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与丝路文化：长安俗讲的兴起与发展

公元841年冬，唐文宗李昂开成六年，一场“甘露政变”后，文宗已抑郁而终，新登基的皇帝是其弟弟李炎，即后来的唐武宗，这个皇帝在历史上以“毁佛”事件出名，且按下不表。此时，他终于等来正月改朔。

这一年正月初八，皇帝早早出城，往南郊圜丘祭祀。

祭天仪式虽然烦琐冗长，天气也颇为寒冷，但皇帝是雄心壮志，意气洋洋，不愿离场，久久地凝视着都城之南铁青而绵长的秦岭。

冷空气里，南山浮岚，似有积雪浮云，山阴树木郁郁苍苍，浓密的叶子，虽然无法看清，但铺成一团犹如波浪摇荡，一波又一波暗淡之光不断翻涌，仿佛预示着帝国接下来的动荡岁月。当日，在一位外国僧人的眼里，一切虽未发生，但“诸奇异事不可胜记”。

初九日，五更时分，祭祀完毕。早朝归城，皇帝登上大明宫丹凤门城楼，再一次远眺终南，然后大赦天下并改元，是为会昌元年。

我们不去说他暴风骤雨般“会昌法难”之事，只由当时居留长安城中一位一心求佛的日本僧人说起。

唐圜丘遗址

这个僧人名叫圆仁，在日本又称“慈觉大师”，一代高僧。公元838年（唐文宗三年）渡海进入唐境，直到公元847年（唐宣宗大中元年）返回日本，其间所见所闻，以日记体形式写下了他入唐学法经历，这就是著名的旅行体著作《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堪与《佛国记》《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行记》并列。圆仁自山东登陆以来，旅居中国十年，但所游之地，并非他的目的，他心向往之的是大唐的国都——长安。开成五年八月，渐行至长安时，圆仁赶上了文宗皇帝驾崩葬于山陵的途中，接着武宗登基，改元会昌。作为一名僧人，他最先看到的，是长安因新皇帝登基而恢复已经偃旗息鼓近十年的佛教仪式——俗讲。

（正月）九日五更时，拜南郊了。早朝归城。幸在丹凤楼，改年号——改开成六年为会昌元年。又敕于左右街七寺开俗讲。

左街四处：此资圣寺令云花寺赐紫大德海岸法师讲《花严经》；保寿寺令左街僧录三教讲论赐紫引驾大德体虚法师讲《法花经》；菩提寺令招福寺内供奉三教讲论大德齐高法师讲《涅槃经》；景公寺令光影法师讲。

右街三处：会昌寺令内供奉三教讲论赐紫引驾起居大德文溆法师讲《法花经》——城中俗讲，此法师为第一；惠日寺、崇福寺讲法师未得其名。

又敕开讲道教：左街令敕新从剑南道召太清宫内供奉矩令费于玄真观讲《南华》等经；右街一处，未得其名。并皆奉敕讲。

所谓左街，即以长安城中轴线朱雀大街为界的东侧，行政上隶属于京兆万年县管理，右街则在西边，归京兆长安县管理。这些都是分布于唐长安里坊中最繁华热闹的地方，是长安都市文化出现的新景象，“戏场”即附着于此内或外。这一文化景观，被遣唐使原封不动地照搬回日本。

日本从前把戏剧称为“芝居”，就是长安这种寺观佛讲制度的折射。所谓“芝居”，有学者解释就是寺院庭园里的草坪，由于观众常在上面观看歌舞剧，后来，就代称戏剧。

隋唐长安，胡风侵染，城市洋溢着喧哗与躁动。学者们用“物质文明闪烁之都”热情地描述它，一点也不过分。

这是一个看上去正值盛世的时代，但种种迹象在“诸奇异事件”的掩饰下，事实上已表现出一个新的近世降临的信息。

唐宋变革论者一般比较关注的是唐代城市坊墙的破坏，大街上开始出现一些店铺，如果聚焦一下长安城内人们的活动，就会发现当时僭越坊制和市制规定的行为随处可见。这是唐长安都市空间具有标志意义的转换。这一转变，首先体现在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上，最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王公宅第纷纷改建为寺观。研究中西交通史与丝路文化交流的著名学者荣新江指出：

唐代长安的王宅向寺观的转移，……即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唐代前期的长安，政治的漩涡一直在宫廷和王宅（包括公主宅第）间盘桓，从玄武门之变，经过太宗太子的废立、武周革命、李唐复辟、韦后之乱、唐隆政变，到李隆基消灭太平公主势力而登基为帝，长安城内的王宅和公主宅第的主人时有变化，有的主人登基为皇帝，有的被贬客死他乡，不少公主舍身入道，而诸王宅第最终被玄宗废弃……原有的王宅和公主宅第的第一个主要去向，就是改建为佛寺或道观，这里的原因，既有原为龙潜之地不能再为常人所居，也有皈依佛法或入道而舍宅为寺观。

当一座座王公宅第变成寺院或道观后，这种私人的私密性空间摇身一变成为对大众开放的公共空间。生活在长安的士人、学子、商人等等都可进入。开元时期，京兆万年士族韦述撰《两京新记》，记载长安崇仁坊里的长宁公主宅因为韦后之乱，公主随夫外流，其宅第改为道观，并以中宗景龙年号为名，这就是景龙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www.xing528.com)

因此，我们理解，寺观作为公众文化的场所，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其中“戏场”里的俗讲。

五代《钱易•南部新书》卷五说：

长安戏场多集于慈恩（在晋昌坊），小者在青龙（在新昌坊），其次荐福（在开化坊）、永寿（在永乐坊）。尼讲盛于保唐（在平康坊），名德聚之安国（在长乐坊），士大夫之家入道尽在咸宜（在亲仁坊）。

其中，慈恩、荐福、青龙、永寿、咸宜、保唐、安国七寺，全在长安城东，即上述的左街。唐代寺观，作为大众文化场所，其戏场除了百戏杂耍之外，还出现了一种与宗教宣传紧密结合的俗讲形式，唐人也称之为“戏”。当时，长安俗讲十分兴盛。请看圆仁的记录：

【（会昌元年）九月】一日，敕两街诸寺开俗讲。

【（会昌二年）正月】一日，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

唐长安城戏场分布图

【（会昌二年）五月】一日，敕开讲。两街十寺讲佛教，两观讲道教。

戏场的演出效果盛况空前，令人如痴如醉。

唐人的笔记里对此多有反映。如张固的笔记《幽闲鼓吹》中，有一段“皇家公主痴迷看戏”的故事，《资治通鉴》“武宗纪”也把它作为一个史料引用：

大中二年冬十一月，万寿公主适起居郎郑颢。颢弟顗，尝得危疾，帝遣使视之。还，问公主何在？曰：“慈恩寺观戏场。”帝怒，叹曰：“……岂有小郎病，不往省视，乃观戏乎？”遣归郑氏。

隋唐青龙寺与现代城市建筑的叠合

隋唐青龙寺遗址

还有赵璘所撰《因话录》，里面记载了这一时期长安城里最著名的俗讲大师——文溆和尚，与日僧圆仁的记载相互印证。赵璘写道：“有文淑（溆）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另外李冗的《独异志》里还有“长安戏场中，日集数千人观之”的记载，与上述描写遥相呼应。同时说明，新兴的佛教俗讲艺术不仅得到普通百姓的疯狂追逐与喜爱，上层贵族也不例外。

圆仁的记载，不仅有讲唱达人，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道教寺观里也出现了和佛寺一样的讲唱，不过讲的是道家经典罢了。这种活动的性质，从“敕、令”字眼来看，寺观讲经应是一种官方倡导的活动。

20世纪初，敦煌发现约为公元5~10世纪的大量写本与少量刊本，形式基本都是卷子，偶尔有蝶装的册子，从文献证史的角度来说，恰好可以证实唐代寺观的这种俗讲。这种俗讲，与正统的讲经不同，僧人或相关身份的讲唱者会用抑扬顿挫的声调，通俗的讲解佛经或历史故事，把高深的教义蕴寓于通俗的故事当中。根据史学大家向达先生的研究，敦煌石窟发现的写本卷子中，有一类通俗文学作品：“顾在石室藏书中，尚有一种通俗文学作品，论体裁则韵散间出，其名称则变文、词文、押座文、缘起，不一而足；其内容则敷衍佛经，搬演史传。”

现代戏剧史研究普遍认为，衡量戏曲真正成熟的标志是剧本，也就是俗讲等说唱艺术形式都需要的一个底本。正如向达先生所言，“宋代说话人以及傀儡戏、弄影戏者，俱有话本”，变文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开端。这一点，前贤许地山、郑振铎均有影响深远的论述，兹不繁引。

唐长安的戏场里，因佛教宣扬教义而带来对中土官方体制及民间俗文化的变化，我们会在戏场这个熔炉内，发现形成戏曲诸多因素的各个来源，本书因篇幅、意旨所限，并不是探讨起源于戏场的问题，而只是从文化交流、相互影响上，探究戏曲如何在秦地生长成为后世秦腔的土壤，是着眼于背景和文化层面的列举，而非厘清起源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