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军事化的现状与原因

自从人类进入太空，太空立即就被赋予了军事化意味。其实，早在世界上第一个卫星发射之前，美苏两国就在太空问题上较劲了，探讨卫星的军事利用。等到卫星上天后，双方在太空军事利用上针锋相对，纷纷发射军事卫星，从而使太空军事化，力图为己方武装力量安装“千里眼”和“顺风耳”，增强军队战力。此外，双方还在太空进行核试验，进行太空反卫星武器试验，而且美国还发起“星球大战”计划，建立多层拦导网。在美国、苏联的太空军备竞赛下，其他国家也进行太空事业，进一步推高太空军事化程度。在太空军事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制天权理论，反过来进一步拉升了太空军事化，导致了太空武器化。

一、太空军事化的起源

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红军开始进行太空计划，在斯大林“肃反”之前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斯大林的“肃反”严重干扰了苏联太空计划的发展，许多与太空计划相关的科学家、工程师被杀、被流放。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苏联再次召集幸存下来的科学界、工程师，让他们“戴罪立功”，进行火箭研制，用于军事领域。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相关研究也实现重大突破，相关技术用于支持苏军的军事行动。在被俘的德国科学家的帮助下，苏联的太空计划进展很快。1946年，苏联提出了一个完备的远程弹道导弹研究计划，二战后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把火箭技术放在了首位。1948年，苏联发射首枚中程导弹，到1954年苏联洲际弹道导弹取得重要进展。在进行远程火箭研制的同时，苏联也进行了太空物理研究和与太空飞行相关的生物、医药研究，并在1951年把狗送上亚轨道进行飞行测试，这些为航天飞行提供了丰富宝贵的资料[1]。1957年8月，苏联成功发射洲际导弹，接着10月成功发射人类首颗人造卫星，震惊全球。

苏联太空计划的幕后推手一直是军方，不管是为了应对欧洲冲突，还是应对美国的核战略威慑。也就说从一开始，太空计划就带有明显的军事意味，而且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这种军事气味更为浓烈，并直接赋予太空军事化。

美国对火箭的研究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由美国军方资助，主要用来压制德国的远程火炮优势。美国继续在20年代和30年代进行相关火箭研究。二战期间，美国军方资助以加州理工学院为首的火箭与导弹研究，该机构研制的反飞机火箭、反潜火箭等技术广泛地运用于战争[2]。战争结束后，美国从德国那里接收了很多优秀火箭专家，加速了美国火箭研究进展，但是落后于苏联的进展。不过1954年美国国防部出资研究核动力洲际弹道导弹，用于太空探索，尽管这样，在苏联试验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时，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火箭的研制还是落后于苏联。

但是，有关太空的军事利用方面，美国走在了苏联的前面，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1946年，美国空军参与兰德公司的研究计划，讨论了绕地卫星的潜在作用，即卫星可以侦察敌人国土上的安全信息，作为轰炸决策的参考，同时也认为卫星可能还会用于通讯。空军在1954年提出一个发展计划，就是建造卫星，用来确认苏联的飞机场与导弹发射场。这就是美国的哨兵(Sentry)计划的来源。

1955年，美国怀疑苏联在未来几年内可能发射一颗军事卫星。为了抢在苏联的前面发射卫星，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美国将发射一颗所谓的民用卫星(由海军负责实施)，作为1957—1958年国际地理物理年的献礼，送上美国人的“爱好和平”的礼物。尽管美国领导人知道“卫星”与地球物理环境的国际地理物理年没有丝毫关系，但是，发射卫星会给一国带来巨大技术优势，增加一国声望，哪怕是必须使用军事技术[3]。

可是美国的火箭研制不争气，拖了美国人的后退。于是1957年1月美国搞起了宣传攻势，想要捞取道义制高点，先于联合国提出太空军备控制建议:为确保太空用于“纯粹”(exclusively)和平与科学目的，太空应该建立一个可靠的军备控制机制，在太空进行导弹、卫星以及其他可能的太空武器与平台的试验，要接受国际社会的检查与参与[4]。

当苏联核武器处于劣势之时，1955年7月苏联也发出全面禁止核试验的主张，并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尽管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受了美国“羞辱”的苏联，决心加速在洲际弹道导弹方面的研制步伐，并于1957年如愿以偿，先于美国研制出洲际弹道导弹，终于拥有了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核武器。所以当美国提出禁止太空用于军事目的时，苏联并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这也算是苏联报了美国一箭之仇。

在苏联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后，美国拉拢英国、法国、加拿大提出太空和平利用的建议，建立一套国际核查机制，确保太空的“纯粹的和平目的”。在苏联发射卫星后，美国对此立刻进行了回应，建议限制太空的潜在军事利用，希望达成一个国际条约禁止太空军备竞赛。在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的前夕的1958年1月1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写信说，“我建议我们同意太空应该只用于和平目的。对此事务，我们面临着历史上一个决定性时刻。苏联和美国现在正在利用太空进行用于军事目的的导弹的测试。现在该是停下来的时刻了”[5]。

在美国发射卫星之后，而且太空实力逐渐赶上并超过苏联之后，美国、苏联、英国、法国等有关国家讨论太空条约草案时，美国再也不提太空用于“纯粹的”和平目的，去掉了修饰词“纯粹的”。美国谋取世界霸权的野心暴露无遗。

二、太空军事化

正如前面所述及的那样，太空事业从一开始就带有军事竞争的意味。随着苏联成功发射卫星上天后，太空立刻被赋予军事意义，由此太空军事化大幕逐渐拉开。冷战的加剧，太空军事化气氛越来越浓烈。

苏联发射卫星后，美国感到巨大震动，甚至恐慌，因为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都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超过了美国。对此，美国政府立即给予回应，希望立即发射卫星以回敬苏联。可是，卫星还未送上发射架，却爆炸了。不过好在1958年1月31日，美国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多少也挽回了一些颜面，毕竟发射时间只比苏联晚4个月时间。为了全面与苏联展开太空竞赛，美国于1958年成立美国航天局，并颁发《太空法》，从组织和法律上确保太空事业的发展，夺取对苏联的太空优势。

在两国进行民用卫星研发[6]的同时，双方开始竞相研制军事卫星。美国启动一系列侦察卫星的研发，而情报部门希望这些卫星快速秘密发射。空军则推出卫星与导弹监视卫星，以及预警卫星系统，即导弹监视预警系统(MIDAS)。美国的空军准将施里弗(Bernard Schriever)[7]1958年2月语惊四座，说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太空优势”，几十年后，关键的战争可能不是发生在海上，也不是发生在空中，而是太空[8]。1958年11月，空军决定加快早先的计划，即研究由导弹发射的、载人的太空轰炸机(Dyna-Soar)，它的功能是可重复使用，进行反卫星攻击、从太空对地进行轰炸，以及承担侦察任务[9]。甚至普特(Donald L. Putt)中将在国会鼓吹美国应该在月球上建立军事基地，而且要抢在任何其他国家之前建立这样的基地，在月球上建立基地只是在更远的星球上建立基地的第一步，美国从这些星球上逐步控制月球[10]。

苏联也一样，启动了一系列军事卫星计划。同时，苏联也担心太空战争迫在眉睫，与美国一样也在谋划反弹道导弹系统。到1962年苏联在列宁格勒的海岸边布置了大约30枚载有核武器的地对空导弹，也开始建立一个载有核武器的A-35反弹道导弹系统(即西方所说的“橡胶套鞋”计划)以此来保护苏联政府以及许多战略基地[11]。因为核武器处于劣势，苏联想利用古巴作为前沿基地，部署中程核导弹。这引发古巴导弹危机。此时的双方相互在太空展示核实力，以及太空技术能力:10月20日，美国在太空进行了核试爆，两天后，苏联在太空进行了爆炸当量为30万吨的核试爆。10月26日，美国在太空试爆核武器，又是两天后，苏联在太空试爆当量为30万吨的核武器。美国的军事侦察卫星“日冕”号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发挥了战略性价值，发现了苏联的一举一动。同时，为了更加清楚了解苏联动向，美国又积极发射新的侦察卫星，促进了美国大力发展军事卫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由于苏联在军事卫星发展上落后于美国，刺激了苏联军事卫星发展。

由于核武器的巨大破坏性，以及限于技术因素，拦截对方核导弹的方式就是用引爆核弹头。因此，双方开始了限制太空军备竞赛的谈判，并达成了《外空条约》、《部分禁试条约》、《反导条约》等太空军备控制机制。但是双方竞相开展军事太空的利用，发展军事卫星，或用于侦察、或用于通讯、或用于指挥、或用于导航、或用于预警，等等，太空军事化越来越浓厚。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冷战期间(但不限于该时间)军事卫星的发展情况，从中窥见太空军事化。因限于资料问题，主要介绍美国军事卫星发展情况。

20世界50年代中期，美国谋划军事卫星项目，名称为武器系统117L(WS117L)，到50年代末期，演变为三个独立项目:发现号项目、卫星及导弹观测系统(SAMOS)和导弹防御预警系统(MIDAS)[12]。前两者的目的是从太空中执行照相侦察任务，而后者则是利用红外线传感技术执行弹道导弹预警任务。这些项目直到1992年才解密，部分内容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解密。

发现号项目的公开名称是“日冕”(Corona)计划，或者直译为“科罗纳”计划。1960年8月美国成功将“日冕”14号(也称“发现者”14号)发射升空。它是光学侦察卫星，对所侦察的目标进行照相，然后将胶片舱发回地面，由美军收回，再对照片进行分析。美国一共进行了145次“日冕”发射，最后一次是在1972年5月15日。5月31日，最后的胶片舱被收回，标志着美国第一个照相侦察卫星项目的终结。美国空军为“科罗纳”照相侦察卫星发射了94颗卫星。1976年，美国的第一个光电侦察系统(名称现在仍然保密)发射。从1960年到1970年，美国收集了超过80万幅影像[13]。美国的侦察卫星，在防止人类走向毁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避免将古巴导弹危机升级为核大战，但同时也对世界和平与安全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卫星、导弹观测系统，其侦察卫星的工作原理是，胶片在轨道进行电子扫描，然后扫描的照片由无线电信号传回地面接收站。这一点不同于“发现者”号侦察卫星的工作方式。该卫星主要以秘密方式进行，尽管成像效果不理想，但是帮助了美国登月计划。

导弹预警系统(1998年才解密)的第一颗卫星于1960年2月升空。1962年该项目被扩展并重新命名为461项目，1963年7月该项目中的最后一颗第一代红外线卫星升空。该系统可以检测导弹发射甚至是苏联境内的火箭引擎地面测试。1963年末，由新的卫星监视项目替换之，即防御支持计划(DSP)。第一颗防御支持计划卫星于1970年11月发射[14]，2007年最后一颗卫星发射升空。目前，美国主要研制天基侦察卫星(SBIRS)，替补其缺陷。估计到2016年，美国具备太空跟踪导弹能力[15]。

电子情报卫星“银河辐射背景1号”(1998年才解密)由海军研制，于1960年7月开始运作，主要任务是收集苏联空军防御雷达信息[16]。美国至今已发展了4代这种卫星——第1代为低轨道卫星，第2—4代主要为地球静止轨道和大椭圆轨道卫星。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卫星技术的进步，早期发展的第2代“峡谷”、“流纹岩”，以及第3代“小屋”、“旋涡”、“猎户座”等电子侦察卫星，已先后停止发射并陆续退役——虽然有些卫星(如“大酒瓶”)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美国主要使用第4代电子侦察卫星，包括“水星”、“顾问”、“命运三女神”和“号角”等。美国现在研制第5代电子侦察卫星“入侵者”(intruder)，该卫星是美国“集成化过顶信号侦察体系”(IOSA)的组成部分，是利用天基网的发展思路和新的设计理念研制的，目的是提高电子侦察质量，降低系统成本。美国还在研制具有一定隐身特征的“徘徊者”(prowler)静止轨道电子侦察卫星和“奥林匹亚”(SB-WASS)低轨道电子侦察卫星。前者用于侦察、定位战略目标，后者用于海军、安全局等部门的电子侦察一体化计划[17]。

气象防御卫星在第一颗民用气候卫星发射的两年后，于1962年发射。其最初的任务是提供安全和及时的气象数据，特别是苏联目标区域上空的云层覆盖信息图像收集，确保“日冕”号侦察卫星的胶片更加有效利用[18]。该型卫星经过几代发展，空军支持防御气象计划直到2010年，与最后一颗防御气象卫星计划寿命结束时间相同。

美国第一颗军事通讯卫星于1958年发射。从1962年开始，美国进行初级国防通信卫星系统(IDCSP)项目。1966—1968年，美国发射了26颗此类卫星。该卫星系统在70年代被防御卫星通讯系统(DSCS)取代。该系统进行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目前有13颗这样的卫星群在地球同步轨道上运转。70—80年代，美国还专门为海军发射了舰队通讯卫星系统(FLTSATCOM)，该系统在90年被称为UFO的系统替代。从90 年代开始，美国研制军事星军事通讯系统(Mil Sat)，从1994年到2003年，发射了6颗这样的卫星，这是三军通用的军事卫星[19]。美国正在研制新一代“先进极高频”(AEHF)系统，首颗卫星于2010年8月升空。

美国的导航卫星最初由海军管理，称为经纬系统。该系统的第一颗卫星发射于1960年4月，1964年具备最初的行动能力，1968年完全具备行动能力。1996年，该系统使命完成，被全新的GPS系统取代。除了经纬系统外，美国全球定位系统还有两个技术先行者:空军的卫星技术计划621B和海军卫星计划“蒂麻森”。前者设想在地球同步倾斜轨道上放置20颗卫星，后者设想在中纬度轨道放置21—27颗卫星。1973年，这两个导航卫星计划被合并为全球导航定位系统。空军在全球导航定位卫星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1994年空军完成24颗星群部署。全球导航定位系统在1995年具备行动能力。2010年5月，美国发射新一代GPS中的首颗卫星，准备全面提升该系统。

核测试监控卫星于1963年10月发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在空中、水下、地下和太空中进行核试验，为了监测和监视苏联的核试验，以及验证《部分禁试条约》的执行，美国设立“维拉号”项目。“维拉号”被成对放置，在大约11万千米高的太空绕地球轨道运行。最后一对卫星“维拉号”6A和6B于1970年4月发射，可以检测近地面的大气层和超过1.6亿千米距离的外太空核爆炸情况。1984年，美国终止此类卫星，其任务转移到防御支持计划卫星和GPS卫星。这两类卫星都装置了核辐射探测器[20]。

冷战结束后，太空军事化的步伐并没有放慢，随着美国独霸太空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太空军事化明显加快。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以来，世界一共进行了4600多次发射，共有5000多个航天器进入太空，其中70%的航天器是军事卫星或与军事相关的卫星[21]。目前，太空一共有175颗军事卫星，美国独拥115颗，俄罗斯38颗，其他国家一共22颗[22]。

美苏两家在进行军事太空竞赛和民用、商用卫星竞赛的同时，也开始进行反卫星武器的研究。一般来说，美国的反卫星武器研究与试验早于苏联。在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不久，美国开始追求反卫星武器技术，因为在美国看来，卫星可用于军事目的。1959年，美国从B-47轰炸机上发射了Bold Orion火箭拦截探索者6号(Explorer-6)卫星。美国反卫星武器研制始于1962年。此类武器包括使用微波波束摧毁卫星，或者致盲卫星，以及在卫星轨道带上部署金属小球云。反卫星武器研究的特别项目是卫星拦截器(Satellite Interceptor，SAINT)、载人轨道实验室(Manned Orbital Laboratory， MOL) 和弹道导弹助推段拦截(Ballistic Missile Boost Intercept， BAMBI)系统。

如果遭受来自高能量辐射的打击，在轨运行的卫星也会被摧毁，当然既可以包括物理性的摧毁，也可以包括卫星功能失效。这就是核武器反卫星武器。1963年5月到1966年1月，美国陆军在夸贾林珊瑚岛上进行了代号为“Mudflap”的工程，至少发射了8枚带有核弹头的耐基-宙斯(Nike-Zeus)反弹道导弹拦截器。1963年5月23日，首枚地基拦截器发射，击中了一颗在轨航天器。

1980年代的反卫星武器试验紧随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较之以前的反卫星试验，没有丝毫隐蔽。1981年，空军启动第一代反卫星武器项目，计划用空基短程攻击导弹打卫星，弹头是非核武器。1984年1月21日，进行了首次试验，但攻击的不是卫星，而是太空中的某一点。试验取得成功。第二次试验在1984年11月进行，此次试验失败。1985年9月13日，美军用导弹摧毁了345英里高空的卫星。1986年8月和9月又进行了两次实验。1987年，计划进行12次实验，使用超过100枚拦截器。但是，因为成本问题和技术问题， 1988年政府取消了反卫星武器试验。国会也禁止打击任何太空物体的试验，除非苏联也进行此类试验，美国才开启反卫星武器试验[23]。

美国也进行了太空碎片当做武器的试验，尽管这个实验的本意是验证卫星能否在碎片环境中保持功能完好。1961年苏联进行了氢弹试验后，美国认为与苏联进行核战不可避免，而且在核战中，太空将扮演重要角色。为了保证军事卫星在恶劣环境下能够进行通讯，美国进行了名为“西福得”(West Ford)的工程[24]，1963年5月试验在距离1979英里高的太空施放4.8亿个铜丝，希望造成一个5英里宽24英里长的碎片带，以验证军事卫星通讯的可靠。试验的结果是卫星功能失效了。美国从这个试验中，获得了额外的信息，即太空碎片就是太空武器。

三、制天权理论

在太空军事化过程中，制天权理论也随之产生，并得到发展，而且随着太空资产应用于危机与战争中，该理论进一步完善。

如同前述，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国际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权力及其运用。国家权力的实质性内容及其表现就是制域权，也就是对重要自然物理空间的控制权。制域权直接导致国家权力、国际政治格局、国际冲突方式等国际政治基本要素的演变，而制域权依靠科学与技术[25]。简言之，为了争夺对太空的控制，敌对双方对卫星的破坏与反破坏、干扰与反干扰、摧毁与反摧毁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一项主要内容。美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同前述，准将施里弗(Bernard Schriever)1958年2月就提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太空优势”，几十年后，关键的战争可能不是发生在海上，也不是发生在空中，而是在太空[26]。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太空为主要战场，以太空武器为主要力量，以反卫星战、反弹道导弹战为主要作战样式的天战可能在21世纪发生。届时，对于太空技术发达，能够充分利用空间信息资源的国家而言，战场将近乎透明，胜算也将大大增加。

这种制天权理论在美军利用太空得到印证，而且一步一步地推动太空军事化。在古巴危机、几次中东战争中，美国充分利用太空技术为自己和盟友提供侦察、通讯等服务，赢得胜利。冷战结束后，制天权理论继续完善。

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首次把战争的触角伸向了外层空间，利用70多颗卫星构成了太空侦察监视、太空通信保障、太空导航定位和太空气象保障四大系统，给地面作战部队以巨大的信息支援:保证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军事行动了如指掌，保证多国部队的及时通讯联络，保证了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军队的精确打击。美军在总结海湾战争的经验时认为，无论是战术行动还是战略行动，太空系统已经成为作战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时的美国空军中将托马斯·穆尔曼(Thomas S. Moorman)说:“沙漠风暴……是太空军事应用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因为太空系统首次在军事冲突中综合运用，并对战争的结局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27]此次战争因而被称为“首次太空战”。海湾战争大量使用军事卫星，开创了太空战的新纪元，标志着战争进入了太空时代。军事专家普遍认为，太空战不是神奇的幻想，而成为了现实，未来的战争首先是从太空中发起，谁夺取了制天权，谁就能控制制空权、制海权以及制信息权和陆地作战主动权，也就夺取了战争的胜利。海湾战争虽然是第一场太空战，却是没有准备的太空战[28]。

1999年3月的科索沃战争，北约至少动用了15—20种50多颗不同卫星参与其协同、情报和空袭行动，巴尔干上空可谓“天眼”密布。在整个78天的轰炸中，美国的太空系统自始至终为北约军队提供情报信息支援，使得北约军队实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简言之，卫星系统保证了此次空袭行动被国防部长和参谋联席会议主席评价为“历史上最有成效的空中行动”[29]。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和盟友共动用了90多颗军用和民用卫星。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共投入各类卫星100多颗。由于掌握了制太空权，美军在两场战争中自始至终地掌握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很快取得军事胜利。一些军事专家因此评价道:“伊拉克战争的战场等于处在美国天军的驾控之中。”[30]

总体来说，卫星为现代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第一，为战争提供实时的情报、侦察和监视信息，使军队能够有效地实施精确打击。侦察卫星不受国界限制，侦察范围广，能提供诸如敌军部署、战场地形等情报信息。实时传输的侦察信息与通信卫星结合后，可以把发现目标、指挥决策、打击目标等作战环节连接成实时化的作战链。美国卫星侦察技术越来越先进，基本解决了全天候侦察、伪装识别、高分辨率和实时传送等问题，与高空U-2、RC-135、全球鹰和捕食者无人机等各种侦察手段融为一体，对战场情况进行不间断的侦察，为美军战机的空中打击提供实时准确的目标信息。

第二，为作战提供通信保障。随着卫星技术的不断发展，美军的卫星通信能力不断提高，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参战人数为60万人，拥有的卫星通信容量仅为80兆比特每秒;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参战人数为10万人，拥有的卫星通信容量已达到160兆比特每秒;阿富汗战争中，参战人数仅为1万人，但拥有的卫星通信容量已高达500兆比特每秒，是海湾战争时的6倍多。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的卫星通信能力进一步提高，使用率增加了75%，波道宽度增加到783兆比特，每分钟传送30万个字节，比海湾战争多30多倍，为战区部队与五角大楼和白宫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31]。(www.xing528.com)

第三，定位导航卫星引导部队行动和实施精确打击。全球导航定位能力极大地提高部队对战场和行动的控制能力，使单兵、作战兵器等可以随时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美国的GPS能提供全天候的定位、导航信息，广泛应用于部队行动与目标精确打击。在海湾战争中，美军曾赞美“GPS赢得了这场战争”，而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形容GPS“就像沙漠中的水，没有它军队几乎寸步难行”，“是战场上最大战斗倍增器”[32]。

第四，导弹预警卫星能探测来袭的导弹。预警卫星采用高轨道，覆盖范围广，能克服地面防空雷达因电波信号沿直线传播受地球曲率影响而不能尽早发现目标的缺点。导弹预警卫星能从太空探测、发现、跟踪弹道导弹的发射，及早发出导弹来袭警报，并对其弹道和落点进行预测。美国导弹预警卫星能在每8秒～12秒钟对地球表面上某一特定地区扫描一次，并能在50秒～60秒钟内识别出导弹红外源，并能在3分钟～4分钟时间内将预警信息发送到北美防空司令部。

上述的几场战争，让拥有丰富太空资源与能力的美军，品尝到了太空资产的甜头，起到了支援军事行动的作用。美国人就明确声称太空是战略性资产[33]。正是在此背景下，执教于美国麦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教授多曼(Everett C. Dolman)发展了古典地缘政治学，提出了空缘政治学(Astropolitik):“谁控制了近地轨道，谁就控制了近地空间;谁控制了近地空间谁就支配了特拉(Terra，大地女神);谁支配了特拉，谁就决定人类命运。”[34]这是制天权的不同说法而已。

[1] 以上相关内从参见 James Clay Moltz，The politics of Space Security: Strategic Restraints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71-78.

[2] 参见James Clay Moltz，The politics of Space Security: Strategic Restraints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pp.79-82.

[3] Ibid，pp.87-88.

[4] USmemorandum submitted to the First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12 January，1957，UN Doc. A/C. 1/738. Quoted in Detlev Wolter，Common Securityin Outer Spaceand International Law，UNIDIR/2005/29，2006.p.10.

[5] Detlev Wolter，Common Securityin Outer Space and International Law，UNIDIR/2005/29，2006.p.10.

[6] 即两国在诸如探索火星、月球、金星等上进行较量。以美苏在此竞赛上各有千秋，总体上，美国稍胜一筹。

[7] 此位将军出生于1910年，是美国空军太空与导弹之父，强调太空对于军事的重要性，几乎道出了制天权理论的玄机。位于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空军基地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且美国太空战演习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此人于2005年6月去世。

[8] Paul Syares，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U.S. Policy1945-1984，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48.

[9] James Clay Moltz，Thepolitics of Space Security: Strategic Restraints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p.95.

[10] Dwayne A. Day，Take off and nuke the site from orbit(it's the only way to besure…)， June4，2007.http://www.thespacereview.com/article/882/1.

[11] James Clay Moltz，Thepolitics of Space Security: Strategic Restraints and the Pursuit of National Interest，p.120.

[12] 约瑟夫·A·安吉洛著:《卫星》，迟文成等译，上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

[13] 约瑟夫·A·安吉洛著:《卫星》，迟文成等译，上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105页。

[14] 同上书，第113—115页。

[15] “美可能在2016年具备太空跟踪弹道导弹能力”，http://www.sxgov.cn/content/2009-08/25/content_172328.htm。

[16] 约瑟夫·A·安吉洛著:《卫星》，迟文成等译，上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95页。

[17] 参见“美国电子侦察卫星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转”。http://bbs.zhige.net/viewthread.php? tid=5752。

[18] 约瑟夫·A·安吉洛著:《卫星》，迟文成等译，上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9、112页。

[19] 约瑟夫·A·安吉洛著:《卫星》，迟文成等译，上海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26页。

[20] 同上书，第131—133页。

[21] David Webb，Ont he Definition of a Space Weapon，p.13. http://praxis.leedsmet.ac. uk/praxis/documents/space_weapons.pdf

[22] Jeremy Hsu，“World's Military Projects Still Dominate Space”，October 6，2010.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org/news/2010/101006-military-space.htm.

[23] Bob Aldridge，Anti-satellite Warfare: Little Heard of and Never Seen，Pacific Life Research Center，29August2000，pp.2-3. http://www.space4peace.org/asat/A-SATWarfare. pdf.

[24] Anthony Kendall，Earth's Artificial Ring: Project West Ford，2May，2006. http://www.damninteresting.com/earths-artificial-ring-project-west-ford.

[25] 金虎:《技术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摘要，第1页。

[26] Paul Syares，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U.S. Policy1945-1984，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48.

[27] Air Force Doctrine Document4: Space Operation Doctrine，10July1996. http://www. fas.org/spp/military/docops/usaf/afdd4.htm.

[28] Steven J. Bruger，“Not Ready for the‘First Space War’，What About the Second?”. http://handle.dtic.mil/100.2/ADA266557.

[29] Department of Defense，USA，Kosovo/Operation Allied Force After-Action Report，Report to Congress，Washington，31January，2000. p.1. http://www.dod.mil/pubs/kaar02072000. pdf.

[30] 杨立群:“21世纪的星球大战”，《解放日报》2007年6月21日。

[31] 王积建:“透视美国太空战略的调整——从太空支援走向太空控制”，《国防科技》2006年第4期。

[32] USAAir Army，Joint Doctrine for Space Operations，Joint Publication3-14，9August 2002，Appendix E.http://www.bits.de/NRANEU/others/jp-doctrine/jp3_14(02).pdf.

[33] Joan Johnson-Freese，Space as a Strategic Asse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该书在翻译为中文时改名为《空间战争》(琼·约翰逊-弗里泽著，叶海林、李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版)。

[34] Everett C. Dolman，Astropolitik: 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London: Frank Cass，2002，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