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支持美国的独立战争，法国负债累累，距离破产只有一步之遥。法国政府不得不向银行举债、增加税收、售卖官职和国有土地，以此控制财政赤字。立法权掌握在议会手中，由贵族和资产者掌控的议会颁布了更加自由的贸易法律，以方便他们囤积物资，哄抬物价，从中渔利。因此，不少人一夜暴富，过上了贵族式的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和葛朗台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房产主们也在这一行列，他们不谋而合，突然间把房租提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房客们因此而产生怨恨。以至于有人认为，那次房租上涨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之一。大革命的浪潮汹涌而来，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援助底层人民，因纸币贬值和食物匮乏而生活贫困的低收入者、小职员和农民都受到相应的保障。而靠房产发迹的房产主却遭到冷落和打压。革命政权曾明文规定：房客可以继续按照纸币的面值交付房租。当时，一张100法郎的纸币实际上只值3个苏（1法郎等于20苏），房东们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可怜的房租。法律允许房客几乎不花分文租住房屋，房东们只好照开收据，还得自己承担相应的损失。
每个季度末，法国各地都会出现尴尬的场景，有人以这样一段对话恰如其分地将它呈现出来：
“我来给您付房租。”一个房客对他的房东说。
“又是纸币吧？”
“是的。”
“既然法律规定我必须接受，我当然一切照办。不过，就这几个钱，你还不如把它送给叫花子。”
“公民，请恕我无法从命，因为叫花子根本不稀罕它。”(www.xing528.com)
的确，乞丐在当时只希望得到面值为50苏的纸币。因为按照共和四年风月颁布的法令，一张50苏的纸币可以按它1/10的面值兑换为铜币，而面值较高的纸币反而只能以1/30的面值兑换一种同样在急剧贬值、只限在本土使用的有价证券，谁也不愿意要这种东西。这里还有一则乞丐与路人的对话：
“抱歉，我今天没带零钱，可否给您这张100苏，您再找回我一张50苏？”显然，这位大方的夫人还不了解最新的货币政策。
“啊！好心的女公民，这可不行。这样我会吃亏的！您如果愿意的话，倒不妨给我一张50苏，我将对您感激不尽，并找您一张100苏。”
由此可见，当一个房东不得不依从法律而在每个季度收来成捆的纸币时，他的脸上该是一副多么无奈的神情。他的房子本可以为他带来1万法郎的年收入，现在却只有3法郎15苏。
那时，一双袜子是500法郎，一车木柴是700法郎。一个普通家庭的账单上这样写着：“火鸡两只，500法郎；毛巾两打，5200法郎；咖啡一斤，210法郎。”而那些房产主还要缴纳门窗税和壁炉税，以及出租房屋的营业税和地产税。更多的是一些机动的修理费。一般来说，只要房子不倒，维修就是家常便饭，一块瓦要花2里弗尔，这是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如果要修一幢租金为1100法郎的房屋，光翻修一下房顶就要2万法郎，配一把钥匙也要将近150法郎。房东们甚至请不起清洁工来疏通下水道，那要花费他们1.5万～2万法郎，所以只能请求房客把污水倒在窗外的大街上。法国大街的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在巴黎人一向乐观灵活。为了应对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人们纷纷做起了买卖。人们几乎什么都卖，市场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迫于生存，那些濒临绝境的房东只好把能卖的东西都拿去拍卖，从阁楼里的藏品到厨房中的厨具、餐具，客厅卧室的家具，一直到衣柜里的服装。法国作家克拉尔迪曾在《最后一批山岳党人》一书中提到，当时一个房东曾在家门口把自家用的木床锯成一块块木柴出售。
这些备受折磨的房东苦苦支撑着熬过了恐怖时期，革命的风暴终于过去，他们又很快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恢复了过去的地位。他们的房屋也得以保留下来，生活又归于平静。只是，时代曾给予这些房东的噩运，没有谁表示过任何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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