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每个暖风袭人的五月,戛纳都会迎来一场炫目夺人的电影盛典,戛纳也正是这样成了全球知名的城市。电影节拉开大幕,电影人便披金戴银,昂首阔步,踏上充满荣耀的星光之路。特别是那座闪闪夺目的金棕榈奖杯,那是多少电影人梦寐以求的荣誉。
戛纳电影节,与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电影节”,也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五月的戛纳,沐浴着地中海明媚的春光、和煦的海风,向四面八方的来客展示着世界上最洁白的沙滩,以及它精巧、典雅、迷人的独特魅力。一年一度为期10天的3S(阳光Sun、沙滩Sand、大海Sea)光影之旅就此开始了。
不过,这个让平头百姓和影迷们眼热的电影节,在圈内并没有想象中的好评。戛纳电影节的指向并非艺术本身。他们所标榜的“艺术”在电影节的街头根本看不出来,在电影宫的放映中甚至也看不出来。只是偶尔在获奖名单上能隐约有所感觉,但也不能让人肯定。但是,戛纳对商业的顶礼膜拜和对好莱坞的不屑确是所有参与者和关注者有目共睹的。
数数近些年金棕榈奖的获奖名单吧:1998年希腊影片《永恒的一日》,1999年比利时达登内兄弟导演的《罗塞塔》,2000年丹、瑞、法、荷、美多国合拍的《黑暗中的舞者》,2001年的《儿子的房间》,2002年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等等,艺术上也都还算是很“唯美”,但相比之下,还是2005年让比利时兄弟导演再捧金棕榈的纪实影片《孩子》更有社会影响力,它以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叙述了非法移民的生存现状。
但说到底,政治性才真正贯穿戛纳电影节的始终。这种倾向在近年来美国发动“倒萨”的伊拉克战争之后尤为明显。2004年,第五十七届金棕榈奖颁给了美国反战影片《华氏9·11》。两年后,戛纳国际电影节又将金棕榈大奖颁给了英国导演肯·洛奇,他的影片《风吹稻浪》讲述了20世纪初爱尔兰人民为反抗英国的残暴统治而进行的艰苦战斗以及后来的自相残杀。这当然已经足够“政治”,更何况,获奖者还公开声明,他要将这部影片献给依然没有摆脱战火的伊拉克。为此,他说:“占领军将被占领区的人民看作低他们一等的生物,他们的生命更不值钱,这就是当时爱尔兰的情况。而现在,在伊拉克发生着同样的事情,我们知道那些死去的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名字,但是谁知道被杀死的伊拉克人有多少?”
这种政治性可以追溯到戛纳电影节的起源。1938年,在德国影片强势入围法西斯色彩浓厚的威尼斯电影节,并最终夺下最佳外国影片“墨索里尼奖”以后,法国决定在本土创立新的国际电影节。1939年8月,法国开始筹备他们的首届戛纳电影节,但随着当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电影节被迫中止。在二战结束后的1946年9月,首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终于成功举办。而在这之后,戛纳电影节为了争取在举办时间上早于意大利的威尼斯电影节,从1951年起改为在每年的5月举办。(www.xing528.com)
虽然戛纳电影节也号称国际电影节,但其中为“国际”撑面子的主要还是亚洲电影,比如说中国电影。对美国人而言,每年最重要的光影盛会理所应当是奥斯卡颁奖典礼。因此,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美国反战影片《华氏9·11》,还有批判校园暴力的影片《大象》等极少数影片,那些既叫好又叫座的美国电影则很少来戛纳参展,戛纳电影节的奖项似乎对美国人没有多少吸引力。
于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大潮中,在奥斯卡的光环下,地中海边的戛纳在不愿放弃政治立场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也越来越成为第三世界的众多导演们进行“探索”与“实验”的主要场所之一。最近几年,戛纳电影节在经历小低潮之后,似乎又重新找回了风向标,希望真正的艺术电影能迎来自己最好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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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斯皮尔伯格
人们常以“法国的斯皮尔伯格”来称呼吕克·贝松。他一度被奉为法国年轻导演的开路先锋。贝松拍摄过为人们所熟知的电影如《碧海蓝天》《这个杀手不太冷》等,以及后来花费9000万美元的大制作《第五元素》。他曾说,“我不喜欢做重复的事情”,所以他的电影在类型和形式上不断翻新,甚至还在制作成本上不断升级,而这也许就是他遭受非议的原因之一吧。当然,除了商业片的上映,他还将视角投向了敏感的政治题材。吕克·贝松就是这样,既拍主流电影,又徘徊在评论的边缘。但贝松无怨无悔,他说:“我这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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