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的同根态与丝路文化的关联

如果我们重视这种差异，就会理解武俊达先生所说的下一段话，在上一章讨论西秦腔时，我们有过引述：

西秦腔原是由陇东调繁衍发展而来，而西秦腔并不是单指某一剧种或某一声腔而言，而是涵盖了陇东、陕南、陕西所流行的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包括皮影、木偶以至说唱、迷胡等的唱腔，其中有些发展成梆子，有些发展成皮黄，有些则发展成龙宫调、三五七、吹腔、二凡、高拨子等支脉。

西秦腔所含诸腔，是一个同一体，武俊达也称之为“同根态”。至于其演变的真实性或可能性，我们稍后会继续陈述，这里还是说明乐器之区分。

早期秦腔（一般指西秦腔）向外发展，影响所及，在今南方皮黄剧种中所存之秦腔成分中，在乐器梆子上即可看出。

广东的梆子音调极低，用不着那种声如爆竹的枣木为梆，只在鼓板之外加用木鱼就够了。

台湾地区传统戏曲北管戏里，也有此类梆子：“板为制乐节的乐器，主要用于唱腔的演唱。另有一件代替板的乐器，俗称为扣子，由小块长方体的木块挖空所制，当鼓师不以手持板击节时，也可以棒击扣子以代替击板。”北管戏即明清之际进入台湾地区之乱弹戏一种，另据台湾地区著名戏曲社团西田社在网络上发布的《台湾戏曲》一篇综述文章，同样有此种木鱼形的梆子：

木鱼亦为打击乐器，又称“卜鱼”，原用于佛教梵呗之伴奏，多以桑木或椿木制作，雕成鱼形，中间挖空，用小木槌敲击发声。

考察梆子腔所用之梆子，或许就可以窥见秦腔在明末清初之际早期形态上的分野，从而也为秦腔一路衍变为皮黄疏通了路径。

不少证据表明，秦中故地有二黄流传，而且时间颇为古老，其形态亦十分古朴，是一种原生态的存在，朿文寿先生积数十年之心力，厘清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论证京剧声腔源于陕西，重现历史之本来面貌。拙著《秦腔，1807年的转折》曾不遗余力呼吁，以期引起各方注意。本章后节将继续以王依群先生之学说，再三申述此观点。(www.xing528.com)

黄笙闻先生在比较陕西境内东、西两路戏之不同后，认为：“清中叶以来，人们俗称的梆子乱弹或桄桄乱弹，只是对于东西两路声腔合流以后的一种混称。”这一结论，很有见地，值得重视。

武俊达先生援引黄笙闻的一段论述，可说明这个变化如何发生，因其重要，亦非本人特长、本书重点，姑全引如下：

陕西艺术研究所黄笙闻在《中国戏曲剧种手册•汉调二黄》条中说：“据安康汉调艺人世代流传，都说二黄是在本地土调‘黄腔’基础上受南北曲与兄弟剧种的影响发展演变而成。而所谓‘黄腔’在陕南三区本属‘出格’‘变调’之意。如此，则‘二黄’也许是西秦腔在陕南的‘变调’之意。”

武俊达在其著第十章中谈到秦腔、梆子和弦板腔等腔系中的花音与苦音，实际是正调（花音）与下大二度调（紧羽为宫）苦音的关系，具体说，苦音就是花音下大二度调用原调记谱（首调的固定记谱）的形态。据此，武俊达先生把京剧的西皮和二黄做了对比分析，认为皮、黄基腔和二者实际演唱的唱腔曲调虽然有诸多相异之处，但是二者都源于西秦腔，都如同梆子腔系中的花音与苦音关系，即西皮源于西秦腔正调，二黄则源于西秦腔二犯。由此看来通常把皮黄合称为皮黄声腔系统，按照梆子花音、苦音同属一个声腔系统同样是名副其实的，如皮黄同用D—A定弦，西皮6—3定弦（有低音标记），实际是1＝F；二黄5—2定弦（有低音标记），实际是1＝G，它们的调高关系是：

西皮实音比二黄低一个大二度，艺人通常叫二黄为“上把”，叫西皮为“下把”，因此，京剧、汉调把西皮常定高一个调门，这样听起来西皮更觉高亢。西秦腔和梆子腔其所以“同宫同弦”，而且花音、苦音互相转接方便，是因为它用了工尺谱传统中常用的“紧慢转调法”同“音调的固定记谱法”，唱花音腔（西秦腔）只需把6音改为升7，3音改为4（紧羽为宫）就成了苦音，京剧西皮向下作大二度转调，即成为二黄；如也用西平调的“紧羽为宫”逃避6、3，改作4升7，也会迅速转为二黄调的。

这个例证也表明，二黄进入江西后，才有李调元的《剧话》（成书于乾隆四十年）中的一段话：

胡琴腔起于江右，今世盛传其音，专以胡琴为节奏，淫冶妖邪，如怨如诉，盖声之最淫者，又名二簧腔。

因此，同书另一段话就不难理解了，即“俗传钱氏《缀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副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