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由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大批尘封已久的古代写本和木刻书卷，引起了西方探险家的劫掠。珍贵的敦煌宝物散布在国外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里。但是，也催生出了一门跨越国界的学术——敦煌学。敦煌变文写本基本展现的是古代民间通俗讲唱故事作品，这就为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戏剧戏曲研究提供了夯实的新材料，如果深入研究这些通俗叙事写本，将会有助于接续古代文学和戏剧发展历程中的断层，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会有解答的方向。
关于变文研究，是一个国际学术界共同探讨的问题。就笔者所见，美国汉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H.Mair）的成果最为突出，季羡林先生对他有很高评价，比如说他“知识面广，理解力极强，幻想极丰富，综合能力极超妙”（见梅维恒著《绘画与表演》一书季羡林序）。他的变文研究，尽显异域学者之优势。
西安西郊唐墓说唱俑
周一良先生在梅维恒著《唐代变文》一书的中译本序里评价说：
他认为“变”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作“叙事作品中神的呈现、显现或现实化”。“变”字来源于印度佛教而逐渐世俗化，变文这一形式也渐用以叙述非佛教故事。这就廓清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种种推测——包括我自己的推测，找到了“变”字较确切的娘家，不能 不称一大功劳。
首先，是明确概念，框定研究范围，梅维恒对现存变文数量及学者们还在争议的变文概念重新提出了五种分类法，即“最狭义定义”“狭义定义”“广义定义”“最广义定义”和“无意义定义”。经此一分，变文定义得到解决，现存的作品也被确定下来，在此基础上的研究，就不会出现争议，也令人信服。
其次，关于变文的“变”字究竟何意？他做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周一良先生也很赞同。我觉得梅维恒最重要的贡献恐怕就在于把“变”字解释清楚了，变文必须具有三个显著特征，可以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征，分别是：（1）诗前套语；（2）韵散结合的说唱体制；（3）与图画密切联系。
安康平利县锦屏东汉墓宴乐画像砖
再次，由“变”的含义，进而寻求一种实证性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流传有一种“看图讲故事”的表演形式，梅维恒证实了它的印度渊源。因而唐代俗讲中的变文表演恰好是随着丝路开通西来的佛教带来的印度艺术表演形式，在长安的寺观里改造、重塑了中国的左图右史传统，融入民间的气质，进而发展为一种新的文艺表现形态。
我们理解，从单幅的图画到连续的多幅，这已是由“图像”向动态的“影像”转换的关键一步了，中国民间的皮影艺术就是这种艺术形态的完整保存和体现。
乾隆时期，陕西三原人周元鼎曾作《影戏考》一篇，应是较早讨论皮影艺术的一篇文献。谈及皮影渊源、班社体制、皮影雕刻、表演技艺等方面，全文仅三百四十多字，兹引如下：(www.xing528.com)
有梨园焉，昉于优孟之效孙叔敖。傀儡者，起于城之围困用以间阏氏；影戏，不知所以，挖皮以肖人也。其为戏，四五人共一箱。出其籍藏，刻画人物，长弗尺，绾以竹枝，可上下；其手、膝以下，可拳曲、跳踯，皆侧影，耳目鼻口具，而贤否、雅健、高下之品焉。冠履、服饰，则文武、男女异制，而富贵贱贫之等亦辨焉。布绢于箱之上，高不及三尺，阔倍之。而羸周以苇，注油满器，烧棉其中，煌煌荧荧，以为光明世界。
清夜无事，村之父老子弟，就绢外坐而听，立而望；妇女坐其后，弗喧弗混，视观优为什闲适。
戏之作，以一人为数人声语，两手可指挥数人，使出入、俯仰、揖让之；循其度，极之；戈、矛、戟、剑，争斗纷然，与夫神怪、云龙、虎豹出没之，各穷其度，亦云难矣！其徒三四人，丝、竹、金、革之器毕具，随其所宜。从应之，以寂以喧，以唱以叹，以嬉笑，以怒骂，传古今之声容、事理，亦可使观者欣然忘卧。
大抵乡之人，有庆而事于神者，用之。视召优，费省又无其烦忧也。作此技者，率不能勤于家，不甚供父母妻子之养，徒借以游食焉。朝东暮西，自为生理而已。
不难看出，皮影无论从制作到演出体制，业已相当成熟。所以研究戏曲史及皮影艺术的学者，普遍认为陕西乃是皮影最主要的发祥地之一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博士生梁志刚曾多次深入笔者所在的关中地区调查东、西两府现存各路皮影戏，虽未谋面，但对其研究方法及得出结论甚为信服。梁志刚在其调查的基础上撰成《关中影戏叙论》一书，开宗明义地说：
中国影戏形成于中唐，形成地在陕西。陕西影戏的萌生、成长、繁盛地在关中，因此关中皮影是陕西影戏的核心，也是中国影戏的核心。
此书虽为“关中影戏”，但实际也涉足陕南、陕北的影戏，如陕南安康平利县的弦子戏皮影、汉中洋县碗碗腔皮影、商洛各县的道情皮影、陕北榆林定边县的道情皮影等，不足为奇，稍嫌不足的是对皮影戏诸声腔论述略显浅显。
陕西礼泉弦板腔老艺人张国政演出皮影
关中皮影弦板腔演出
华阴皮影演出前的搭台，俗称“五人忙”（杨甫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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