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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与丝路文化:解析剧种本身和声腔系统

时间:2023-08-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二是把秦腔作为剧种本身的问题。大体而言,中国戏曲剧种,其声腔系统自明清流传下来,有所谓四大声腔的归类,即昆腔、高腔、梆子腔和皮黄腔。全国戏曲剧种中,粗略统计,采用皮黄声腔的剧种最多,计有京剧、汉剧等四十多个,高腔及昆腔各有三十多个,梆子腔约有近三十个。所以,周贻白先生就称皮黄腔握有中国戏剧的“枢纽”。因此,探究皮黄声腔的流变,基本可以廓清两个秦腔在历史典籍中记载的不同含义。

秦腔与丝路文化:解析剧种本身和声腔系统

当然,戏曲史上,作为板腔体的梆子腔发展情况十分复杂,并非上述的那样简单明晰,从而给后世的使用造成极大的误会和混乱。这个现象不仅迷惑了众多的专业学者,更别说普通民众对此辨别了。

假如我们追问,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问题,是否反映了我们在使用秦腔这个概念时,并没有仔细辨析,而是以现在所定型的这个秦腔剧种的概念去上推、研究呢?历史上,戏曲剧种、戏曲声腔形成,在时间上先后继起,在空间上此起彼伏,并且彼此胶着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稍加不慎,譬如不以全局考虑(仅以地域而言)、不从发展(尤其在戏曲形成的众多之说中如何辨别)考虑,那自然就会造成混乱。此种现象,更折射出我们研究秦腔历史的方法论问题,概其要,缺陷有二:

一是关键性问题的混淆。

这里所言之关键性问题,首先是指概念的明晰,其次是对戏曲起源与发展的宏观认识。

一切学术,自要厘清概念,这是不须说的,正如曾永义先生所言,“由于戏曲既是文学的,又是艺术的,而且具有综合性、整体性与有机性,所关涉的问题千头万绪,实在难于掌控。因此如果不事先对关键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彻底加以解决,便很难入手……”即使入手,也势必“杂乱无章、不得要领”。

可是,我还以为,这关键的问题之一除了概念性的不界定外,还缺少整体性的考察,以及对田野材料的视而不见,或者根本就缺乏田野调查的工作。

笔者所谓整体性的考察,就是对剧种概念的动态把握。如果把明晰概念作为研究第一步的话,它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把握,而整体性就是要求务必重视各个剧种之间关系的考察,因而是一个动态的把握(类似于文艺学中“本文间性”这个概念)。

二是把秦腔作为剧种本身的问题。

回到前文,有关中国戏曲剧种的命名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反映了剧种本身处于一种动态发展的历程,也反映出人们对它们认识上的一个渐进。

“戏曲声腔既指演唱的腔调及其特点,又代表戏曲剧种,其概念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广义的戏曲声腔概念与戏曲剧种概念的内涵是一致的,具有共同性。清初以后,由于各种声腔的长期流布、繁衍、交流、融合,出现了一种声腔在不同地区衍变而地方化,和几种声腔汇集在同一地方结合组班而彼此融合,这样两种复杂状况,叫法也就相当杂乱了。”(www.xing528.com)

这一见解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虽然对剧种认识廓清了主要的问题,但仍属于一种描述性的归纳,到90年代末,台湾地区学者曾永义重新提出“体制剧种与腔调剧种”的概念,虽然两个时期的认识基本一致,即都注意到历史上文献中有关剧种名称命名的一些规律性东西,但曾先生命之以词,更有助于人们今后的讨论。

曾先生认为探讨戏曲之源变,应具有以下三个基本观念:

其一,戏曲之始生为小戏,其形成则为大戏。其二,小戏为较简单之歌舞综合艺术,可以多源并起;大戏为完备之综合性文学与艺术,只能一源而多派。其三,剧种有体制剧种与腔调剧种之别,大戏之形成必有其体制规律,是为体制剧种,而必用其形成地之腔调歌唱;至其流播则受流播地之语言所影响,改用新腔调歌唱,是为腔调剧种。

剧种名称的杂乱,并非无规律可循,如以地名,以乐器名,以班社名,等等,“有的不管什么声腔,只要能演‘袍带戏’的统称大戏;只有生、旦、丑演民间生活故事戏的统称小戏。有的直呼‘班’名。有的把几种声腔合班的就叫几合班,如高腔、昆腔、乱弹同台合奏的称‘三合班’。有的在声腔名称前冠以地域名,以示区别,如陇西梆子腔。有的把声腔相同流布地域和语音有别的,冠以地名称‘调’,如同为皮簧腔,分为徽调、汉调、京调。有的以地域命名称‘戏’,如山西的梆子腔分为南路戏、中路戏、北路戏。就以剧种为例来说,不同时期,就有不同的叫法。如徽班进北京以后衍变而成的京剧,就曾被叫作二簧、黄腔、皮簧、京班、京调、京腔大戏、京戏、平剧、国剧、京剧”。

但一般的规律是由复杂到简约,如清末到1949年以前,基本就以“戏”和“剧”两字为尾定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更是如此。因此,有台湾学者说,“戏曲剧种”是祖国大陆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名词,自张庚以降,余从、蒋星煜、叶长海、孟繁树……诸氏俱有相关文章论及此一课题。

因此出现的情况就是,“各民族、各地区的戏曲,大多不再以声腔命剧种名称,或者把腔改为戏或剧,与以民族、地域、乐器或以其特征命名的剧种名称,在概念上取得一致,统称戏曲剧种”。如安康汉调二黄在1950年,被定名为汉剧,这个固然易于统一与理解,但是造成一些古老名称消失以后,附载在它身上的一些重要信息也随之丢失,失却了剧种本身的一些演进环节。如陕西汉剧这个名称的确定,就导致了它与湖北汉剧、广东汉剧等的混淆。1961年陕西省剧协专门编印的内部资料《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就写到,现在这个秦腔剧种的命名,是“民国初年易俗社到汉口演出时才定名为秦腔”,而在此前,以及民间,这个剧种基本叫作桄桄、乱弹、梆子等,定为统一的秦腔之名后,它也遗憾地消失了历史上的很多信息,所以说,名称外延的改变,并不意味着秦腔内涵自古以来都是如此。顺便说一句,坊间盛言秦腔为百戏之祖的说法,让百姓、作家去说倒也可以理解,但实在不应该出现在一些学术文章之中。

如此说来,甘肃定名为秦剧似较为可取。

大体而言,中国戏曲剧种,其声腔系统自明清流传下来,有所谓四大声腔的归类,即昆腔、高腔、梆子腔和皮黄腔。全国戏曲剧种中,粗略统计,采用皮黄声腔的剧种最多,计有京剧、汉剧等四十多个,高腔及昆腔各有三十多个,梆子腔约有近三十个。所以,周贻白先生就称皮黄腔握有中国戏剧的“枢纽”。

因此,探究皮黄声腔的流变,基本可以廓清两个秦腔在历史典籍中记载的不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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