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日文版：近现代精神的纯粹反映

本书是在2002年12月提交给早稻田大学，并于2003年6月获得博士（文学）学位的同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本书整理了1997年以来我陆续发表的论文，并加入新写的论文，集合成一个长篇。“文革”结束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进展和新资料的发掘，我不得不对原来发表的大部分论文进行大幅修改。然而在基本观点上是没有变化的。我想中国话剧成立史的基本问题在本书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整理和探讨。

《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日文版

研究中国话剧史时，我采用了如下之观点：话剧产生于整个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modernization）进程中，所以是最纯粹反映了近现代（modern）精神的戏剧形态。这个观点我在1978年提交硕士论文《中国近代剧的诞生》时业已提出。

本书涉及的内容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已经有相当多的前辈学者的研究，而本书和这些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将文明戏和五四以后的话剧成立过程在同一本书中以相同的比重进行探讨。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发现文明戏和五四以后的话剧一直是两个独立而缺少联系的研究对象。中国发行的大部分话剧史著作中，文明戏部分和五四以后的话剧部分分别由不同的研究者执笔，原因自然在于文明戏和五四运动以后的话剧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本书采用的结构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话剧的成立史。

自我开始着手研究中国话剧成立史这一课题以来，已经过去十多年。硕士论文《中国近代剧的诞生》，从量上看，仅相当于本书的1/4，而探讨的内容和时期则基本重合。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均讨论同样的主题，而至本书刊行却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除了我的懒惰外，却也还有其他更主要的原因。

原因之一，我提交硕士论文后不久，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导下，不仅是话剧史研究，有关现代中国的研究均产生了巨变。在撰写硕士论文的1977年至1978年初，很多资料尚未公开，到中国去直接体验中国戏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今天，我利用暑假等时间到北京、上海的图书馆查资料，和中国的研究者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意见已经成为极其平常的事情。这种研究环境上的巨大变化拉长了吸收和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提交新的研究成果的周期。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提交硕士论文后我即被中国出现的所谓“文革”后的新时期戏剧所吸引，并花费了大部分精力进行研究。与此同时还实际参与日中戏剧交流活动以及撰写戏剧评论。即在中国话剧成立史以外，我还同时参与了其他研究，《中国的同时代演剧》（好文出版，1991）、访中公演报告集《上海的新宿梁山伯》（话剧人社，1993）、《南河内万岁一座之中国行》（话剧人社，1997）等即为其间的成果。另外，我一边感到完成《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的紧迫性，一边想到必须先从整体上对中国话剧史进行一番概观，于是先行完成了《中国演剧的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东方书店，1999）一书。虽然我个人也觉得如果不参与以上的一些研究，而将精力集中到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上的话，本书的完成和出版应该会更早，然而实际接触同时代的中国、日本戏剧的过程以及从整体上概观中国现代戏剧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我对中国戏剧以及戏剧艺术本身的观察视野。这个结果能够在本书中得到多大的呈现和反映还有待读者的批评与指正，而我自身以为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必须走的弯路。

我开始着手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近代”（modernization）的价值观虽然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崩溃，但仍然顽固地影响着日本社会。之所以选择中国话剧成立史作为研究课题，目的当然在于通过研究“近代”的产物——话剧的成立过程，重新思考正在走向崩溃的“近代”的意义。25个春秋过去后的今天，日本的时代思潮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谓的“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未进一步发展即伴随着泡沫经济烟消云散，然而其在思想上至今仍然广泛地影响着日本。在中国戏剧研究领域，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研究的学者们大部分以京剧等传统戏剧作为课题，对话剧研究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少。在这些传统戏剧研究者当中，很多人对我提出的“话剧是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并最纯粹地反映着近现代精神的戏剧形态”这一观点持否定意见。然而我通过和这些学者展开讨论，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我并未说中国的传统戏剧不能反映“近现代”（modern）精神，因此这种观点和评判传统戏剧的艺术价值无关。同时我认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近代”提出的问题直至今日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基于这种观点，我在一段时间内曾专心研究和介绍为对抗“近代”产物——话剧而兴起的中国实验戏剧。无论参与者是否自觉意识到，中国实验戏剧的内容实际上和催生出话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近代”课题相通，其大部分内容均是在此基础之上的新发展。这个问题我曾在《中国的同时代演剧》、《中国演剧的二十世纪》中有所陈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

总之，20世纪中国话剧和传统戏剧（戏曲）的相互影响关系将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公开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的提出，本书的内容也需要不断修正。虽然在撰写本书时我付诸了全部精力，但因为个人的能力有限，内容难免存在各种不足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批评和指正。当然，本书是我研究中国戏剧所达到的一个高点，然而却不是终点。在本书付梓之际，我也做好了以新的姿态继续勤奋耕耘的准备。

在执笔写成本书之各篇论文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任职高校——摄南大学的各位同事以及日本和中国（包括香港等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摄南大学的支持下，我从2000年4月开始在中央戏剧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当时担任中戏院长的王永德先生是我的指导教授。如果没有这些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并出版的。中国研究者曾几次介绍和引用已发表的论文及资料，这些也给予我莫大的鼓舞和鞭策。(www.xing528.com)

如开篇所述，本书改编自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杉本达夫先生（早稻田大学）担任主审，冈崎由美先生（早稻田大学）和饭冢容先生（中央大学）担任副审的博士学位论文公开答辩会上，我收获了非常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根据饭冢容先生的建议，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对终章进行了全面修改，加入了话剧成立后的中国话剧发展简史。同时也根据审查委员的意见在细节上进行了加工和修正。在此，对各位先生在百忙中不辞辛劳的审查表示深深的感谢。

对于委员们提出的有关南开新剧团的意见，此次仅作细节上的修正，没来得及进行根本的修改。如要彻底讨论南开新剧团，还需要重新写一篇论文，而在本书出版之前我实未能抽出这份时间。所以我打算在近期内，结合曹禺研究，撰写一篇有关南开新剧团的论文，暂时以此作为对答辩委员当天意见的答复。

本书在附属论文和资料中收录了相关的主要论文、书评和资料，出版前也对其一一进行了修正。樽本照雄《清末小说论集》的书评——《清末小说研究的重要成果》一文，由于受到樽本先生稍许过激的反击，仅加入一个副标题“樽本照雄《清末小说论集》书评”，及更正了两处排版错误、统一了括号，其余仍然保持最初发表时的面貌。

本书的付梓得益于东方书店出版部朝浩之部长以及加藤浩志先生的帮助，二位先生同样参与了拙著《中国演剧的二十世纪》的编审。本书的校正得到中国戏剧研究家樱木阳子女士（大阪市立大学讲师）的协助。本书引用的刊登舞台剧照的杂志等收藏于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在此对这些机构的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第二章中引用的春柳社《黑奴吁天录》舞台剧照的解说由演剧博物馆指定，未刊登当时的题目。其他还未确认演出剧团名称的剧照则没有注明剧团。

在此必须提及的是已故的松浦友久先生。自我从早稻田大学毕业以来，很少有机会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专家松浦先生见面，然而先生一旦有面向一般读者之专著《李白诗选》（岩波文库）、《汉诗：美的所在》（岩波新书）出版时，必定赠予笔者。一次，我提及撰写博士论文的意向，先生马上给予极大的鼓励。此后，每隔几年在学会的会议上见面时，先生总不忘提醒：“博士论文进展如何？该是提交的时候了。”然而由于上述一些原因，博士论文的写作一拖再拖，我总是只能给先生较为模糊的回答，谈话也因此而中断。2001年秋，日本中国学会在福冈大学召开，我有幸和先生同住一家酒店，并在餐厅偶遇。当时，论文的写作大体上有了眉目，利用吃饭的一个小时，先生亲切而细致地向我说明了提交博士论文的手续等。此后又过了一年，论文即将脱稿，而就在此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先生的讣告，犹如晴天霹雳。由于日程上的原因，我未能参加先生的葬礼。从先生提醒“该是提交的时候了”起，十年的光阴匆匆流逝，每每想起先生的提醒便不由地对自己没能更早完成论文的怠惰以及走过的弯路而感到后悔和遗憾。

无论如何，我期待本书能为中国现代戏剧文学研究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同时如能为中国以及日本的戏剧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的话，则更是荣幸之至。

回想当年结婚时向妻子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同意我自由前往中国。20年来，妻子洋子一直遵守这个现在看似滑稽的条件。另外，我曾从几年前仙逝的中国戏剧研究家杉山太郎先生的夫人处得知，杉山先生为了获得妻子对自己去中国调查的支持，曾例举“濑户君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没有妻子洋子的支持，本书绝不可能写成。在本书结尾处，和以往的著作一样，向洋子表示由衷的感谢。

濑户宏

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