重返大气层宇宙飞行器的卫星跟踪设想”、“GPS系统的太空运用”等方案，具体演练计划都已经交给空军，为实际操作做好了准备条件[35]。

不仅如此，美国还成立了两个太空中队以验证太空作战和武器系统，即第76太空控制中队(76th Space Control Squadron，76SPCS)和第527 太空进攻者中队(527th Space Aggressor Squadron，527 SAS)。第76太空控制中队的前身是1995年成立太空作战中队(Space Operations Squadron)，2001年改为现名。该中队属于试验型的太空防御作战部队。其目的就是通过太空对抗系统的一系列试验开发太空控制技术。它在演习中担负反太空任务，包括攻击和破坏敌方卫星，保护美国太空设施。2004年9月，该中队演示了第一个反通讯系统的最初的行动能力，该系统提供了以前世界上从来没有的关键的反太空能力[36]。第527太空进攻者中队组建于2000年，属于试验型的太空进攻部队，主要依靠天基武器对空中、海上和地面目标进行打击。2003年，美国又成立了第26太空进攻者中队，作为第527中队的后备。

第四，组建、强化太空作战部队。目前美军已经组建的14个专门用于太空战的联队、2个航天大队，国防部还计划于2050年前在太空同步轨道上至少部署3艘核动力航天母舰，而后进一步组建“巡天舰队”。据称，每个舰队将由1艘航天母舰、4架航天飞机、2艘太空拖船、1个轨道燃料库和1个太空补级站组成，可在距地面3.6万千米的太空绕地飞行。据媒体报道，美国还计划在航天母舰上配备常规导弹、核导弹、高能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动能武器等太空战武器与侦察设施，以摧毁太空、空中和地面(水面)的各型导弹、卫星和飞船等重要军事目标[37]。

第五，实施太空战军事演习。自2001年以来，美国几乎每两年举行一次太空战演习即“施里弗”(Schriever)系列演习。美国先后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的代号为“施里弗-1、2、3、4、5、6”太空战演习，目的就是进一步提升美军太空战能力，特别是太空先发制人战略打击能力以及检验未来太空作战概念。几次太空战演习均围绕支持一支快速航天部队需要什么样能力，反击敌方先进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能力以及太空系统的方法和评估有可能导致美国及其盟友的太空能力遭到剥夺的敌方行动来进行。

第六，做好应急反应准备。2007年，国防部成立了由战略司令部领导的“作战及时反应太空”(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pace， ORS)办公室，负责快速补充卫星。美国战略司令部指定ORS在2015年之前具备快速发射卫星的能力。美军制定该计划的目的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如果敌人毁坏了美国关键的侦察卫星，美军可以快速填补，用于替换被打掉的卫星;二是如果作战区域指挥官请求更多的传感器进行侦察，美军也可以快速发射侦察卫星扩大侦察范围与密度。随着奥巴马新政府的组建，“快速作战反应的太空”计划已经继续得到了积极的政治支持[38]。奥巴马政府准备在2010年发射4颗顶级军用卫星，包括第一颗“天基太空监视卫星”( Space-Based Space Surveillance，SBSS)、第一颗新一代全球定位卫星(GPS)、第一颗“先进极高频通讯卫星”( Advanced Extremely High Frequency，AEHF)，以及第一颗“太空作战响应卫星”( Operationally Responsive Space， ORS)[39]。美军通过发射新的顶级军用卫星，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增强、巩固美军太空绝对优势。对此，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战略力量委员会主席尼尔森(Ben Nelson)毫不隐瞒地说:“这标志着美军的太空计划最终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40]

及时的太空应急反应，有赖于整个太空工业和技术，而且因为太空技术绝大多数是军民两用技术，因而美国重视民用太空和商业太空技术满足国防需求，同时对太空工业进行重组，形成航天航空工业巨头，走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政策。同时，通过国家主导的重返月球、登陆火星计划，来带动整个太空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力促太空控制战略的实现。美国在《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中》强调建立强大、灵活和健康的太空工业基础[41]。

第六，研发太空战武器与装备。太空武器的研发规划在国防部、空军的有关文件中做了详细规划，预算逐年扩大。非保密的太空控制项目在过去几年增加了37%，到2009财年达到10亿美元，太空态势感知项目增加了35%，到达5.6亿美元。防御性和进攻性太空控制项目的经费增加更大，例如，从2005财年到2009财年，空军的太空控制技术项目(Space Control Technologies)预算增加了570%，陆军的地基太空控制系统(Ground-Based Space Control Systems)经费增加了650%[42]。2006财年国防部太空预算为225亿美元，到2009年财年估计250亿美元[43]。为大力发展太空武器，美国连续多年拒绝就禁止太空武器进行谈判。较之小布什政府的高调，奥巴马政府在进行太空武器方面很低调。在《国际太空政策》和《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中，没有说明取消正在研发的太空武器，表明奥巴马政府继续研究已经上马或论证过的太空武器。

[1]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ational Space Policy. September19，1996. http://www.fas.org/spp/military/docops/national/nstc-8.htm.(www.xing528.com)

[2] United States Space Command，Vision for2020，February1997. http://www.fas.org/spp/military/docops/usspac/visbook.pdf.

[3] Department of Defense“Directive”，No.3100.10，July9，1999. http://www.dtic. mil/whs/directives/corres/pdf/310010p.pdf.

[4] “Current and Projected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s to the United States”，Hearing before the Select Committee on Intelligence of United States Senate，February7，2001，p.6. http://intelligence.senate.gov/107-2.pdf.

[5]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Executive Summary，Washington，DC: Commission to Assess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11 January2001，p.8，p.12，p.10， p.16. http://www.fas.org/spp/military/commission/executive_summary.pdf.

[6] 琼·约翰逊-弗里泽:《空间战争》，叶海林、李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23—124页。

[7] The Joint Doctrine for Space Operations，Joint Publication 3-14，9 August 2002. http://www.bits.de/NRANEU/others/jp-doctrine/jp3_14(02).pdf.

[8] the U.S. Air Force，Counterspace Operations，AFDD2-2.1，2August2004.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service_pubs/afdd2_2_1.pdf.

[9] The U.S. Air Force，“The U.S.Air Force Transformation Flight Plan2004”，http://www. oft.osd.mil/library/library_files/document_385_2004_USAF_Transformation_Flight_Plan.pdf.

[10] 孙晔飞，张志昌，“美国太空武器部署也想‘先发制人’”，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25日。

[1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Joint Chiefs of Staff，Joint Doctrine for Space Operations， Joint Publication3-14，August9，2002. http://www.dtic.mil/doctrine/jel/new_pubs/jp3_14. pdf.

[12] US National Space Policy，http://www. globalsecurity. org/space/library/policy/national/us-space-policy_060831.htm.

[13] 奥巴马政府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太空政策》和2011年2月颁布的《国家安全太空战略》也没有提及太空武器化问题，但两个文件都强调美国的太空威慑能力，实质上美国还在大力进行太空武器的研发，确保美国太空霸权。对此问题的分析参见程群、何奇松“美国太空安全战略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National Space Policy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June28，2010，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national_space_policy_6-28-10.pdf.“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NSSS)”，Unclassified Summary，January 2011，http://www. defense. 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docs/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_Jan2011.pdf.

[14] 琼·约翰逊-弗里泽:《空间战争》，叶海林、李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11页。

[15] 丹尼尔·格雷厄姆著:《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张健志等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6] 2008U.S. Air Force Posture Statement，转引自美国空军大学主办的《空天力量杂志》(Airand Space Power Journal)中文版，2009年春季号，第83页。

[17] 琼·约翰逊-弗里泽:《空间战争》，叶海林、李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07页。

[18] Theresa Hitchens，“Weaponsin Space: Silver Bullet or Russian Roulette?”April18， 2002. p.2. http://www.cdi.org/pdfs/Hitchens-April2002-silver-bullet.pdf.

[19] 代文明:“谍报战:美俄激烈角逐太空”，载《中国国防报》，2006年4月18日。

[20] Iran is a Space Power Threat(1361). http://www.spacedebate.org/argument/1361;North Korea is a Space Power Threat(1360). http://www.spacedebate.org/argument/1360.

[21] 琼·约翰逊-弗里泽:《空间战争》，叶海林、李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11—112页。

[22] Department of Defense“Directive”，No.3100.10，July9，1999. p.7，p.12.

[23] “太空威慑概念对于美国空间资产安全至关重要”。http://express.cetin.net.cn:8080/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 Document Action;jsessionid=D88EC12AA4838EE88BF7 F6AC72296808? baseid=108＆docno=77908.

[24]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NSSS)”，Unclassified Summary，January2011， http: //www. defense. gov/home/features/2011/0111_nsss/docs/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 Unclassified Summary_Jan2011.pdf.

[25] Karl P. Mueller，“Totem and Taboo: Depolarizing the Space Weaponization Debate”， Astropolitics，Vol.1，No.1，Spring2003，pp.13-16.

[26] Ibid，pp.17-22.

[27] Karl P. Mueller，“Totem and Taboo: Depolarizing the Space Weaponization Debate”， Astropolitics，Vol.1，No.1，Spring2003，p.18.

[28] Gordon Adams，“The U.S. Military's Growing Role in Foreign Policy”，April，2007. http://thesulletin.org/us_military%E2%80%99s_Growing_Role_Foreign_Policy.

[29] Carroll W. Pursell，Jr，ed.，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NY: Harper＆Row， 1972，p.206.

[30] Andrew W. Palowitch，“First Steps Towards a Strategic Position”，High Frontier， Volume5，Number1，November2008，p.7.

[31] Scott F. Large，“National Security Space Collaboration as a National Defense Imperative”，High Frontier，Vol.4，No.4，August2008，p.4.

[32] 吴勤:“美国空间对抗战略的挑战及其反制措施的发展”，载《现代军事》2008年第4期。

[33] Tom Ramstack，U.S.，France Agree to Jointly Monitor Space Debris.

[34] Cliff D. Ozmun，“Air Force Space Comm and Establishes First Space Battlelab，”http://www.dau.mil/pubs/pm/pmpdf97/ms_space.pdf.

[35] 孙立华、刘金:“美军启动太空战争实验室，进行战争模拟演习”，载《世界新闻报》2007年6月11日。

[36] 76th Space Control Squadron，http://en.wikipedia.org/wiki/76th_Space_Control_Squadron.

[37] 徐长军:“美军将打造3艘航天母舰，假想中美太空大战”，载《世界新闻报》2006年10月24日。

[38] Todd Neff，Fastforward: U.S. Cent Com to get first fast-launch satellite，March1， 2009. http://www.c4isrjournal.com/story.php? F=3900391.

[39] 前三颗卫星分别在2010年3月、5月和8月发射升空，最后一颗计划在2011年4月发射。

[40] William Matthews，“USAFTo Launch4‘First-of’Satsin2010”，Defense News，Mar11， 2010.

[41] “National Security Space Strategy(NSSS)”，Unclassified Summary，January2011.

[42] Victoria Samson，Obama Administration Needs to Direct Oversightin Space Policy and Spending，March 18，2009. http://www. cdi. org/program/document. cfm? documentid =4486＆program ID=68＆from_page=../friendlyversion/printversion.cfm.

[43] U.S. Military Space Policy and Strategy，Presentation to the e-Parliament Conference on Space Security，Sept.14，2005，by Theresa Hitchens，Vice President，Center for Defens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