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音阶调式与苏祗婆音阶

秦腔最显著的特色，在王依群先生看来就是它的音阶及调式。

关于秦腔的音阶与调式，历来争议很大，分歧很深。问题的核心就是对秦腔音阶的不同看法，从而也引起记谱上的混乱，王依群先生概括为：“对关系秦腔风格的两个特性音，有的记为↓7、↑4，有的记为7、4，有的记为b7、＃4。更由此，对秦腔、眉户（如【月调】等曲调）是什么调式，也发生了争论。有的认为是徴调式（5是主音），有的认为是商调式（2是主音）。”这个问题，其实是聚焦在秦腔音调的苦音部分（即4、7音）上。所以，有学者干脆称其为“苦音研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理论课题。

在王依群先生看来，↑4、↓7这两个音，在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中，虽无历史地位，但却是客观存在，而且是长期存在。那么，这种音阶从何而来？

正是因为有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交流，才有了这种本土音乐与西域音乐的大交汇。

以下引王依群文章观点。

简而言之，世界音乐分为三大乐系：一是以五声音阶为主的中国乐系。其中音阶只有两种：一为“整音”，一为“短三阶”；二是希腊乐系。希腊调子组织，其中共有两种音阶，一为“整音”，一为“半音”；三是波斯阿拉伯乐系。其音阶结构，一为“整音”，一为“四分之三音”，有“中立三阶”“中立六阶”之分，等等。

这种音阶流传至新疆，就衍变为现在依然留存在库车地区（古龟兹国）的苏祗婆音阶。

有人说，中国戏曲受佛教文化影响甚大，这个看法是对的，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应该说是受到一种广义的丝路文化的影响才全面，如苏祗婆音阶就是其中的例证。

苏祗婆音阶对丝路起点一端的关中地区音乐，影响巨大而深远。(www.xing528.com)

遵从王依群先生的观点，举其影响的原因有三：

其一，随着西方、北方少数民族大量的内迁，西域音乐大量流入内地。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六章“各族音乐文化大融合”一节中说，“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从西汉末年起，逐渐向内地迁移。到西晋初年，内迁的匈奴人、羯人、鲜卑人共有九十万人，居住在关中的氐人和羌人共有五十多万人，占关中人口的一半，西晋灭亡以后，内迁各族和汉族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很多政权。北方在各族杂居和混战的年代里，各族的音乐文化充分得到交流的机会”。

杨著音乐史同一节还说，“经过北魏、北齐和北周三朝，少数民族音乐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主要有鲜卑、龟兹、疏勒、西凉、高昌、康国等音乐，都是西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经过了二百年左右与汉族音乐大量的、长期的融合，已为以后隋唐燕乐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结实的基础”。

其二，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特别是龟兹乐的影响力最大。唐初，宫廷音乐分为十部，分别是燕乐、清商、西凉、高昌、龟兹、疏勒、康国、安国、扶南、高丽。可以看出，它是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来区分的。十部乐中，西凉乐是西北接近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音乐；高昌乐、龟兹乐、疏勒乐是更向西北的少数民族音乐。杨荫浏先生说：“少数民族音乐中，特别是以龟兹乐为最重要；它从南北朝以来，已有较高的发展，在少数民族音乐中，最为杰出。外国音乐可能是通过龟兹，与龟兹音乐融合之后，然后传入中原地区的。龟兹在所接触的外来文化中，可能受印度文化影响更加多一些，龟兹乐之外，西凉乐也比较重要。……西凉乐与龟兹乐这两种少数民族音乐，在南北朝末期，已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隋唐时期，仍是如此。”

其三，南北朝、隋唐时期，教坊中一些影响很大的音乐家，就是龟兹等地的人。杨荫浏先生又说：“周武帝在568年，聘了突厥的皇后，同时从突厥又带来了康国和龟兹的音乐。更重要的，随着突厥皇后一同进来的，还有一位龟兹音乐家，名叫苏祗婆——他是音乐家的儿子，既能弹琵琶，又懂琵琶调式的理论。”苏祗婆长期在教坊担任乐师。还有，唐代教坊乐工、作曲家白明达（创作有《春莺啭》），也是龟兹少数民族出身。从如上几个方面和有关材料可以看出，南北朝及隋唐时期，龟兹乐最为皇家重视，龟兹乐及西域其他音乐，在长安及关中、中原等地，也甚为流行。这些音乐，经过数百年与汉族音乐的大交流、大融合，特别是苏祗婆本人，长期生活在都城长安，又是教坊乐师，他对音乐界的影响不言而喻。

王依群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苏祗婆调式音阶与关中地区许多剧种苦音调式音阶极为相似，对陕北及中原某些音乐的影响，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所以今天我认为，不能把王依群先生提出的秦腔音乐二六板有可能来自民间劝善调分割开来看，它是一个整体的学说，音阶调式是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王依群指出，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广泛存在着多种音阶，除五声音阶、七声音阶外还有雅乐音阶、清乐音阶、燕乐音阶和变体燕乐音阶，而变体燕乐音阶，又称为民间音阶。但民间音阶比较复杂，给现代和声方面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总是可以解决的。因此，归总来说，秦腔的苦音唱腔，基本是变体燕乐徴调式；欢音唱腔，基本是清乐音阶徵调式；同时也不排除音乐、唱腔中个别音的游移性，如此则切合或接近秦腔音乐的实际。

在此基础上，王依群指出，秦腔最初的基调可能是唐宋时期的变文吸收了唐宋大曲音乐艺术的技巧，逐渐发展而成，于是也就产生了著名的“秦腔核心唱调是由类似劝善调之类的说唱音乐发展而来”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