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中我观察了好久，并没有看到所谓神圣、光荣的事物。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好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就地掩埋。”作家海明威在一战后根据亲身经历写出半自传体小说《永别了，武器》，那是一个虚无、荒谬、非理性的时代。
战争本身几乎没有动摇社会阶级结构，但它影响了社会的精神根基。数百万人长年累月地背井离乡，在堑壕的烂泥中等候战斗的到来。堑壕中出现了一个粗犷但充满友爱的世界，然而，适应这里的生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如果确能适应的话。
老兵协会中一直延续着对死亡的回忆和堑壕中的战友情谊。但是这些协会的命运很奇特：大部分人滑向了右派，反对现政权。战争既是友爱的学校，也是纪律的学校，协会中的活跃分子是“那些找不到或根本不去寻找别的行动领域的人”。根本不去寻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他们对公共生活的某种态度，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很难适应社会的人。“像在战争前线一样团结起来”，这是他们经常挂在口头的一句口号。当时的议会制度不仅容忍各种异议，而且还鼓励人们提出不同意见，在该制度下，公民被呼吁发挥他们的批判精神，但“老兵精神”中酝酿出的是反议会主义。
战争中，男人们离开家乡，胜利后，鲜有人归来。他们身后的女人已经在各自领域承担了新的角色：她们接替了士兵留下的空缺岗位。战后，即使她们放弃工作，其行为方式也不能回到以前了。很多人从妻子变成寡妇，很多人从小鸟依人变身一家之主。在男子大量伤亡的情况下，那些不得不单身生活的妇女境况如何呢？有人嫁给更年轻的男子，有人与战争幸存者重组家庭，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进入大学学习的妇女为数众多，她们还进入自由职业者行列，并开始担任高级职务。当然，这一潮流也遭遇了强烈的抵制，但在发展中的社会里都是徒劳：妇女在走向解放，资产阶级道德观在进行演变，风尚也随之变化：这是个平头、短裙、无拘无束的“假小子”时代；男人们忙于战争，女人无人照料；夫妇关系可以轻易解散。起初，这确实是战争的代价之一，但后来已经不只是代价的问题。1911年离婚案达15000例，而1921—1931年每年达23000例。战后结婚率的回升就像出生率的回升一样昙花一现，而离婚则真的成了一种风尚。(www.xing528.com)
婚姻观的转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变化。每个街头都出现了舞厅，人们在里面疯狂地跳着新近从阿根廷传来的探戈。电影院层出不穷，小酒馆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1919—1930年，酒精消费量增长了3倍。“有某种无度滥行，某种消费、娱乐和发泄的狂热，人们对一切的约束都感到不耐烦，追求标新立异到了乖张反常的地步，从放任自流滑向了丧德败行的境地。”这是和平到来的喜悦，还是为了忘却过去的痛苦呢？但无论如何，当时休闲娱乐之风的蔓延持久而深入，很少有人对风气的转变感到不安。
体育也已经成为一个大众现象，虽然诗人作家们还不屑于去歌颂它。不过，体育事业主要是表演而不是实践。在发行量空前的媒体的炒作下，明星崇拜日益盛行，体育成绩也引起了大众的关注。1921年，一位漫画家笔下的两个看热闹的人这样说：“这对法国来说真让人失望……是说把整个西里西亚都给了德国吗？——不，是卡朋蒂埃被邓普西击败了！”体育场让教堂的盛大仪式——如果还有的话——失去了意义，人们对共和国的重大节日也丧失了兴趣。
自行车、汽车和飞机原本也是体育项目，但它们已经成了交通工具，并重新为距离定义。速度成了现代世界的一个构成因素：追求高速的热情到处传播。汽车的发展尤其可观：1913年的产量为30万辆，1930年便达到110万辆；汽车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这个时代着实是娱乐再发现的时代，不过，汽车出游这类娱乐只有少数人才能享受到。
20世纪20年代留给人们的记忆是疯狂：“疯狂”的潮流和“疯狂”的艺术与之前的表现形式决裂了。“疯狂”的货币孕育了各种各样的投机，但也鼓励了工业家的勇气，推动了交流工具的大量传播，而这甚至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节奏。对趾高气扬的资产阶级来说，20年代是个平静的时期，社会冲突受到抑制，从1926年起，无论是在对内政策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掌握局面的都是温和派。然而，大厦的支柱在倾斜，人口在萎缩，领导阶级仍然固守着陈旧观念而没有表现出革新能力，农民的生活状况停滞不前，工人的疏离感并未缓解。不管这个社会表面看来多么活泼，或者说不管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盲目，20年代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停滞和衰颓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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