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确认的是，现在主张“春柳社演出是中国话剧开端”说的人，包括笔者在内，从未否认或者忽视过清末学生演剧的存在。也就是说，大家是在知道清末学生演剧存在的前提下，仍然主张春柳社演出是中国话剧开端的。笔者对中国话剧成立问题的看法在《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东方书店，2005年，日文）中有详细论述，《试论文明戏历史分期及其在中国戏剧史上地位》（《戏剧艺术》2006年第1期；董健、荣广润主编《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在》，中华书局，2006年）是《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第一部（文明戏部分）的汉语压缩版。两篇文章都谈到清末学生演剧（主要谈它作为话剧的不足之处）。
清末学生演剧的具体内容如何？大家都强调资料匮乏，现在能看到的，尤其是当年的报道等一手资料大都是些片段性的报道，只提及剧名、演出日期、演出团体名字、演出场所等。王凤霞女士挖掘了当时报刊上的很多有关学生演剧的报道，并在《考论》中有所介绍。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但不可否认，这些资料也还都是片段性的，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知道春柳社成立以前上海的学生演剧很活跃，但仍然无法把握学生演剧的具体形态。
谈及学生演剧的具体形态的是后来的一些回忆录。1957年徐半梅说：“那些学生们仅仅得到了可以公然在学校中演剧的权利；至于戏剧的本身都是就近抄袭那京班戏院中所谓时装新戏。他们剧情的选择、剧本的编制，实在都很马虎，既无人导演，又没有相当的练习，不过学生中几个爱好戏剧的人，过过戏瘾罢了。这个可以说与京班戏院中所演的新戏，没有什么两样；所差的，没有锣鼓，不用歌唱罢了。但也说不定内中有几个会唱几句皮簧的学生，在剧中加唱几句摇板，弄得非驴非马，也是常有的。”[10]
徐半梅说的意思是清末学生演剧基本上属于京剧（戏曲）的变形物罢了，还不能算新的戏剧形态——话剧（徐半梅认为春柳社演出是中国话剧开端，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确认过）。
《考论》中介绍了关于1906年女医学堂学生演剧的报道，但此报道仅提到表演“描绘入微”感动了观众，对演出的具体内容和形态没有进一步介绍。且此次演出为女学生演剧，应为比较特殊的例子，不能将其一般化。
有当年从事学生演剧的人回忆，春柳社出现的时候学生演剧已经碰了壁。他就是汪优游（汪仲贤）。1934年汪优游记述道：“那时我已经编过好几种新剧本，而屡次演出之成绩，都觉得与我的理想相差太远，但是我只知道演得不好，却始终说不出一个理由。要怎样演法方能合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戏剧，无论是京、昆、粤以及一切杂剧，都是一个模型里印出来的东西，我们编剧也难脱离这形骸，老是在这臭皮囊中翻斤斗，顶破了脑袋也钻不出一条活路来。”[11]
正是这个时候从日本传来了春柳社演出即新的戏剧形态的演出消息，中国国内戏剧界从中获得了如何克服困难的启示，于是创造出后来的新剧——文明戏。虽然汪优游没有这样记述，但这显而易见。
徐半梅、汪优游都曾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两人均在回忆录中指出清末学生演剧的历史局限性。遗憾的是王凤霞女士在《考论》中没有讨论这些重要的回忆，只说学生演剧已具有明显的早期话剧形态。笔者认为《考论》是近几年文明戏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学术成果，笔者也从中获益颇多并深受启发。但《考论》在讨论中国话剧开端问题时，由于没有论及徐半梅、汪优游等当事人的回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
王凤霞女士还指出：“春柳社之前上海已经培育了话剧产生的温床。”（《考论》第165页）笔者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但“温床”毕竟跟“花草”不一样。
文章最后，笔者想谈谈研究中国话剧开端问题的态度。学术讨论跟政治讨论不同，学术讨论的目的不是决定谁赢谁输，百家争鸣乃学术欣欣向荣之表现。笔者虽然坚持认为春柳社演出是中国话剧的开端，但并不想将此观点强加给他人。王凤霞女士也认为“春柳社确实在中国新剧上占有重要地位”（《考论》第174页），这说明笔者和王凤霞女士之间既存在不同观点，也存在很多共识。
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还有很多未开拓的地方，中国话剧开端问题也是其中的一个。由于资料的匮乏，现在还不是对这个问题下结论的时候，还需要我们今后不断讨论、互相学习，同时共同挖掘资料，继续推进文明戏和新潮演剧的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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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江千晶《穆儒丐思想轨迹之一端——以旧剧改革为中心》（“新潮演剧与新剧的发生”研讨会论文，2012年12月23日，中国戏曲学院）介绍了穆儒丐对春柳社的观点。
[2]该引用依据神州国光社版本，和建国后的版本有所不同。
[3]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国立剧专江安史料陈列馆收藏着该文。
[4]笔者所见文章收入梁淑安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戏剧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5]笔者所见为广西戏剧研究室、广西桂林图书馆主编《西南剧展》（漓江出版社，1984年）中收录的文章。
[6]吉田登志子的「中国話劇黎明期における日中演劇交流」（『演劇学論集 日本演劇学会紀』第48号，2009年6月）发掘了新资料，也详细谈到这个问题。魏名婕《论日本新剧运动对陆镜若的影响》（《戏剧艺术》2012年第4期）也谈及同样的问题。
[7]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第8页。
[8]李协京《近代中国的赴日留学生：学术研究领域无亮点》（《教育史研究》2004年第3期）。
[9]徐美燕《〈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11页。
[10]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第8～9页。
[11]汪优游《我的俳优生活》，第332页。笔者所见为《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戏剧卷》收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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