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称赞法国法律：保障公民权利与个人自由

路易十四时代的著名哲学家笛卡儿曾给人类留下这样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他提倡用“理性”的尺度衡量以往的一切知识。“我思故我在”的呐喊，是对当时经院哲学的蔑视和反抗，是对自由的一种呼唤。

笛卡儿告诉人们，要知道上帝、世界以及一切存在是谁，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确定性先于上帝，也先于一切存在的确定性。康德称赞这种思维方式为“理性的解放”。正是这理性的解放使人类丢弃一切依托，凭借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天地之间。

比埃尔·贝尔首先将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引入宗教与神学界。他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都充满理性之光，并以怀疑论对教条化的宗教神学发起批判，指出教会一些成员的虚伪和欺骗，打破了对天主教会所宣扬的蒙昧主义的盲从。贝尔由此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

在思想家眼中，天主教会不仅仅是新学说新思想传播的顽固障碍，而且在历史进程中始终起着愚民作用。由于心智贫乏，虔诚过分，狂热不当，或者只是出于本性的贪婪，教士阶层总是利用人们的希望、畏惧和无知来阻碍人类精神的进步，并使自己的精神权威以及等级、社会和政治利益得以永存。

1761年秋，隐居的伏尔泰听说了一件令人发指的宗教迫害事件。在图卢兹市，天主教徒诬告新教教徒让·卡拉，说他为阻止儿子改信天主教而逼迫儿子悬梁自杀。法官一不调查二不审讯，便将“谋杀”发生时在家的人全部拘捕归案。第二年春天，法庭不顾一切无罪证据，粗暴判决卡拉死刑，处以车裂之刑，家人一概监禁。临刑前，卡拉悲愤地说：“我已经说明真相，我死得无辜……”

眼见悲剧一再发生，伏尔泰坐不住了。他挺身而出，决心为人民的尊严和自由而奋斗。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四处活动，坚持不懈地与教会斗争了3年。终于，巴黎高等法院重审此案，蒙受不白之冤的卡拉及其一家得以昭雪。这例案件的圆满解决被视为民主思想的一次伟大胜利。

没有哪个人像伏尔泰那样，始终坚持不懈地与教会权威做斗争。在他的一生中，他撰写的各类相关论述达100多种。他依据时代口味和文学特性，把那些不信教者的论述按主题归类改编，对辛辣讽刺的技巧加以调整。

在他的影响下，人们将法国天主教与世界其他宗教进行对比，试图证明它能够简化为一些简单的道德原则，而没有必要在烦琐的宗教仪式、文件和教条上浪费精力。正是这些赘余把有组织的宗教变成人类沉重的负担。孟德斯鸠还专门对天主教会的政治影响进行了攻击，并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历史教训来揭露天主教在社会生活中的潜在影响。

歌德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则开辟了一个新时代。”(www.xing528.com)

1749年夏天，在朋友狄德罗的鼓励下，卢梭提笔参加了第戎学院举办的征文比赛。征文主题是：科学和艺术是否有益于敦风化俗？第二年征文结果公布，他的论文竟以第一名入选，卢梭得到了一笔奖金。从此，这个默默无闻的中年男子引起全法国的瞩目。

第戎学院第二次征文的主题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起源为何？其是否为自然律所认可？卢梭大为震惊，学院竟然有胆量提出这种话题，他立刻着手加入探讨，于是写出一篇《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次虽然没有得奖，但又引起巴黎的热议。

他认为人类从原始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之后，私有制就诞生了，拥有财产者为了确保他们的地位，就开始设立国家，制定法律，由此产生了君主专制，不平等也随之达到顶端。而对付这种不平等，只有一种手段，就是以暴制暴。这是卢梭政治思想中最大胆、最为革命的部分，他设计出一套绝对民主制，认为真正的统治权力应该属于全体人民，只有符合全体人民意愿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后来，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学生，照着这种方式进行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制度实验。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的另一部伟大著作。他在书中说，每个人都应该公平地享有人民主权，并服从人民主权。人民在推翻暴君后，就有权废除不利的契约，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契约。法律不仅保障公民权利的平等，还是个人自由的基石。可以说，这本书开辟了现代政治哲学的先河。

对于启蒙者而言，重要的不是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说的话有人在听，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听。工业繁荣带来良好的社会流动性，多样化的文化活动让思想传播得更迅捷。启蒙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旧制度在哲学光芒的闪耀下日渐衰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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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的枷锁与清贫的自由

卢梭年轻时，曾只身闯荡巴黎，他创作的歌剧《乡村卜师》公演后，大获成功。连国王都给予很高评价，派使臣召见卢梭，并要赐给他一份丰厚的年金。这对于四处奔波、捉襟见肘的卢梭来说，不啻天大的福音。想不到卢梭却断然拒绝，他说：“那笔可以说是到手的年金，我是丢掉了；但是，我也就免除了年金加到我身上的那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逢迎，或者噤若寒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