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是文明戏的萌芽期，其主要内容就是上海的学生演剧。朱双云《新剧史·内史·春秋》这样开头：“己亥冬十一月。上海基督约翰书院创始演剧。徐汇公学踵而效之。”[2]朱双云认为1899年最初演出的学生演剧即为新剧（文明戏）的嚆矢。约翰书院的这次演出《申报》没有报道，所以我们无法确认，但《新剧史》其他部分的叙述基本正确，所以我们也基本可以相信《新剧史》这部分的记述。此后，学生演剧在上海继续发展，以学生演剧为基础便形成了文明戏。
参看几本相关的回忆录后可知，这些学生演剧是从戏曲删去锣鼓和唱词，有时候还遗留着锣鼓、唱词的粗糙演出，所以没有人认为这是新戏剧的出现。欧阳予倩也没把学生演剧放入新剧的范围，原因之一是湖南长大的欧阳予倩没参加过上海的学生演剧活动，也没看过演出，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学生演剧演出质量相对较低。
但是，学生演剧在文明戏历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位置，因为文明戏并非从戏曲中产生。汪优游是文明戏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亲身经历了上海学生演剧。汪优游从小便是极狂热的戏迷，他在回忆录上这样描述当年的情况：“那时候的戏子，尚不像现在这样出风头。娼优隶卒，都是贱业。如果投身其中，非但本人被人瞧不起，连累家族也要蒙羞。我虽是穷小子，但是父母还要盼望我飞黄腾达，供给我去读书上进，断不能容许我去做下贱的戏子。……虽然常到天仙茶园的后台去游玩，但是除却由陆稿荐伙计介绍我认识了一个跑龙套以外，别的连小戏子的朋友都没有交到一个。”[3]属于社会上层的学生和“贱业”的戏曲演员之间有明显的社会地位区别。清末学生之所以开始演戏，不但因为他们是戏迷，而且他们作为青年知识分子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强烈的危机感，并试图表现这种危机感。
到了新时期文明戏研究重新开启后，有些中国学者提出了强调戏曲和文明戏的连续性的见解。汪优游等当时从事学生演剧的学生只看过戏曲，他们从模仿戏曲尤其是时装新戏开始演出活动。但从人际关系来说，清末上海戏曲界和学生演剧之间明显没有什么联系。(www.xing528.com)
1906年汪优游以文友会等名义作了较大规模的演出活动，但他碰了壁。他回忆说：“那时我已经编过好几种新剧本，而屡次演出之成绩，都觉得与我的理想相差太远，但是我只知道演得不好，却始终说不出一个理由。要怎样演法方能合我的意思。因为我们当时所看到的戏剧，无论是京、昆、粤以及一切杂剧，都是一个模型里印出来的东西，我们编剧也难脱离这形骸，老是在这臭皮囊中翻斤斗，顶破了脑袋也钻不出一条活路来。”[4]
这是20世纪30年代即话剧已经成立后的回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他们脑海中只有戏曲，而从戏曲的基础上是无法产生出新的戏剧的。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大获成功，这个演出信息从日本东京传到了上海，对学生演剧有很大影响，从此文明戏开始成长了。
当然，很显然的是，没有清末学生演剧，便没有接受春柳社影响的土壤。因为并不是戏曲受到春柳社影响而产生了文明戏。任天知、王钟声、汪优游、陈大悲、郑正秋、欧阳予倩、陆镜若等文明戏的重要人物都是学生或知识分子阶层出身，而非戏曲界出身的人物。所以，笔者认为清末学生演剧是文明戏的重要萌芽时期，是整个文明戏历史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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