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图书分类学》问题解析

以前对白国应的《图书分类学》写过一篇评文，发表在兰州《图书与情报》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2-3，4期。这篇是针对另一篇作为教材用的《图书分类学》写的。下面分九个问题来谈自己的看法。

一、什么是图书分类学的问题

1. 定义。编著者在第1页、第7页说: “图书分类学应是研究图书资料所载知识单元的系统组织和检索利用之间规律的一门科学的观点。”

编著者写的文字不易看懂，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来写，理解错了请编著者更正。

我认为既然说“图书分类学应是研究图书资料所载知识单元的系统组织”，必然是研究图书资料之后才能知道它们所载知识单元是些什么? 才能系统组织，这里要问: 所研究的图书资料，是图书馆收藏的全部呢? 还是部分。是全国图书馆呢? 还是某些图书馆，或个别图书馆，或不是馆藏图书资料，是些什么图书资料? 为什么图书分类学要研究这些图书资料? 是不是要说: 为的是把它们所载知识单元系统组织? 那么所谓知识单元指什么? 图书分类学是研究分类呢? 还是研究分知识单元的。假使是研究分知识单元的，为什么不称之曰图书分知识单元学，而称图书分类学? 是革新创造吗? “学”并不在名称无意识的更改。所谓“知识单元”想是指类目说的，否则又怎样来“系统组织”? 再，“知识单元的系统组织和检索利用之间规律”是什么样的规律? 图书分类学又是怎样“的一门科学的观点”? 不明确说明，读者怎能知道?

编著者在第6页说: “图书分类学之所以称为一门科学，是因为图书分类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的思维活动。”这是不是说: 因“图书分类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的思维活动”，所以“称为一门科学”? 这是否意味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的思维活动”，就是一门科学? 这一结论是怎样得出的? 科学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图书分类和图书分类学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又是怎样考虑的?

“一切思想，一切推理，就其涉及的普通名称或普通概念，可以说存在于分类之中。”“图书分类是运用分类……于图书资料的划分上。”“分类”显然是动词，“普通名称或普通概念”怎样存在其中的?所谓“存在于分类之中”，想是存在分类法之中。“图书分类学则是反映图书分类这一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看来编著者是把“存在于分类之中”的“分类”，“图书分类学则是……知识体系”和图书分类法混同了，也就是对于分类，图书分类法，图书分类学在思想上还没有弄清楚。至于为什么说图书分类是客观规律? 也是需要说明的。

2. 研究对象。编著者在第5—6页引录三种“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图书分类学的研究对象，并予以正名。可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确切。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评价”。我们问: 都有什么道理? 又都怎样不确切? 总得说出所以然来，才是“认真地”在“研究和评价”。

接下来就写: “什么是科学? 所谓科学就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这句话不好懂，请用通晓的语言说明一下。我在评两篇有关图书分类法和“在版编目”的文章，是这样理解的: 什么谓之科学? 我们能否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呢? 恐怕不能。所谓科学，原先说的是知识的意思，以后指自然科学，以后凡是一门有系统的学问都叫科学(请参看英文《大英百科全书》)。

编著者再在第6—7页说: “图书分类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资料的系统组织和检索利用之间的规律，而不是孤立的具体图书资料。”这是把两者看成是矛盾的。不然，为什么引用毛泽东的话: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一门科学的对象。”假使不是，是什么? 假使是的，那对毛泽东说的这段话的意义似不理解。

那段话的意义是说: “例如数学中的正数和负数，机械学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学中的阴电与阳电，化学中的化分与化合，社会科学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的互相斗争，军事科学中的攻击和防御，哲学中的唯心论和唯物论，形而上学观和辩证法观等，都是因为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才构成了不同的科学研究的对象。”(《矛盾论》)化分与化合是矛盾的，构成了化学研究的对象。那么，“具体的图书资料”与“图书资料的系统组织和检索利用之间的规律”为什么是矛盾的? 怎样是矛盾的? 就这样“构成图书分类学的研究对象”吗?

3. 目的。编著者在第6页说: “现在的图书分类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以科学知识分类为基础的图书分类，要求其分类系统能反映科学知识的总结，反映科学系谱。这是图书分类有别于其他分类的特点。”请问: “图书分类，要求其分类系统”怎样“反映科学系谱”?“反映科学系谱”指的想是“图书分类”，假使不是，指什么? 假使是，就不能不问什么谓之系谱。

系谱。“系”，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垂统于上而连属于下谓之系，犹联缀也。”“谱”，《世本》有“帝王谱”，“诸侯谱”，记载他们世系的。我们知道家谱记载一家的世系，族谱记载一姓的世系。即以世代系次而有亲属系统的。那么，“图书分类”(想是图书分类法，如《中图法》)是怎样“反映科学系谱”的呢? 举《中图法》B84心理学为例:

B84　心理学

—05　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06　心理学派别及其研究

B841　心理学研究方法

B842 心理过程

B843　发生心理学

B844　发展心理学

B845　生理心理学

B846　医学心理学、病理心理学

B847　工程心理学、劳动心理学

B848　个性心理学

B849　应用心理学

总论入此。专论心理学在某一方面的应用的著作入有关各类。……如愿集中于此者，可用组配编号法，……如社会心理学为B849∶ C91，军事心理学为B849∶ E，教育心理学为B849∶ G44。

不知道从B84到B849之间有什么系谱关系? 这只是举一个例子来看“图书分类”怎样“反映科学系谱”。再，社会心理学、军事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列为应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工程心理学，为什么不列为应用心理学? 编著者之一是参加《中图法》编委会的，而且参加了修订工作，对心理学这样编制必然是予以肯定的。似乎对什么谓之应用心理学还分不清，谈“图书分类”，“反映科学系谱”恐怕不知所云。

编著者是把“反映科学知识系谱”看作图书分类目的的，认为“图书分类有两个目的: 1. 分类系统作为知识信息的存取系统; 2. 分类系统作为反映科学知识系谱的总结系统”。

第一个目的“分类系统”是“作为知识信息的存取”，也就是: “知识信息”存于“分类系统”，存于“分类系统”，说倒容易，但怎样存?怎样取? 谁存? 谁取? 不说清楚，怎样理解就难了。我们所理解的是: 知识信息只有存于书中，才能取(即排检)。难道图书馆员是从分类系统存取知识信息吗? 第二个目的所谓“分类系统”，指的想是图书分类表。假使不是，指什么? 假使是的，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写图书分类表? 而写些读者看不懂或难懂的语言。是表示有学问吗? 岂知，不知书，不研究学问，哪里会有学问? 学问并不在似是实非，一驳即错的名称上。我这样写，不是无的放矢，是有所依据的，以后要引起重视的。

4. 方法和技术。编著者在第7—8页说: “以前，图书馆界存在一种传统的偏见，将图书分类学视为一般的方法和技术，这就造成了这门科学的先天不足。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统一对图书分类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看法。”

所谓“以前”，“传统”是有时限概念的，上限从何时开始要弄清楚，从刘向父子开始，想是可以的，下限到1985年是清楚的。在这约一千年间谁将图书分类学视为“一般的方法和技术”，即不是“学”。我看不是别人，是那些不知书，不研究学问，也不懂什么谓之图书分类学，表面上在谈图书分类学，实质上把它谈成了“一般的方法和技术”，而且成问题，连一点“学”的气味都没有。我认为“以前”，“传统”没有把图书分类法“视为一般的方法和技术”。举例来说:

刘向、刘歆父子继业，刘向校书“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不是学术性的工作吗? 刘歆《七略》的《辑略》就是一篇先秦学术流别史略，能说是“一般的方法和技术”吗? 再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说: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在《文艺略》他创立了图书分类法体系，按学术立类把礼、乐、小学各立为类，与经类平行，把天文、五行、医方与诸子并列，突破了“以前”、“传统”的分法，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是与时代相适应的。他的图书分类法是十二大类，在类目的名称下作注释。比方，在礼类周官下注: “按汉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礼，唐曰周礼，推本而言，周官则是”。能说他是把图书分类法“视为一般的方法和技术”吗?

再从《中国十进分类法》来看，也不能说是把图书分类法“视为一般的方法和技术”。比方:

093　诗

·1　三家诗

·11　鲁诗故　鲁故

按鲁诗亡于晋，凡考证、研究著作及掇拾成篇者类此。

·12　齐诗故　齐故

按齐诗于魏已亡，而其考证、研究诸作，或掇拾成篇诸作类此。

·13　韩诗　韩诗外传

按韩诗亡于北宋。现存者仅其外传而非全秩。至其内传亦间有考证或掇拾成篇者均类此。

尔雅、广韵、唐韵列入甲部小学类，公私书目，承袭不易。至有清四库总目析为三类: 1. 尔雅2. 说文3. 广韵，统属经部小学类。兹以之汇属诸语言文字一类，能说这不是把图书分类法看作是一门学术，而是“视为一般的方法和技术”吗?

“学”，体现在一书的内容上，不是在它的书名上。不能认为书名是××学，就是在谈××学。要是书名是××学，而内容实质没有一点学术的价值，那对“学”是一种嘲弄。

5. 多种方法。编著者在第12页说: “研究图书分类学可以运用多种方法。例如，除总的辩证方法以外，还有系统法，分析综合法，比较法，实验法，数学的方法等。近年来这些科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地应用到图书分类学的研究之中，它为图书分类学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开拓可喜的前景，继续加强对图书分类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是当前图书分类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提出了这些研究方法，但是编著者在研究图书分类学和写作进程中是怎样运用和为什么运用这些方法却只字不提。只是提这个法，那个法，对读者起何作用? 或者有人说: 编著者在第9页谈过: “我国对于图书分类法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这岂不是在运用比较法于图书分类法吗? 是的。不过，只是泛泛而谈。“世界先进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水平? 为什么不具体的来谈? 我来具体谈一点。所谓“在理论方面”，想是指前苏联图书分类法的理论，它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的图书分类法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理论。

《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基本序列四分:

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社会的科学

关于自然界的科学

总类

30卷本《苏联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四分:

马克思列宁主义

关于自然界的科学

关于社会的科学

总类

我国的《人大法》的基本序列四分和《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相同。《中小型法》，《科图法》，《武大法》，《中图法》基本序列都是五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

我国的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五分在理论方面和苏联的四分比较起来，确有差距，而且差距很大。《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基本序列四分是正确的，但错误地把它说成了“不顺利过渡”，30卷本的基本序列是错误的，说明了对物质运动形态客观发展规律并不理解。前苏联的四分固然有错误，但还没有像五分法那样在理论方面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为什么这样说，已在评《中图法》的编制原则和体系结构一文谈了，这里从略。

所谓技术方面的先进水平，不知是否指刘国钧在《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介绍的英国图书馆协会“提出的一件备忘录”?它肯定了分面分类法是今后编制分类法的路向。假使不是，请明确指出后再来讨论。假使是，我在《关于图书分类学若干问题的探讨》中的一些问题，发表在《江西图书馆学刊》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谈了自己的看法，请参阅。

6. 历史。编著者在第3页说: “图书分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不是轻重的轻，而是青年的青)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图书分类历史悠久，历代许多名人都曾研究过它，并且习惯从分类的角度来辨章学术源流，说它年轻(青)，是因为以往人们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技艺，或者将它称之为‘图书分类工作’。然而，这种研究和这种的称谓是很不恰当的，它严重地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

我们问: “古老”和“年青”从什么时候划界?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章学诚说的，是以他的时代划界吗? 但从“以往”时限来看，似又不是。因为章学诚是包含在“以往人们”之内的。究竟应怎样划界，因弄不清楚，只好存疑。“以往人们”是哪些人? 我想必然是指图书分类法编著者，否则说“以往人们只是将它(按指图书分类学)作为一种技艺，或者将它称之为图书分类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假使不是，是哪些人? 假使是，又是哪些人? 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吗? 他们是包括在“以往人们”之内的。他们是图书分类法编著者，他们是把图书分类法“作为一种技艺”，或“图书分类工作”吗?能举出具体的事实吗? 他们的分类理论固然有错误，但那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此说他们将图书分类法“作为一种技艺”或“图书分类工作”，而不是作为一门学科的。

“现在我们将图书分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为了让人们从‘技艺’或‘工作’的视野中解脱出来，正视图书分类学的真实性质和它所应研究的范围。”这种抱负初看起来是了不起的，一经分析，就不无问题。

“现在我们”指的自然是编著图书分类学著作和撰写图书分类学文章的专家、教授。从他们出版的图书分类学著作和发表的文章来看，是把它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吗? 在“现在”之前所出版的图书分类法和发表的有关图书分类法的文章，其中没有把图书分类法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的吗? 是不是因为他们出版的书名和发表的篇名是图书分类法，不是图书分类学，所以不是一门科学吗?

要知分类，分类表，分类法英文是: Classfy，Schedule，Classifi-cation。这三个概念在西方图书馆学界是分得很清楚的，不相混用。我们的某些专家、教授在谈图书分类学中把图书分类法称为图书分类。这就涉及“图书分类”要不要加上“法”的问题，“法”，《易·系辞》: “制而用之谓之法。”《疏》: “圣人裁制其物施而用之，垂为模范，故曰法。”英文Classification后缀action是用的意思。这是“以前”、“传统”为什么称图书分类法，不称图书分类(英汉字典亦有把Classification译为分类)的缘由。我们的某些专家、教授在图书分类法这一称谓之外，称图书分类学，不知英文是什么字? 因为分类，分类表，分类法是从英文翻译来的。

这些专家、教授连图书分类、图书分类表、图书分类法都弄得混淆不清，而说是“将图书分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不能不问:什么谓之科学? 再问，“图书分类学的真实性质”究竟是什么? 总得简略谈一下，请谈谈，并谈谈怎样“让人们从‘技术’或‘工作’的视野中解脱出来”? 看来首先要“解脱”的，严肃地说是你们自己。怎样解脱呢? 要读书，要研究学问。不知书，就闹出了这样笑话式的错误。“(清)王夫之著《张子正蒙注》一书，张子正即宋代张载”(见第292页)。张载，字子厚，著有《正蒙》、《易说》、《经学理窟》、《语录》，文集等著作。王夫之为《正蒙》作注，称《张子正蒙注》。张子是尊称，《正蒙》是张载著作之一，连这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学”。

再，“据史料推测: 我国图书分类的始祖是孔子。孔子根据当时学术流派和图书特点，经过‘删定’后，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即: 诗、书、礼、乐、易、春秋，亦即‘六艺’。‘六艺’可以说是孔子对当时学术流派的系统总结，体现了他的图书分类思想”(见第107页)。这也是由于不知书，信口雌黄，没有看过《论语》，更没有看过《庄子》、《史记》，甚至也没有看过《汉书·艺文志》。既然说“孔子是我国图书分类的始祖”，不能不说出所以然的道理来支持这样说的正确性，只是“据史料”而又不指其名，只是“推测”而又不说为什么要这样推测。难道这就是在谈“学”吗? 这对“学”只能说是嘲弄、庸俗化。

编著者还说: “汉武帝即位时，因图书散佚严重，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便派陈农求书于天下，又令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汉武帝即位是在公元前140年，到河平三年中间相隔一百一十四年。武帝要做了一百一十四年的皇帝才能令刘向校书。怎么查也不查一下。随便就写，这也谈什么“学”。“学”，学其不能也。不学无术，岂不然乎!

从以上所论述的来看，不能不感到编著者对国学知识之欠缺，真令人吃惊，不能不问: 这样怎能把图书分类学建树成为一门科学? 又怎样能改变“以前图书馆界……传统的偏见……造成了这门科学的先天不足”? 又将“建树”什么样高度的“图书分类学”?

二、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

编著者在第23页说: “在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进程中，随着实践的发展，知识不断地积累丰富，各门科学相继独立，分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何把各种知识系统化，建立科学体系的问题。由此可知，科学分类(或称知识分类)是科学认识发展本身提出的要求。”

称科学分类为知识分类，是把科学与知识画等号，即科学就是知识，知识就是科学，是这个意思吗? 对的吗? 思考过、分析过没有?再问: “各门科学相继独立，分化”后，产生了各种知识系统化的问题，从而产生了科学分类，或知识分类，是不是说: 各门科学独立了之后，才有科学分类或知识分类? 那么，各门科学独立和科学分类始于何时呢?

或者有人指出: 编著者在第23页不是说吗? “古代西方许多有名的学者都对知识进行过分类，其中的代表人物应是亚里士多德。”这无异于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各门科学就相继独立，分化了，因而他才对知识进行分类。“他将科学分为: 理论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和创造的哲学三大类。理论的哲学包括: 数学、自然科学和后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 实践的哲学包括: 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 创造的哲学包括: 诗歌、艺术等。”

“理论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创造的哲学”，都是哲学，包括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战略学、修辞学、诗歌、艺术等“各门科学”，这些“各门科学”既然包括在哲学之内，而说它们“相继独立”，岂不矛盾? 既然说: 亚里士多德“对知识进行过分类”，又说: “各种知识都包罗在统一的哲学里，除了哲学，不存在其他独立的科学，也不存在科学分类的问题。”那么，亚氏的知识分类是不是科学分类? 不是吗? “科学分类(或称知识分类)”就是错误的。是吗? 说: “各种知识都包罗在统一的哲学里”(亚氏所分的各门科学统一在哲学里)，“不存在科学分类的问题”也就错了。这说明了知识分类，或科学分类与各门科学是否独立是两回事。

各门科学不仅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没有独立，在中世纪也没有独立。在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时代，哲学被视为基督教神学的婢女，也就是说各门科学都从属于神学、哲学。各门科学相继独立于哲学是从15世纪后半期开始的。比方:

自然科学。恩格斯(1820—1895年)在《反杜林论·引论》指出:“对于自然界的精密研究是在亚历山大时代(译者注是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之间的时代)才由希腊人开始发展的，往后在中世纪时代进一步为阿拉伯人所发展。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候起，它不断的变得日益迅速的成功。自然界之分解为它的各个部分，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事物之分成一定门数，按其多样的解剖形态，来研究有机体的内部构造——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四百多年对自然界的认识大踏步前进的基本条件。可是这种方法同时也传给我们一种习惯，去孤立地观察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把它们置于一般的大联系之外——因此不是从运动中去观察，而是从静止状态中去观察，不是看作本质地变化着的事物，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事物，不是看作活的事物，而是看作死的事物。”

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他说: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像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自然科学从神学中独立始于哥白尼的《天体之运行》的出版。

哥白尼的这本著作是1543年他被烧死在火刑柱时公开的。他的太阳中心说是一次彻底的革命，从此像牛顿的万有引力，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开普勒的行星运动等理论，相继产生。但是第一次推动力是上帝，自然界总是原来那个样子，不变的，而恒星永远停留在自己的位置上。他们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不是辩证的。

“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说来都是辩证的，而不再需要任何站在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既然对于每一个别的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阐明自己在事物的以及我们关于事物的知识总联系之中的地位，那么，关于它们总联系的特殊科学就变成多余的了。这样从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存独立意义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属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之中了。”(《反杜林论·概论》)这是说各门科学独立于哲学是近代19世纪的事。

再说心理学。心理学在古代希腊是从属于哲学的，是关于“灵魂”的学问。柏拉图认为灵魂是先天的，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是不灭的。灵魂降附于肉体支配人的一切生理和心理活动。人类有着不同的灵魂，具有不同的官能。在中世纪奥古斯丁认为灵魂有三种官能:理智、记忆和意志，被称为“官能心理学”。到17世纪苏菲突斯看到血液在人身的重要作用，说: “灵魂本身就是血液”，和身体共生灭，被教廷判死于火刑柱上。霍布士、洛克等反对官能心理学的说法，认为人的心理是由外部运动作用于人脑所引起的感觉和联想而构成的。但是心理学仍隶属于哲学体系之中，还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冯德(1832—1920年)才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他反对心理学哲学化，认为心理学是一门实验的科学，有着自己特殊的问题。他以实验法用于心理学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把复杂的心理活动分解为简单的心理元素——感觉、表象和情感，指出复杂的心理是由简单的心理元素构成的。因此，他的心理学也称为构造心理学。他相信对生物学的研究可以达到对心理学的了解，所以提出生理心理学的主张。他的《生理学原理》被称为“心理学独立宣言”。但是，他是身、心平行唯心主义二元论者，认为生理过程和心理过程彼此独立，互相独立平行进行活动。再，他主张通过内省法去观察心理活动和他提出的科学实验要求客观的观察事物是互相矛盾的。因此，遭到格斯塔派的反对。他的心理学虽然脱离了哲学而独立，但在思想意识上还是受唯心主义支配的，他的心理学还不是科学的。

“各门科学相继独立、分化，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如何把各种知识系统化，建立科学体系的问题。”“古代西方许多有名的学者都对知识进行过分类，其中的代表人物应是亚里士多德。”结合这两句话来看，各门科学无疑的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公元前3世纪就独立了。从引录恩格斯以上说的话来看，各门科学独立于哲学是近代19世纪的事。恩格斯说的是根据具体的事实如上面所举自然科学以及心理学的独立事实。编著者呢? 信口雌黄，这不仅对图书分类学的“学”是一种讽刺，而且实对“学”未理解也。还侈谈什么“将图书分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为了让人们从‘技艺’或‘工作’的视野中解脱出来”，太无自知之明了。

编著者在第32页说: “科学分类的对象是科学知识本身，属于概念性的东西，新的概念代替了旧的概念，旧的概念可以不复存在，而图书分类的对象则是著作实物，新的著作不能完全代替旧的著作，旧的著作依然需要作为史料保存和利用。并且图书的内容具有时代性，其中必然带有作者的观点和政治倾向，必须针对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区分。”

这段话从科学分类看属于概念性的东西，谈到新的概念代替旧的概念，旧的概念可以不复存在; 转到图书分类，新的著作不能完全代替旧的著作，旧的著作依然可以保存和利用; 再转到图书的内容具有时代性，其中有著者的观点和政治倾向; 更转到对不同读者的需要加以区分。我们不问这样谈图书分类学似乎有点东拉西扯，只请说明一下这段话所涉及的几个概念之间联系性或系统性究竟是怎样的?

“科学分类的对象是科学知识本身属于概念性的东西”，不知是说“科学分类”还是“科学知识”是属于概念性的? 想指的是“科学知识”。不知道为什么“科学分类”要分概念性的“科学知识”? 这是不是说: 分概念性的“科学知识”就是“科学分类”? 这里面一个词“科学”要弄清楚，不加分析地谈是与图书分类学的“学”不相符的。

什么谓之科学? 《大英百科全书》有: 不能确切地下一个定义的说法。所谓科学，原先指的是知识，以后指自然科学，以后指凡是有系统的学问，如: 天文、数学、物理、化学以及经济、政治、教育、文艺，等等，都叫作科学。对这些科学的分类，能说是“属于概念性的东西”吗? 亚里士多德所分的那些类，在图书分类法里都有，它们是“属于概念性的东西”吗?

编著者在第33页说: “科学分类是按照物质运动形式的固有次序去分类和排列，从而建立相应的分类体系。事物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科学的分支，不同学科的纵横交叉，一般是以立体的或网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图书分类法则是线型的形式排列的。”

既然说: “科学分类是按照物质运动形式的固有次序去分类和排列”，不能不问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分类是按照物质运动形式分类和排列的吗? 培根的、圣西门的、孔德的、黑格尔的和恩格斯的一样都是的吗? 要是都按照物质运动形式相应地建立他们的科学分类，那他们的科学分类基本序列应该说是相同的。而由于科学是发展的，各个时代科学的发展和分化不同，再细分，类目就有不同，是这个意思吗?请把他们的基本序列列出看是不是都相同的? 要是不同，统而言之，就是无稽之谈了。

在第28页，举“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分类体系，说他“从不同的着眼点或角度，考察了现代科学的结构，……作为整体，科学便是一个系统，而系统一定有清晰的层次和部门性的系统。所以对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的研究就要注意找出其中横向的层次和纵向的部门分系统”。“从横向的层次上看，整个科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如果具体地分可以分为六个组成部分，即: 1. 马克思主义哲学2. 自然科学3. 数学科学4. 社会科学5. 技术科学6. 工程技术。”“从纵向分法，钱学森认为可分为六大部门，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人体科学和思维科学。”

谈分类体系，举钱学森的科学分类体系想是用以说明科学分类“是以立体的或网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假使不是，举出钱学森的科学分类体系意在说明什么? 假使是，“横向的层次”三层“六个组成部分”和“纵向分法”“六大部门”在名称上，在序次上两不相同，而“科学分类的体系为图书分类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是横向的“六个组成部分”呢? 还是纵向的“六大部门”? 还是都是? 线型式的“图书分类的体系”又怎样以网状形式的“科学分类的体系”为基础? 请具体举实例谈谈。

我不知道编著者引述钱学森的科学分类体系有何意义? 起何作用? 是肯定还是否定? 我们知道钱学森是一位杰出卓越的科学家，在科学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不是研究图书分类法的学者，不论是从横向的六类还是从纵向的六类都不符合作为图书分类法体系的基础。他也不是为了作为图书分类法体系的基础而写的科学分类体系。关于他的分类，我在评《对皮高品先生评论的回答与讨论》谈过，现抄录在下:

钱学森在《现代科学的结构》说: “科学技术纵分的大部门应该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这六个大部门，怎样看待这六个部门? 它们是以什么界限来划分的? 总的说来，当然都是通过实践所认识的关于客观世界规律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着眼点是物质运动，所以研究自然科学离不开质量、长度和时间三个量。”“数学科学是以质和量对立统一，质和量互变的着眼点或角度去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

数学既是“研究整个客观世界的”，那它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人体科学是……科学技术一部门”，那它也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而所有科学都是系统性的，系统科学怎能自成一门独立科学?因此，钱学森的六个大部门不无商榷的地方。他说: “以前传统的观点是: 科学部门以对象领域划分，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界，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社会。但如此也产生了一个毛病，数学归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不大用数学。”这不是什么毛病，科学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军事学不也要用工程技术吗? 化学不也要考虑法律吗? 统计学离不开数学呢。

又在第29—30页说: “目前，哲学界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现代科学应由五个部分组成: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和哲学。这种划分原理首先是按物质世界的运动矛盾的特殊性，将物质世界的运动分为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与物质世界三大领域相对应，现代科学有研究自然界运动规律的自然科学，研究社会规律的社会科学和研究思维运动规律的思维科学三大基本部类，然后将研究三大领域共同具有的量的关系的数学以及研究三大领域最一般规律的哲学作为大部类科学划分出来。这样就构成了现代科学总分类的五大基本部类科学。”

所谓“哲学界”绝不只是一位哲学家或哲学研究工作者，他们是谁?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不写明，不能不疑为杜撰。他们“认为现代科学应由五个部分组成”，“这种划分原理”为什么是“分为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 其他两个部分呢? 是不是属于三大领域? 属于吗? 为什么哲学界“认为现代科学应由五个部分组成”? 不属于吗?为什么说“这种划分原理首先……将物质世界的运动分为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与物质世界三大领域相适应”? 请问: 谈图书分类学为什么只是引述而不明确指出之所以谈钱学森和哲学界的现代科学分类的意思? 这岂不给人一种印象: 意在以“现代科学总分类的五大基本部类科学”: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哲学，代替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毛泽东的知识分类: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吗?

但是，钱学森不是说吗? “自然科学当然有它的特点，这特点是它的着眼点，看它观世界的角度，也就是恩格斯在大约一百年前提出的自然辩证法中心思想。研究物质在时空中的运动。物质运动的不同层次，不同层次物质运动的互相关系。”“从物质运动这个角度，这个着眼点，可以把自然科学这一大部门与其他大部门区别开来，也因为同一原因，我们应该把自然辩证法作为从自然科学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从社会科学通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是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科学技术的分类没有超过或超越出恩格斯的物质运动形态和毛泽东的知识分类。

还在第30页说: “研究科学分类，建立一个合乎现代科学发展实际的分类体系，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图书馆工作者来说，了解科学分类的目的，在于能正确地应用科学分类体系，以之为基础来设计图书分类体系，适应客观需要。”又说: “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是两种极为相似并有着密切关系的分类。其关系之所以密切，是因为图书分类必须揭示图书所载学科知识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进行。”

从“以之(按指科学分类)为基础来设计图书分类体系”来看，所说的“图书馆工作者”，应为图书分类法编制者，不应泛称“图书馆工作者”，那是不确切的。说“图书分类与科学分类是两种极为相似并有着密切关系的分类”，应该具体举出实际的“图书分类”(应为图书分类法)，如《中图法》和“科学分类”，如某家科学分类。图书分类法所列类目成千上万，是在哪家科学分类的基础上进行的? “图书分类虽然要以科学知识的分类为基础，但是它并不能等同于科学分类”(见第32页)，是不是指在第31页说的:

“著名的图书分类学家杜威所编著的《十进分类法》就是在培根的科学分类基础上建立的，而我国现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则是依据恩格斯和毛泽东关于科学分类的理论建立的。”在下面就来谈这个问题。

三、培根的和恩格斯的科学分类

编著者在第24—25页说: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对近代早期发展的自然科学作出了系统的分类。他把科学分为历史——包括自然历史、进化史、文化史等。

诗歌——包括艺术、语言等

哲学——包括神学、人类学、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等)。”

《杜威法》第18版附录Ⅱ列出了培根分类法体系的全文，现翻译如下:

历史

A　自然史

a　生出(即规律性的生出)

1　天体

2　行星与彗星

3　土，气，火，水，或四大元素

4　物种

b　古罗马地方官世系

c　学科

B　文化史

a　正规文化史

1　回忆录

(a)纪事

(b)记录

(1)一览表

(2)议事录

2　古物(根源)

3　纯然的历史

(1)编年史

(2)传记

(3)特别史或记叙史

4　宇宙志

b 宗教史

1　教会史

2　先知史

3　天意史

C　历史附属物

a　演讲

b　书信

c　箴言

诗

A　叙事诗或英雄史诗(史诗和抒情诗)

B　剧诗

C　寓言诗、故事诗、神话诗等

哲学

A　神学哲学或神的哲学

B　自然哲学

a　推理的

1　物理

(a)物的本质

(b)物的构成

(c)物的种类(www.xing528.com)

(1)具体的——如自然史细

分为天空的，地上的

(2)抽象的

a　物质特性

b　运动

2　形而上学

(a)本体的元气

(b)终极原因

b　实践的

1　力学

2　魔术(即科学的发明应用于实际用途——电报)

c　附属物　数学

1　纯然的数学

(a)几何(连续数量)

(b)算学(不连续数量)

2　混合数学

(a)望远镜

(b)声音

(c)天文

(d)宇宙志(地理)

(e)建筑学

(f)机械学

C　人类哲学

a　人的哲学

1　躯体(躯体学)

(a)巫术

(1)卫生

(2)治疗

(3)延寿

(b)整容

(c)体育

(d)娱乐(优美的)艺术

(1)绘画

(2)音乐

2　灵魂与躯体关系

(a)象征

(1)相法

(2)梦的解释

(b)通过躯体对灵魂的印象

3　灵魂

(a)理性的灵魂

(1)分科

a　逻辑

Ⅰ　创造力

Ⅱ　判断力

Ⅲ　记忆力

Ⅳ　因袭

b　伦理

Ⅰ　模范

Ⅱ　精神教养，等等

请把培根的“科学分类”和《杜威法》第1版对照一下，说“《杜威法》是在培根的科学分类基础上建立的”与事实能说是相符合的吗?我们不否认杜威的分类体系十大类受到培根的三分法和哈里士的四分法以及1583年出版的杜梅茵的十进制，意大利1871年出版的《目录新体系》，萧特列夫的十进制，圣路易公立图书馆，纽约实习图书馆，阿姆赫斯第大学图书馆等的影响。我们只能说他受过培根的分类的影响，但不能说他的分类体系是建立在培根的“科学分类”基础上的。把两者的细分类目对比来看，更不能这样说。

杜威说“虽然人们早已承认分类的重要性，可是以往提出来的那些哲学上的体系是如此地难以充分理解和应用，以致一千人中没有一个能够实际利用它。十进分类法的简单性，尤其是它的相关索引却使得这项工作容易十倍了”。他不是把他的十大类比作鸽子笼吗? 没有系统性的鸽子笼能说是建立在培根的科学分类基础之上的吗? 我们只是由于他的十大类序和哈里士的相同，而哈里士的是培根的倒转，才说他受到培根影响。

“我国现代的图书分类体系”，是不是指《人大法》、《中小型法》、《科图法》、《武大法》、《中图法》的体系说的? 假使不是，指什么图书分类体系? 假使是，“现代的图书分类体系”，是不是指恩格斯的科学分类? 假使不是，指哪家的“现代的图书分类体系”? 假使是，这些图书分类法编者们为什么都没有提过恩格斯? 为什么在1985年出版的《图书分类学》突然说: “我国现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原则是依据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科学分类的理论建立的。所以，在图书馆界，人们将科学分类视作图书分类的基础，是很有道理的。”(见第31页)这里“图书分类”是指图书分类法五分的。

“恩格斯把科学分类的客观原则和发展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物质运动形式的区别和固有次序作为区分各门科学的根据，从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分类体系。”(同上)

请把恩格斯在《物质的运动形式·科学分类》所提到的各门科学和毛泽东的知识分类所提到的列举出来，看“我国现代的图书分类体系”是怎样依据他们的“科学分类的理论建立的”? 要知由于马克思的去世，恩格斯需倾全力写完《资本论》，他的《自然辩证法》只写到生物学就停了。他是怎样“以物质运动形式的区别和固有次序作为区分各门科学的根据”的? 是应该具体谈谈。

在这里我引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引论》“九道德和法。永恒的真理”说: “我们可以把全部的知识领域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包括所有关于非生物界，多多少少可用数学方法处理的那种科学，如: 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包括研究有机物的那些科学”，如: 动植物。第三类科学则按历史顺序和现在状况来研究人的生存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如哲学、宗教、艺术等”。但是，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是19世纪的产物，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因此，我认为我国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必须建立在恩格斯提出的物质运动形态客观或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才能保持随着时代的前进与科学发展同步。

编著者在第三章第三节《解放后图书分类法》不知道又为什么不说“我国现代的图书分类体系原则是依据恩格斯……关于科学分类的理论建立的”? 只是说: 《人大法》“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贯彻了三条基本精神”: “1. 掌握了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定出类目。”“2. 遵守了图书分类的科学性，图书分类要以科学分类为基础。”“3. 适合图书分类的实际应用性。”并说: “《人大法》提出的三条基本精神，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图书分类法编制原则。”关于“三条基本精神”，即所谓“三性”在下一个问题来谈。《人大法》“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四大部十七类”。“这一序列，一直为以后各家分类法所仿效。尤其是四大部的划分，为我国图书分类法的‘五分法’奠定了始基。”

关于《人大法》的问题，我写过评介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56年创刊号，在课堂上也讲授过，在“文革”前作为我的助教随堂听课知道得很清楚的。关于四分、五分的问题，我在1964年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和刘国钧商榷那篇文章否定刘国钧的观点，他也是知道的。怎么在1985年编著《图书分类学》谈到《人大法》和刘国钧在所著《我国图书分类法发展的情况》中的《人大法》这样相似? 刘国钧说:“《人大法》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分类法史展开了划时代的新的一页。它为我国编制完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为基础的新分类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又说: “《人大法》以毛泽东同志的知识分类为纲，将图书分类法的整个体系分成四大部。……这样的基本序列。一直成为在它以后出版的新分类法的依据，并奠定了‘五分法’……的始基。”

先谈《人大法》“将人类全部知识分为四大部”是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我看不是。它的四大部序列“从上到下”，“从下到上”，难道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吗? 不客气地说: 那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了。我可以说: 它的四大部序列是从杰斯林科《论苏联图书分类法草案》那里搬来的。杰斯林科的四大部序列把社会科学排在自然科学的前面，说是“不顺利的过渡”。虽是错误，然而她是在说明所以然的道理。《人大法》呢? 说不出，只是说: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怎能说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

关于四分、五分的问题，我在关于《图书分类浅说中的几个问题——和刘国钧先生商榷》、评第二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摘要)等评论文中谈过，指出四分、五分是两个矛盾的问题。《人大法》的四分法怎么能成为奠定以后五分法的始基? 《人大法》对于四分之所以这样序列固然说不出一个道理来，但这个基本序列本身没有错。五分法呢? 我在《评〈中图法〉的编制原则和体系结构》、《关于韩、李、刘三位对五分法看法的问题》指出五分法在思想上丧失了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在学术上破坏了学术系统性，在技术上违反了图书分类法编制原则，请参阅。说四分法奠定了五分法的始基，无异于把这个原则性的错误归罪于四分，何其谬也。

《中小型表》的特点是: 1. “创立了我国图书分类法‘五分法’”。2. “在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的同时，注意了图书分类法的思想性”。3.“采用了汉语拼音和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标记符号”，“后为《中图法》所继承”。4. “为便于专业图书馆的使用，对具有双重或多重从属关系的类目设置了交替类目”。5. “类目注释有针对性，给分类人员的使用提供了方便”。

《科图法》的特点是: 1. “较好地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编制图书分类法的指导作用”。2. “自然科学部分，列类较为详细，系统性较强，能较好地反映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3.“于类目中采用了交替、参见等多种办法，对于解决等级体系分类法所产生的集中与分散的矛盾，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的作用”。4.“采用单纯的阿拉伯数字作为类目的代号，单纯、简洁、易读、易记、易于排检”。5. “体制清楚，结构完整”。“总之，《科图法》是我国图书分类法中，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三者结合得较好的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图书分类法”。

《武大法》的特点是: 1. “强调基础科学与应用技术的联系，主张科技合一”。2. “强调分类法的思想性”。3. “标记符号用单字母或双字母宽裕地标记二十六个基本大类”。4. “每大类之前都编有说明”。

《中图法》的特点是: 1. “较好地体现了图书分类法的‘三性’原则”。“使图书分类法的‘三性’原则能有机地结合起来”。2. “充分反映新学科、新技术”。3. “引进组配编号法是《中图法》的革新”。4. “扩大使用了交替类目，……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缓和体系分类法所固有的集中与分散的矛盾”。5. “妥善安排了类目组织中的一般与个别的问题”。6. “列类注意规格化，便于记忆”。7. “在有些类目中，对涉及多种标准的区分，采用了多重列类法，并规定交叉时用归入最前或最后的号码来处理的办法”。8. “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相结合的混合号码”。9. “为了适应各类型图书馆和情报单位使用，制有同一体系而详略不同的三种版本(《中图法》、《资料法》、《中小型试用本》)为全国图书资料的统一分类编目创造了条件”。10. “编制了一部较为详细的相关索引”。

对五家图书分类法这样一般概念化的评价，难道就是在“将图书分类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吗? 是为了让人们从“技术”或“工作”的视野中解脱出来”吗? 就是“正视图书分类学的真实性和它所应研究的范围吗? 就是在“建树图书分类学成为一门科学”吗? 就是在纠正“以前，图书馆界在一种传统的偏见，将图书分类学视为一般的方法和技术，这就造成了这门科学的先天不足”吗? 请问: 对五家图书分类法的评价，哪些是有学术性的?

编著者在第9页说: “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 古代、近代和现代。每一阶段的图书分类法都有其时代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图书分类学的水平。”请问: 现代的五家图书分类法所反映的图书分类学是什么样的水平? 对这些图书分类法我都发表了思想上、学术上、技术上的评论，指出了它们的“图书分类学的水平”之为若何，能写出一篇同意或不同意评论中论点的文章吗?

四、“三性”——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

编著者在“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原则要求”说: 1. “政治思想性”， 2. “科学系统性”，3. “实际应用性”，这几项原则要求应当适用于衡量任何一部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是任何一部图书分类法应具有的性质”，是“作为图书分类法编制工作的准绳”。

1. “政治思想性”。“从图书分类法体系的来源看”培根“把记忆、想象和理性三种官能的差异作为区分科学的标准，将科学分为三大类，即历史、诗歌和哲学。而恩格斯则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创立了按照物质运动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正确理论。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科学分类思想，将科学划分为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类”。“美国杜威的《十进分类法》是根据培根关于科学分类思想而编制的，只不过在排列上‘倒转’了培根的科学分类体系。其分类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我国解放后所编制的……像《人大法》、《中小型法》、《科图法》、和《中图法》等，则是以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类的思想为依据编制的，它们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前面已经指出过五家图书分类法都没有提到过恩格斯，更没有提到他的物质运动形态客观发展的规律。不理解为什么要编造四家分类法(在这里没有提《武大法》)“是以恩格斯和毛泽东同志的知识分类的思想为依据编制的”? 再，它们又怎样都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 也应该谈谈所以然的道理。

至于说: 《杜威法》的“分类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也应该谈出为什么这样说的依据。我们知道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一种理论，和唯物主义是对立的。杜威把他的鸽子笼式的体系建立在他说的“实际的效用和经济”上，指出: “无论在什么地方，哲学上的理论和正确性都让位给实际的效用。”他把理论和实际效用对立起来，以及他的毫无系统可言鸽子笼式的十大类，怎能说得上是什么唯心主义? 列宁在《哲学笔记》指出: “从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

在“为什么要把政治思想性作为编制图书分类法的一项原则要求”的第二个方面说: “揭示图书资料的科学知识内容性质是较为容易做到的，因为……建立这个体系结构的依据(或基础)就是科学知识分类体系。现代的图书分类法基本上能实现这个目的”。我看未必，不同意吗? 请明确指出现代哪家图书分类法做到了这点。

2. “科学系统性”。“图书分类法主要是以科学分类为基础，按照物质运动固有的次序结合图书资料的特征去区分去排列。”请问:五家分类法哪家是“按照物质运动固有的次序……去区分去排列”的?五家分类法编者们都没有提到过物质运动，而且编著者《武大法》、《中图法》的编委和《中图法》的修订者在当时为什么不这样提? 说明了对物质运动形态这一客观发展规律还不理解，现在又是怎样知道“图书分类法主要是……按照物质运动固有的次序……去区分去排列”的? 五家分类法真是“按照物质运动固有的次序……去区分去排列”的吗? 我发表的评五家分类法都指出了不是的。请根据我的那几篇评论文进行反驳，假使不同意的话。

3. “实际应用性”。“编制图书分类法在遵循政治思想性和科学系统性两项原则要求的同时，还必须遵循它应具有的实际应用性这一原则要求。忽视了这一点，所编的图书分类法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编制一部适合各种类型图书馆使用的图书分类法，就应当处理好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关系，同时要解决好总论与分论、综合性和专科性，应用与被应用学科的集中与分散问题。”

我们问: 所谓“实际应用性”指什么说的? 不写清楚，是会引起疑问的。为什么一部“遵循政治思想性和科学系统性”的图书分类法，忽视了“实际应用性”，“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有过这样的图书分类法吗? 请举出。否则，又为什么这样提问题呢? 不感觉是无病呻吟吗?

再问: 为什么“编制一部适合各种类型图书馆使用的图书分类法，就应当处理好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关系”? 是不是说其他类型的图书分类法可以不处理呢? 它们不是也有“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关系”吗? 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关系既然是各种类型图书分类法共同有的问题，为什么这样提法?

再问: 为什么提出“解决好总论与分论、综合性和专科性”的问题? 想必是有所针对性，请列举吧。不知道总论与分论之间存在了什么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适合各种类型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有什么综合性和专科性之间的问题要解决吗? 是不是五家分类法存在了以上的这些问题? 那么，怎样“处理好”，“解决好”，就应当具体指出。空谈究竟有何意义? 什么谓之“应用与被应用学科”? 它们的“集中与分散问题”又是什么? 又怎样“处理好”，“解决好”?

编著者在第 46 页说: “在长期编制图书分类法的实践中，……三性原则的提出，极大丰富和加深了图书分类学的研究内容，对于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和图书分类法的评价起到了准绳作用。”又说: “编制图书分类法必须遵循这三项原则要求，我国图书馆和情报界对此没有大的分歧，只是在三者之间的关系上曾展开过讨论，各家意见不一。”

“三性”原则中实用性占主导地位; 科学性原则是图书分类法之基本的和唯一的原则; 只有科学性和实用性原则，并无思想性原则;“三性”原则应用辩证的统一。其所以有“这种分歧是由于对图书分类法的理解不一致所造成的”。在第156页说: “近年来，国内对于图书分类法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发展。经过多年的争论和分类法编制或修订的实践，统一了对分类法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辩证统一的认识。”他们对图书分类法三性辩证统一的认识是怎样统一的? 请具体谈谈，以便争论各方有所领悟。

编著者可能回答说: 在第47页不是说: “图书分类法的三性原则，应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是辩证的统一，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主次之分，可以说是一个统一事物的三个方面。有一形象的说法: 思想性是灵魂，科学性是精髓，实用性是骨架。”

那么，什么是肉呀? 没有肉，岂不是一个枯骨? 要是有肉，是丰满的，还是瘠瘦的? 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 我的意思是说不结合图书分类法类目的组织而谈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只是一般概念化无实质内容的空谈。不结合图书分类法具体的类目组织，空谈“三性”原则究有何意? 起何作用? 空谈“三性”原则，就能“对于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和图书分类法的评价，起到了准绳作用”吗? 编著者评价五家分类法运用过“三性”原则吗? 起过准绳作用吗? 五家分类法符合了“三性”原则没有? 没有符合吗? 应该指出，以便它们修订或者改正时有所依据。它们都符合了吗? 为什么都出现了原则性的错误，以及这种那种缺点和错误。是些什么样的缺点和错误，请参阅拙稿对它们的评论。

就以《中图法》类目组织来说，比方:

B　哲学

B　0　哲学理论

B　0—0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

B　01　哲学基本问题

B　017　学哲学、用哲学

B　02　辩证唯物主义

B　03　历史唯物主义

B　08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

B　081　唯心主义

B　082　实证论、经验批判主义　(马赫主义)

B　083　唯意志论、生命哲学

B　084 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

B　085 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

B　086 存在主义(生存主义)

B　087 实用主义

B　088　新托马斯主义

B　089　其他哲学流派

分析哲学、现象哲学、构造主义哲学

《中图法》第一版说明了编制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编制依据，类目的确立及其序列安排，不仅要从科学概念出发，同时要考虑它的思想政治内容。”

B0—0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是B0哲学理论的下级类目。我们问: B0哲学理论是什么哲学的理论? 它必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理论，必然是B哲学的理论。B哲学是什么哲学呢? 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那就无疑的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B0—0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B01到B09哲学基本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外的哲学流派，如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就是它的分论了。是的吗? 是“这样使图书分类法的‘三性’原则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吗?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列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第三级类目，把唯心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总论)的下级类目，岂不是把它们视作它的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吗? 请问: 《中图法》就是这样体现了、处理好了“三性”原则吗? 再如: 把B哲学歪曲的说成了毛泽东说的哲学，把统一的不可分散的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不列入马克思主义类，而拆散分入哲学、政治、经济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吗? 谈“三性”原则为什么不这样结合实质性的类目组织来谈?

F　经济

F　0　政治经济学

F　0—0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论)

F　01　概论

F　02　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　03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　04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　05　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

F　09　经济思想史

F　091　世界

·1　古代经济思想

·2　中世纪经济思想

·3　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4　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5　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6　修正主义经济思想

·9　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

我们问: F经济是什么经济? F0政治经济学是什么政治经济学? F0—0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论)，那么F经济，F0政治经济学必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也必然是亚当、斯密，李嘉图，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学的下级类目，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性? 再问F0—0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论)，它有没有分论? 没有吗? 怎能称为“总论”? 有吗? 是哪些? 为什么不列出?

F091是世界经济思想史，F09经济思想史作什么用的? 所谓经济思想史，不是世界的、各洲的，就是各国的。各国的经济思想史都有各自的分类号，各洲的呢? 不能以F09为各洲经济思想史的分类号，那就把世界和各洲的关系弄颠倒了。从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原则来说F09经济思想史就是指世界的，可以说是编制图书分类法常识性的知识，怎么都不知道? 还谈什么实用性? 再问: 有古代、中世纪、近代经济思想，为什么没有现代经济思想? 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请问: 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怎么会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 有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用什么分类号，用F0—0吗? 它的发展用F091·9，中间为F01—F091·6隔断，这是什么思想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分类法? 谈“三性”原则，只有结合实际类目组织来谈，才能说得上是在谈图书分类学，空谈一些抽象的概念，反映了什么呢? 虽不指明，亦自知也。

五、《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国十进分类法》

《中国图书分类法》九个基本大类: 1哲学部; 2宗教部; 3自然科学部; 4应用科学部; 5社会科学部; 6史地部; 8语文部; 9美术部。

编著者说: “《中国图书分类法》这样安排序列有其理论根据的。在该分类法导言里作了详细的论述。”(参看《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总之，刘国钧在编制该分类法时目的是明确的。即为了中国图书馆有一部切实可行的图书分类法，既能类分中文新旧图书，又能类分外文图书。因此，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编制技术上，联系实际有所总结和创新。”

“1840年到1949年间所编图书分类法”，“较为通行的”，举出《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国十进分类法》为例，并作了“简单介绍”。认为“这一时期的图书分类法有如下几个较为显著的特点: 1. “冲破了四部分类的束缚”。2. “注意反映新学科、新技术”。3. “吸取了国外经验，采用了单纯，简洁易记、易写的阿拉伯数字作为类目的代号”。4. “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继承古代分类法的优良传统”。5. “这一时期的分类法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

“但是，这一时期的分类法也存在些严重的缺点”: “第一，其分类体系的指导思想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的。分类法在序列、安排和类目设置中所反映出来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意识是很明显的。”“第二，由于运用十进制号码时受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影响，其分类法不能依科学的发展和图书出版情况来设置类目，因而有些削足适履地使类目体系服从号码，显得机械、呆板。”“第三，对于图书分类法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未能展开充分的讨论，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各行其是的状况，从而影响了图书分类法应有的发展程度。”

从以上所提“特点”和“缺点”不仅看不出是在谈图书分类学的“学”，对于图书分类法是怎样编制的，似乎还缺乏认识。图书分类法类目的设置能与不能依科学的发展是时代的问题，人的问题，不是十进制的问题。所谓依科学的发展有两重意思: 一是所设置的类目对当时新科学的类目是否列入? 一是指分类法体系是否能随科学的发展列入新科学类目。分类法是有时代局限的，也有编者知识的问题。所设置的科学类目的多少和能不能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增加新科学类目，要以编者的知识水平和编制技能而定的，与十进制无关。

《中国图书分类法》和《中国十进分类法》都采用十进制，都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和增订的，请把两者对比来看，它们之间类目的差异为什么是那样? 不是由于人的问题吗? 再把《中国十进分类法》和不是十进制的《中图法》对比来看，为什么《中图法》在理论上，学术上，技术上出现那么多缺点和错误? 而十进制呢? 请编著者指出吧。

至于说什么“不能依科学的发展和图书出版情况来设置类目，因而有些削足适履地使其类目体系服从号码，显得机械、呆板”。请问: 怎样“依科学的发展和图书出版情况设置类目”? 五家图书分类法是这样设置类目的吗? 请具体实际地谈谈这样设置类目的过程吧。《杜威十进分类法》，《中国十进分类法》，是“类目体系服从号码”，“削足适履”，“机械、呆板”的吗? 请谈出所以然的道理来。否则，不能不认为是在学舌，或人云亦云，又有何意义? 50年代《人大法》编者不是认为十进制是“削足适履”，“使类目服从号码”吗? 他们举不出任何有力的论证。

1956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评介否定了他们的这个看法，说: “就以刘国钧法，《中国十进分类法》来说，每一次细分许多类目没有九个，也有许多类目比九个多。我认为一个分类法采用数目为号码就是采用十进制，因为数目是以十为进，是没有人能够否定的。采用数目为号码而说不是采用十进制是自相矛盾。……我们不能因为采用十进制就说每一细分的类目必定要列九个，这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还这样提呢? 是不是因为刘国钧是这样说的? 他说: “本分类法骤视之有若杜威之《十进分类法》。原有不同者，杜威以十进为主，每类几皆十分。其弊，流于强类目以就数字，而成机械的分类。”我在评《图书分类学》举出了杜威的类目据以否定他的说法，编著者是看过的。如没有看过，请看《图书与情报》1986年第4期，1987年第1，2—3，4期。

说《中国图书分类法》在理论上，在技术上“联系实际有所总结和创新”，它是怎样“联系实际”，“总结和创新”的，应该具体地如实写出，俾便图书分类法编制者有所借鉴、取法。为什么不写出? 我现在摘录《中国图书分类法·导言》的两段，即编著者说的“理论根据”如下:

1. 刘国钧说他的分类体系“以论理(即逻辑)的关系为主”:(1)目录图书之学，总涵一切。(2)哲学为学术之本源。(3)宗教书籍超自然之力以解释自然现象，为先民最初之信仰。(4)科学者以自然现象解释自然者也。(5)科学研究，自无生以至于有生。有生之物，至人而极。(6)人群相处，而有社会制度于以产生。(7)有人事，然后有记载，故次以史。(8)记载必有文字，而文字源于语言，故次之语文部。(9)文学之一要素曰美，……盖人生之极境焉”。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逻辑体系? “目录图书之学，总涵一切”，要排在最先。“哲学为学术之本源”，就应该排在最先。而宗教“为先民最初之信仰”，“最初”更应该排在最前。“有生之物，至人而极。”没有人，哪有最初之信仰，人就得排在先。“有人事，然后有记载”。没有记载哪里会有目录图书、哲学、宗教等文献? 记载就得排在先，“记载必有文字”，没有文字，怎样记载? 所以文字更要排在先。“文学之一要素曰美，……盖人生之极境焉”。“极境”的“美”，是要排在最先的。这样，大家都要排在最先，都往前挤，结果把“目录、图书之学”挤到最后了。这也说得上是什么逻辑体系?

2. 刘国钧说: “(1)经部。经部原名六艺，《汉志》有六艺略。然不曰经而曰六艺意者六经在当时为六种专门之学，一艺即是一专科欤。故奏议得入尚书，史记得入春秋，皆各从其类也。六艺为古人所治之学科，刘氏集之一处，殆所示为学之根本，继之以小学，即治学之入门也。后人以六艺为六经。于是治学方法上首列之六艺，变为儒家之典籍，此后人之失也。今以学科为分类之原则。在今日既无将学校中所习之科目汇为专类之理，即不能仍存此部名称于分类表中。分属各部，斯为理当。然历代以来，通论群经之著作实为不少，不能不为之辟一位置。兹以其通论各种，不名一部，故置于总部为一类。”

“经部”指的是儒家的《六经》，或《五经》(因《乐经》亡，故名)。《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部书，在孔子的时代没有称为“经”，孔子也未尝言“经”。“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同上)。“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同上)。孔子没有言《春秋》，说孔子作《春秋》的，是孟子。《孟子·滕文公下》: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 罪我者，其唯《春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董仲舒也在《春秋繁露》说: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瑞，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敬，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得后圣。”他们这样编造是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性服务的。

视这六部书为经的，始于战国。《庄子·天运篇》: “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天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劝学篇》: “学恶乎始?始乎经? 曰: ‘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五经》何谓? 谓:《易》·《尚书》、《诗》、《礼》、《春秋》。”是《五经》的名称始于荀子也。汉武帝即位，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提出: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他的对策，武帝采纳了，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五年(公元前136年)设置《诗》、《书》、《春秋》、《礼》、《易》五经博士。称《六经》为《六艺》的始于董仲舒。司马迁也称《六经》为《六艺》。《史记·伯夷传》: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史记·滑稽列传》: “《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可知刘国钧说的“经部原名六艺”，“后人以六艺为六经”，“此后人之失也”都是错误的。而六艺呢? 先秦是有的。《周礼·地官保氏》有六艺的名称，是指“礼、乐、射、御、书、数”说的，不是指“《诗》、《书》、《礼》、《易》、《春秋》”。

“刘氏集之一处。”“刘氏”指刘歆。“集之一处”，指刘歆才把《六经》汇集一处为《六艺略》，他的《七略》之一。《汉书·艺文志》是依据《七略》编制稍有增删的。“后人”指刘歆、班固以后的人。刘国钧说的: “此后人之失也”是说称六艺为六经的是在刘歆、班固之后的人。难道庄子、荀子、董仲舒、司马迁是在刘歆、班固之后的人吗?何其谬也!

编著者把刘国钧的这种谬见进一步加以发展，真是以讹传讹，在第107页说: “据史料推测我国图书分类的始祖应是孔子。孔子根据当时的学术流派和图书特点，经过‘删定’后，将图书分为六大类。即: 诗、书、礼、乐、易、春秋，亦即‘六艺’。‘六艺’可以说是孔子对当时学术流派的系统总结，体现了他的图书分类思想。这一思想虽并未构成据以组织图书的分类体系，还不能称其为图书分类法，但是它却为古代图书分类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结合上段文字，我们问: 孔子是图书分类学家呢? 还是图书分类员? 说他是图书分类学家吗? 他的“图书分类”，“还不能称为图书分类法”。说他是图书分类员吗? 他是“我国图书分类的始祖”。不论怎样，孔圣人“何其多能也”(《论语·子罕》)? 又成为“图书分类的始祖”了。但，这只不过是“据史料推测”的。根据什么“史料”为什么不指名? 是不是根据刘国钧说的: “六经在当时为六种专门之学，一艺为一专科欤”推测的? 我们也问: “推测”就是在“建立图书分类学”吗? 为什么不看书，根据书? 只是“推测”? 据理，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至少也要看看《论语》、《史记·孔子世家》是怎样写的嘛。

《论语》一书是孔子周游列国和教学时，他的弟子以及时人和他问答而书诸绅(如，“子张书诸绅”)的零星语录，于他死后相与论而辑之，所以书名为《论语》。《汉书·艺文志》: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它是研究孔子的第一手资料或史料。孔子“述而不作”(《述而》)不知编著者怎样知道孔子“删定”“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的? 又怎样知道“六艺”是“当时学术流派”? 孔子对之“系统总结”分为“六大类”的? 这些写法看来似乎很新颖，或者说是在创新，言前人没有说过的。不能不请据“史料”具道其详。如不能，恐将遭受讥刺，被视为无稽之谈，不知以为然否?

至于刘国钧说的“六艺”为六种专门学科，比之如今日学校学习的科目，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的，是根据什么“史料”的。据《论语》所载，孔子所教的是“文、行、忠、信”四科，“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述而》)。四科中卓有成就的是: “德行: 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 宰我，子贡; 政事: 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所培养出来从政中较著称的有: “雍也，可使南面”(《雍也》); “求也，千里之邑，百里之家，可以为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国，可以使其赋也; 赤也，可使与宾客言也。”(《公冶长》)。

孔子教学，用什么作教材呢? 《论语》中没有说他用什么书作教材。根据《论语》来推测，孔子是以《诗》、《书》、《礼》、《乐》教。《论语》中有: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述而》)。“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尧曰: 恣尔舜”(《尧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仲尼祖述尧舜”(《礼·中康》)。“立于礼”(《泰伯》)。“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言，非礼毋动”(《颜渊》)。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八佾》)。“夫子循循善诱，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 郑声淫，佞人殆”(《卫灵公》)。“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阳货》)”。“孔子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孔子是不是也以《易》教呢? 据他自己所说，想是没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他还没有学《易》，怎能以《易》教呢? 《论语》没有提到关于《春秋》的事。孔子是不是教过鲁史官所记《春秋》? 也无从考证。不把这些问题考证清楚，贸然盲目地侈谈什么孔子把“当时的学术流派和图书特点，经过‘删定’后，将图书分为六大类”这样谈图书分类学，能说不是在乱扯吗? 对于“学”不是一种讽刺吗? “学”是多么严肃的事，怎可随意雌黄? 看来编著者极需要学，学其未知也，“学其不能也”，正如《庄子·庚桑楚》教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