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东府与丝路文化：秦腔的形成

通过以上初步考述，盘乐宋墓杂剧壁画的表现力相当丰富而成形，同时在时代上也属于相对较早的重要新出土戏剧文物之一。本节即以韩城一地为例，说明陕西戏剧活动自唐宋以来兴盛已久，积淀深厚，亦有新的物证可逐步证实。

盘乐壁画上所反映的历史事实自然也不是一朝一夕发展所致，必然有一个渊源有自的继承、发展过程或者说独特的发展路线。由于韩城地理位置，与历史上河东地区、平阳府的紧邻关系，这一发展成果可以视作接受北宋汴京杂剧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韩城地处关中东部，是长安通往中国东北方向（宋金以后主要是连接大都等城市）等地的重要通道，不但在军事地理上极其重要（如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前文所举金兵入陕，都是从韩城的禹门口突破从而占据关中），而且是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通衢大道，所谓“商路即戏路”，尤其在唐以后，关中优势不再时，这一孔道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而它必然折射出唐、五代以来戏剧在关中腹地、京畿地区的积累。迄今，韩城地上已存宋元戏曲文物十分繁多，并且保留的古老戏剧形态韩城秧歌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据《陕西省戏剧志•渭南地区卷》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韩城法王（房寅）庙建成，清明街庙会，有八社倡优歌舞，错落有致。”法王庙为一宋代建筑，历代均有重修，至今还保存完好，《韩城市文物志》一书考证其实际建庙时间为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原殿前东西两端，各有戏楼一座，两戏楼之间是一片长方形广场，为赛会期间耍神楼和看戏的场所”。

韩城北营金代戏楼

韩城法王庙乐楼

由此可知，法王庙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每年三次的庙会，明崇祯五年（1632）所立解经邦撰写的《敕封五岳法王行实碑记》中说：“每年清明庙会，闻名秦晋。八社（东庄、西庄、郭庄、井溢、上干谷、下干谷、柳枝、杨村）敲锣鼓、执旗帜、响火铳、闯神楼、唱大戏，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献盘以高为盛。”“韩城境内戏楼达数百之多，一个小小的县城及其四关，竟有二十余个，这是韩城古建中的一个特点。……如今，绝大多数戏楼随同庙宇已不复存，仅遗存19个。”其中可考定为金元时代戏台的五座即城关北街北营庙戏楼、昝村乡三圣庙戏楼、梁带村禹王庙戏楼、三清殿戏楼、玉皇后土庙戏楼等。

无疑，这些戏台都属于神庙剧场，因而其祭祀演出与报赛活动也互为一体，明张士佩撰韩城《城隍庙记》中有“邑民则殷于秋报赛，会于八月之念（廿），荐牺荐乐，分隅竞胜”。可见其繁盛，也反映了这种情况。(www.xing528.com)

而报赛的遗孓应为目前还活跃的韩城秧歌，据康保成先生考证认为“秧歌”与宋代文献中屡屡提到的戏剧活动“讶鼓”颇有联系，他认为：

宋曾慥《类说》卷四十七“讶鼓”条：“王子淳初平熙河，教军士为讶鼓戏，遂盛行于世。其举动舞按之节，与优人之词，皆子淳所制也……”按“男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与秧歌舞队相合。王子淳制讶鼓之说肯定不可靠，但他使军士们模仿、表演这种舞队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而，康保成指出：“据《中国戏曲剧种大辞典》，从秧歌发展、演变成的戏曲剧种，在全国剧种中所占的比例之高，是相当惊人的。可以说，秧歌为百戏之源。故对其形式特征和渊源实有进一步总结、探讨的必要。”迄今依然流传不息的韩城秧歌也不例外，雷达先生通过对韩城秧歌中“人物、角色和情节”以及“唱腔因素”等戏曲因素的历史演进分析，认为：

韩城秧歌的“四不像”，反映了由歌舞——说唱——戏曲融合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四不像”表演艺术的形成，标志着由歌舞、说唱正向“以歌舞演故事”过渡。也就是说，正向戏曲过渡。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韩城秧歌是用歌舞演故事的一种初级形态。

这个看法是切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