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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上海戏剧协社《少奶奶的扇子》

时间:2023-08-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24年5月上海戏剧协社演出《少奶奶的扇子》,这次演出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话剧成立的标志。上海戏剧协社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学校的附属剧团。汪仲贤的存在表明上海戏剧协社是民众戏剧社的直系剧团。上海戏剧协社不久即迎来新的成员——洪深。上海戏剧协社1923年7月1日演出《终身大事》时,仍然使用男演员扮演女性。此次公演作为上海戏剧协社第二次公演,于192

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上海戏剧协社《少奶奶的扇子》

1924年5月上海戏剧协社演出《少奶奶的扇子》,这次演出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中国话剧成立的标志。1990年后陆续出版的中国话剧史也沿袭以往的评价:“从一九二〇年《华伦夫人之职业》的演出失败,到一九二四年《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新兴话剧经过艰难的探索,终于立足于中国舞台”[1]、“上海戏剧协社由洪深执导的《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成功,标志着中国话剧在舞台实践上真正摆脱了文明戏的羁绊和困扰,终于创造出比较完整的现代话剧的艺术形态”[2]。本章将回溯《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经过,并思考这次演出何以成为话剧成立的标志。

上海戏剧协社《少奶奶的扇子》

在本书第十一、十二章中我们看到,20年代初期,以北京、上海为中心,在《戏剧》以及陈大悲等人的影响下一批业余剧团成立了,上海戏剧协社就是其中的一个。

上海戏剧协社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学校的附属剧团。学校在上海陆家浜附设职工教育馆,此处有一小剧场,为戏剧活动提供了可能。该校学生进行外部动员后组织了剧团。根据《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二集》收录的应云卫的《回忆上海戏剧协社》,一般认为剧团成立日期是1921年冬,前文提到的中国话剧史著作也沿袭这一说法。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我们则产生如此的疑问:剧团结成后一年半多的时间里一直是无所作为的吗?创始人之一的谷剑尘在剧团成立后不久即1926年曾说上海戏剧协社的成立时间是1922年12月。[3]同时据1923年1月12日以及1月15日《申报[4]报道,确定剧团宗旨及规定的创立会议于1月14日举行。从日期上看,成立时间应该在1923年1月14日。谷剑尘可能混淆了公历和农历。

据《申报》[5]报道,成立时的会员中,个人会员有汪仲贤、谷剑尘、唐越石、马振基、吴之敏、应云卫、陈宪谟等,团体会员有少年宣讲团、普通新剧社、圣约翰大学戏剧团等。汪仲贤的存在表明上海戏剧协社是民众戏剧社的直系剧团。

该报道还透露,春节后中国女子体操学校以及爱国女学也将加入。团体会员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但上海戏剧协社包括团体会员,也包括著名戏剧人汪仲贤等,《申报》等上海的报刊从其活动初期就一直追踪报道,这些都意味着上海戏剧协社是一个集合了业余剧团的大剧团,成立当初就倍受关注。

另据1月31日《申报》[6],“第一次表演日期,约定阴历新正,登台表演概用国语”。然而谷剑尘说成立时“社中同志又以学生占百分之九十”[7],他们均忙于准备期末考试,第三次预备会仅谷剑尘和应云卫两人参加,也就是说刚刚成立的上海戏剧协社马上陷入停滞状态。第一次演出得以举办是当年5月27、28两天,剧目为谷剑尘的《孤军》、陈大悲的《英雄与美人》。[1]《孤军》涉及归国留学生的恋爱以及军队的腐败问题。[8]《英雄与美人》在前一章已经提及。协社成员的演技水平还比较低,谷剑尘在少年宣讲团有过演出经验,所以一人全权负责指导排练、创作剧本、导演。

上海戏剧协社不久即迎来新的成员——洪深。在洪深之前,欧阳予倩已在汪仲贤介绍下加入该社。应云卫回忆洪深的加入时间是1923年秋,然而同年7月14日《申报》记载“经欧、汪两君之介绍已经加入协社”[9]。深知洪深才能的谷剑尘在洪深加入当天即让出排练主任的位置,洪深则义不容辞地接任这个职位。[10]

洪深(1894—1955)生于江苏武进一个官僚家庭。1912年至1916年就读于清华学校,1916年夏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前往美国。洪深在清华学校期间,已经对戏剧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亲自登台演出并创作剧本。刚到美国时,在俄亥俄大学学习烧瓷专业,但由于无法割舍对戏剧的爱好,1919年开始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戏剧,后获硕士学位。洪深还参加了哈佛大学教授贝克的“英文四十七”课程,其曾培养出奥尼尔等诸多优秀的戏剧人才。

洪深留学期间,美国刚刚引进欧洲戏剧,受易卜生影响的一系列问题剧倍受瞩目。[11]他参加的“英文四十七”被认为是美国的自由剧场运动,所以洪深在美国接触了自由剧场运动,由此可以推知他在美国学习的内容。

前文提到,《戏剧》创刊不久,洪深即写信与汪仲贤取得联系。以其当时所处的戏剧环境,这个行动的动机很容易理解。在回国的船上,他被问到:“你从事戏剧的目的是什么?还是想做一个红戏子,还是想做一个中国莎士比亚?”,他回答说:“我都不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愿做一个易卜生。”[12]

1922年春天回国后,洪深一边在复旦大学教授英语英国文学,一边继续从事戏剧活动。在他初期的戏剧活动中,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2月6日他在上海笑舞台上演了自己的作品《赵阎王》。笑舞台是当时唯一一个文明戏剧场。《赵阎王》深受奥尼尔《琼斯皇》的影响,讲述深知军阀罪恶、外号为赵阎王的士兵从兵营逃跑,途中产生各种罪恶的幻觉。剧作为完整的对话剧,内容显示出很强的社会性,与当时的文明戏相比,是极具新意的,然而演出却失败了。原因在于文明戏的演员们无法理解《赵阎王》的新颖之处。看惯文明戏的观众认为洪深有“神经病”[13]

面对这次失败,洪深彻底明白了汪仲贤曾经有过的相同感受,即依靠当时的职业演员无法创造新的戏剧。《赵阎王》的出场人物全为男性,据说是因为洪深非常讨厌文明戏中男扮女装的演技形态。由此可知洪深深受美国戏剧的影响。

《赵阎王》演出广告(1923年2月6日《申报》)

洪深加入上海戏剧协社后马上进行改革,不仅同时演出欧阳予倩的《泼妇》和胡适的《终身大事》,还以男女合演的方式演出了《终身大事》。《终身大事》描写了不满父母干涉自己的婚姻,和恋人离家出走的知识女青年。《泼妇》讲述妻子发现曾发誓相爱的作为青年实业家的丈夫花钱买妾后,帮助小妾解脱并一同离家的故事。两者均有受《玩偶之家》影响的痕迹。[14]

上演这两个剧目时,大多数的社员还习惯于男扮女装的男旦演技。上海戏剧协社1923年7月1日演出《终身大事》时,仍然使用男演员扮演女性。例如田亚梅、母亲、李妈三个女性角色分别由王一乐、谷剑尘、应云卫扮演。

因为刚刚加入,洪深无法直接提出自己的主张。于是在上演男女合演的《终身大事》之前,安排了全由男演员出演的《泼妇》的演出。此次公演作为上海戏剧协社第二次公演,于1923年9月23、24日两天举行。男女合演的《终身大事》里的田亚梅、母亲、李妈分别由钱剑秋、王毓清、王毓静扮演。应云卫回忆三位女演员均为务本女学的学生。[15]也许是旨在培养女演员,早于这次演出,协社曾在8月13、26日单独演出男女合演的《终身大事》。

与此相对,《泼妇》中的女性角色于素心、母吴氏、姑母、妹芷祥仍然由男演员陈宪谟、孙少安、谷剑尘、应云卫扮演。[16]观众们先观看了女演员扮演女性的剧目后,再看男演员扮演女性的剧目,当然对其中的滑稽捧腹大笑。洪深回忆通过这次演出,大多数成员意识到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的不足,从此以后,男扮女角在上海戏剧协社中“寿终正寝”了。[17]上海戏剧协社同年9月30日以及12月9日再度演出《泼妇》时,自然采用了男女合演。

进入1924年,上海戏剧协社1月19日演出谷剑尘《心狱》,2月1日、3月3日演出汪仲贤《好儿子》,5月4日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均取得巨大成功。

《少奶奶的扇子》编译自英国剧作家、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发表的三幕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由洪深翻译为中文。原作是一部佳构剧,以英国的上流社会或者说中流上层社会的家庭为背景,发表后第二年被搬上舞台并获得成功。剧情梗概如下:

温德米尔家的年轻夫人和丈夫结婚两年多,育有一子,夫人非常信任自己的丈夫。丈夫在夫人生日时送上翡翠骨子的扇子。一天,夫人听到流言,说丈夫最近和一名为埃尔琳夫人的女性交往,经过调查后确认丈夫向外转移了大量金钱。夫人责问丈夫,丈夫说将邀请该女性参加家庭舞会。心地善良的夫人以为见面后就能解除误会。

埃尔琳夫人是一位气质高贵的中年女性。夫人误会丈夫与埃尔琳的关系,投入经常恭维自己的达林顿的怀抱。埃尔琳得知此事后,来到达林顿的房间,告诉夫人必须相信自己的丈夫。埃尔琳夫人实际上是温德米尔夫人的生母,她要阻止女儿干自己曾经干过的傻事。

温德米尔夫人被埃尔琳夫人的真情打动,决定回家。正在此时温德米尔公爵等来到达林顿的房间。温德米尔夫人慌忙躲避,却忘记藏起扇子。扇子被发现时,埃尔琳夫人主动承认扇子是自己的,从而解救了温德米尔夫人。

第二天早晨,埃尔琳夫人带着扇子访问温德米尔家,请温德米尔公爵千万不要将此事告诉夫人,又请夫人千万不可将昨天的事情告诉丈夫。随后,埃尔琳夫人和二人告别。

王尔德

洪深的译文将人名、地名改编为中国式,除一部分情节外,基本是忠于原作的。[18]翻译剧本1924年连载于《东方杂志》第2号至第5号,后收录在《剧本汇编》第1集中。

从剧作梗概可知,该剧没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问题意识,后来加入协社的顾仲彝曾说:“这出戏是从英戏剧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温德米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改译过来的,描写上流社会的太太们情变的无聊戏剧,剧情平凡之至,内容亦极空虚,但对话流利警惕,俏皮动听。”[19]前面我们看到,话剧成立过程中比较重要的演出剧目均是具有一定社会性的作品,清末以来的戏剧运动向来重视戏剧的社会宣传功能。为何上海戏剧协社却选择了这个剧目呢?

洪深发表译作时即提出:“此剧当初颇享盛名,而至今仍脍炙人口者,以其所描摹者,不仅社会之恶状,并及人类生性之弱点也。夫社会恶状,与时而异,与地而异;惟生性之弱点,则古今万国,多有相同,故剧中所言,大似我国之情形也。”[20]当然洪深提出这个理由是比较无奈的。

本书第十一章里提到世界各国的自由剧场运动分为由以往的演员参加的制作型,以及慢慢培养业余人才的剧团型两种,剧团型在稳固根基后才演出易卜生作品,上海戏剧协社即属于剧团型。鉴于四年前新舞台《华伦夫人之职业》演出失败,上海戏剧协社考虑先进行大规模的新戏剧的公演,确立新的戏剧形态,所以妥协于上海观众,选择了《少奶奶的扇子》一剧。无论如何,正是因为选择了问题意识并不尖锐的佳构剧,其才赢得上海观众的接受。《少奶奶的扇子》此后两次被改编为电影[21]这个事实也说明该剧非常切合上海观众的喜好。上海戏剧协社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并确立了话剧之后,才于1925年5月31日演出了《玩偶之家》。

《申报》最早刊登《少奶奶的扇子》相关消息是1924年3月12日。[2]上海戏剧协社原先预定上演创作剧本,由于没有按时完成,才决定选择洪深改译的《少奶奶的扇子》。3月17日,团员举行会议,决定4月末之前的排练日程。每周三、六、日三天举行排练,星期三、六下午4点到6点两个小时,星期日是早晨9点至下午6点。以每天进行排练的现代职业剧团的标准来看,一个星期三天的排练根本不算多,但是和基本不排练就演出而遭到批判的文明戏以及当时的学生演剧相比,这种排练量还是前所未有的。

《少奶奶的扇子》演出广告(1924年4月5日《申报》)

排练至演出的整个过程中,《申报》、《民国日报》等经常刊登有关演出的消息,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上海知识阶层对该剧的兴趣。4月15日,报纸报道《少奶奶的扇子》首演定于5月4日举行。4月20日,国语师范的女学生以及第二师范的数百名学生观看了排演。在正式演出前,即5月2、3日,还举行了试演。2日招待剧团的母体即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观看,3日招待“教育界新闻界、艺术界及省教育会剧本审查会诸君”观看,当天入场人数大约为400余人。可见上海戏剧协社在演出前积极地进行了观众动员。

5月4日(星期天),《少奶奶的扇子》在职工教育馆迎来了演出的第一天。据《申报》刊登的广告,除4日外,10日(晚8点开演)、11日(下午2点开演)、17日(晚8点开演)、18日(下午2点开演),共计举行五次演出。演出票价根据时间不同而有所差异,4日、11日、18日全部席位均小洋三角(总计票数为500张)。10日、17日一元券100张,其余小洋三角。广告上没有刊登角色安排,根据剧评归纳如下:

徐少奶奶 王毓清

金女士  钱剑秋

徐子明  谷剑尘

刘伯荣  洪深

陈太太  朱仲英

长亦公  应云卫

李不鲁  陈先谟

吴八大人 王利云

陈秀云  朱岳

王昭   杨声初

王太太  贺仪昭

师爷   张仁寿

魏小姐  高璞

朱太太  王毓静

何小姐  藩金玉

菊花   陈焄

高同   孙少安

演出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当时有报道认为这次演出的成功是“允推为自有爱美的戏剧以来所仅有”[22]。还有剧评说“自春柳社以后好多年没见过这样的新剧了”[23]。五次演出均为满座,最后一天即18日,应未能买到票的观众的强烈要求,临时决定五点半举行追加演出[24],观众总计达3000人。[25]由于演出的成功,上海报纸刊登了诸多剧评。观看演出的茅盾于50年后回忆道:“我去一看,大开眼界,啊,话剧原来是这样的!……看了洪深导演的这个戏,很觉得了不起。”[26]

演出结束后,上海及其他地区人士写信希望上海戏剧协社再度举行公演。协社在报纸上发表了暂时无法举行演出的决定,然而此后要求重演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协社收回决定,于6月30日、7月1日、7月2日三天,在夏令配克影戏院每晚8点开演。由上可见此次演出的反响之大。重演时更换了若干演员。

重演也获得了成功。因为剧院不同,重演的票价为三元、两元,为首演时的几倍,但是6月30日的票在25日已经售完,其余两天的票也所剩无几,报道说“三晚上座极佳”[27]。(重演时的剧评提到观众的素质有所下降。[28])此后,有成员因为就职离开上海,所以上海戏剧协社的《少奶奶的扇子》就无法再次登上舞台了。

《少奶奶的扇子》缘何受到观众的欢迎?下文将从剧本、演员、观众等戏剧的基本要素考察其成功的理由。

通读剧本后立即能明白该剧作是由个性鲜明的出场人物之间的对话往前推进的,是名副其实的话剧,情节转换合理,不似文明戏那样无视人物性格胡乱改编,同时与受传奇影响、幕数过多的文明戏相比,该剧仅四幕。但仅从这几点来看,还无法区分该剧和《华伦夫人之职业》的不同所在。而且正如研究者们指出的,在问题意识方面,《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远远比不上《华伦夫人之职业》。那么,《少奶奶的扇子》在剧本方面的成功到底何在?

洪深自述翻译剧本时采用了非直译的改译方式,目的在于让当时上海的观众更容易接受。虽说是改译,但“但地名人名,以及日常琐事,均有更改,惟全剧之意旨精神,则力求保存本来”[29],改写的仅是表面上的东西,本质精神上仍然承袭原作。该作品内容前一节有所阐述,在此省略。

很多研究者指出,洪深的改译中出场人物的台词是相当流畅的中文。我们选取第二幕开头的一段与之前的翻译[30]进行比较。

潘家洵译《扇误》:

真怪,温爵爷会不在这里。霍先生也这样晚。你留住五次跳舞等他呢!

沈性仁译《遗扇记》:

很奇怪温特米尔勋爵怎么不在这里。霍泊尔先生也不早来。阿格赛你留了五次跳舞给他吧!

洪深改译《少奶奶的扇子》:

奇怪!子明怎么不在?王昭也迟极了。秀云,你等王先生来了再跳舞。

再看演员方面。《少奶奶的扇子》演出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女演员,这一点关系到话剧的本质,笔者将在另一节中详细讨论。在此谈一谈演员的团体即剧团。

关于剧团,洪深曾指出上海戏剧协社的体制是健全的。负责剧团实际工作的负责人有明确的指定,排练时间在当时也是比较充足的。洪深归纳了上海戏剧协社运营上的五大特征:组织的合理、责任的平均、劳作的精神、生活的刻苦、社员间的感情融洽。[31]

和剧团相关,洪深还指出指导剧团整体演出活动的导演的存在是成功的一大原因。通过演员的演技将剧本内容组织成统一而完整的世界再现于舞台时,衡量调整各个演员的演技和剧本,统一指挥演出排练的职能成为必需。在中国戏剧史上,至此还没有自觉担任此职务之导演的出现。洪深是在美国学到了导演的必要性。随着演出的成功,导演功能的必要性得到普遍认可。1924年4月1日《申报》报道:“目下该社正在努力排演,仍由洪深任导演之责……”[32]这是笔者查到的在中国戏剧方面最早使用“导演”一词的例子。

从各种报道、剧评、回忆录看,这个阶段的导演仅停留在指挥演出活动上,还未产生“二次创作”的意识。

提及演员,笔者还想指出与之相关的演出成功的理由。剧评透露:“我对这戏的表演,觉得十分满意……演员语言统一,扫除各处土腔”[33],“演员全用国语,均纯熟”[34]。即演员们演出时使用的不是上海方言,而是国语,虽然剧评透露他们的国语还不够熟练。[35]

追溯其历史,上海戏剧协社从一开始就主张使用国语。在此没有篇幅可以重溯清末以来的国语运动的历史,简而言之,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使用国语的观念已经在知识阶层中得到普及。话剧以使用标准语(国语、普通话)为原则,中国的现代话剧和日本新剧都遵循这个原则。在早期话剧中,春柳社体现了诸多和话剧相通的要素,即和其他剧团不同,一向使用国语。[36]本书最后一章将考察话剧是最直接反映社会近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戏剧形态,话剧的形成是适应国语普及等中国社会近现代化发展的结果。[37]

剧场方面,可以说成功的原因在于舞台美术受到好评。文明戏和改良京剧的舞台背景均为画上画的幕布,《少奶奶的扇子》则利用木材等制作了立体的道具。立体的道具是令观众信服舞台表演即如X光一样忠实再现现实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洪深说:“处理布景,光影,大小道具的技术,化妆与服装的技术,甚至广告宣传的技术,到表演《少奶奶的扇子》的时候,都获得了相当的满意的实践了”[38],“剧中所制布景,不仅吻合剧情,且极尽‘美’之一字”[39],“布景如此华丽,服装如此贵重,高尚则高尚极矣”[40]。当然剧评仅从表面上赞美了舞台美术,对为何需要这样的布景并未进行深入分析。

观众方面在前文已经有所论述,此处不再赘述。从这次演出中产生出来的观众层成为进一步推进话剧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成为话剧人才的供给源。

当然,《少奶奶的扇子》之所以成为话剧成立的标志、担负如此重大意义的原因,除了上述几点外,笔者认为男女合演的形式对于这次演出取得成功也是相当重要的。当时是上海戏剧协社社员的欧阳予倩回忆说:“自演《少奶奶的扇子》后,新剧男女合演之必要,渐能为人所信,而吾社之试验亦有相当之成绩。”[41]接下来简单谈一谈话剧与男女合演的问题。

中国传统戏剧的代表——京剧,本来是没有女演员的。以紊乱风纪为由,清朝法令禁止女演员进入城市。[42]然而到了清末,上海出现了京剧女伶。据说最早的京剧女班出现于同治末年、光绪初年(1870—1875),这样的女班称为坤班。光绪二十年(1894年),上海出现了坤班的专门剧场。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业戏剧的发展,江南地区流行“帽儿戏”即“女伶剧团”,京剧女班也开始在上海崭露头角。当然这是因为商业戏剧倾向追求新奇,另外上海租界也是清朝法令力所不及的地方。[43]

话剧的先行形态文明戏本来也不存在女演员,但随着进一步发展,1914年前后,女子新剧团以及打着男女合演旗号的剧团(民兴社)出现了。[44]女子新剧团中,男性角色也由女性扮演,民兴社则是男旦和女演员同时存在。[45]所以,我们不能将这些女演员看作是以彻底的男女合演为前提而出现的上海戏剧协社的女演员的前身。坤班以及文明戏的女演员们是否有足够的艺术自觉性也值得探讨。中国最早的话剧演出,即上海新舞台上演的《华奶奶之职业》,虽然是一部以女性角色为主的戏剧,但主要负责人汪仲贤根本没有采用女演员的打算。

那么,为何上海戏剧协社需要女演员?

如前所述,上海戏剧协社直接受到提出戏剧是“探索社会病根的X光镜”的民众戏剧社的影响并继承了这一理念,洪深自己的目标便是成为中国的易卜生。

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体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此即个性的解放。以洪深为首的上海戏剧协社成员们一定有着和胡适相同的问题意识,上海戏剧协社演出胡适《终身大事》即证明了这一点。

个性解放同时意味着人能够自觉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同的个性和性格,由此产生了否定传统戏剧中的行当即人物类型化演技的想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员的修养》集中论述了现实主义戏剧演技理论,其主张:“舞台艺术的基本目的,就是:创造角色的‘人的精神生活’,把这种生活用艺术的形式在舞台上传达出来。”[46]以生、旦、净、丑为代表的行当,是在按类型划分人物性格的前提下产生的。如周作人批评的那样:“我们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的。”[47]《新青年》等报章对传统戏剧进行强烈攻击,这些批判以他们所处的立场来看是很容易理解的。

戏剧应该像“X光镜”一样再现社会现实,所以塑造人物时不再依靠传统戏剧中的歌唱和舞蹈,而要求以出场人物的对话以及伴随对话的日常性身体动作推进戏剧,这才是人存在于现代现实生活中的标准形象。所以话剧一定是以对话和日常身体动作作为演技基础的戏剧。

日常的身体动作如果是演技的基础,则演员当然应该扮演最符合自身条件的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说:“任何精湛的演员技术都不能和天性相比。”[48]所以,原则上,话剧中的年轻角色应由年轻演员扮演,而老年角色则应该由老年演员扮演。演员即使通过努力也很难克服因年龄差异而产生的身体条件的变化(与此相反,传统戏剧中老年演员扮演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并不少见)。基于这样的立场,则女性角色当然是由女性扮演最为自然。话剧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女演员存在的必要性,反之,把以男女合演为前提的女演员的出现看作话剧成立的标志也是合理的。

话题再回到《少奶奶的扇子》。男女合演要想得到认可,演技娴熟的女演员则成为必要条件。《少奶奶的扇子》中出场的女演员演技如何呢?

《少奶奶的扇子》中有八位女性角色出场,主要人物是王毓清扮演的徐少奶奶以及钱剑秋扮演的金女士。这些女演员特别是钱剑秋得到了各剧评人高度的赞誉。下面是一些具体的评价:

剧中主角,则为王毓清所饰之徐少奶奶,钱剑秋之金女士,及洪深之刘伯英。表情细腻,熨帖入微,态度言语丝毫不苟,恰似剧中人身份,诚非易易。[49]

至于演员,平心而论,尚多可观。其中尤以钱剑秋之金女士最为自然逼真。[50]

钱剑秋女士扮金女士,轻盈流丽,八面玲珑。……真是个全才,大约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抚掌叫绝的。[51]

尤其是洪深与钱剑秋女士,他们的语调、他们的表情,无一处不具有吸人情感的魔力……[52]

当时的报刊剧评大都以描述剧评人的主观印象为主,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相信这些剧评的内容,但我们知道钱剑秋的确受到观众的欢迎。剧评中使用了“恰似剧中人身份”、“自然逼真”等描述也是值得注意的。

男女合演的确立同时意味着女演员的确立。上海戏剧协社的男女合演从前一年的《终身大事》演出就开始实行了,而《少奶奶的扇子》的巨大成功让社会知道了男女合演的必要性。

那么,上海戏剧协社中出现女演员是基于艺术上的理由吗?和文学美术不同,戏剧在上演时需要非特定的观众的存在,因此是最容易受社会制约的艺术形式。即使是艺术发展的必然,如果不具备社会条件,则女演员也不可能出现。上海戏剧协社不是职业剧团,而是爱美的(业余)剧团。所以上海戏剧协社的女演员不是社会当中的特殊群体,而是普通市民。

值得注意的是,报道上海戏剧协社活动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反对女性演剧的言论。这和日本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53],日本新剧女演员刚刚出现时,社会围绕一般女子参加戏剧活动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第十二章也提到,北京社会对女演员的出现表现出强烈的抵制情绪,而上海则相对是比较开放的。

话剧女演员在没有受到社会抵触的情况下便得到了普遍认可,上海的开放性背后的各种社会背景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作过分析,而实际上原因并不仅仅如此。女子学校学生参与上海戏剧协社的创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戏剧》第1期刊登的冰血的《演剧初程》中说:“自从文化运动发展后,新剧的地位愈觉重要。于是乎各处团体同学校演剧的热度,一天高一天。”翻开当时的《申报》,五四运动后的1919年6月30日,中西女塾[54]演出《女子》,直至《少奶奶的扇子》公演的1924年之间,经常有女校学生演剧的相关报道。报道显示这些演出的大部分均对外公开,而没有被报道的学校内部的演出应该更多。上海戏剧协社的主要女演员都有曾经参加女校学生演剧的经历。由此可见,上海戏剧协社女演员登场的背景是五四运动影响下上海女校学生演剧的兴起。

关于《新青年》使得女性解放的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普及,五四运动中大部分女学生直接参加各种游行、政治集会、街头宣传等[55]现象已经有诸多前人研究。政治活动和戏剧活动都是向不特定的人群直接表现自我的行为。有趣的是,《申报》关于女校学生演剧的报道也正式开始于五四运动之后。而在日本,正如禁止女性参加政治集会的《治安警察法》得以发布(1900年制定,1922年才删除禁止女性参与政治活动的条款)那样,女演员出现的时代,社会对女性参加社会活动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

从社会性来看,上海戏剧协社的女演员依然是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和传统戏剧以及文明戏的女演员有着明显的区别。需要这样的女演员,并促使她们登上舞台的新的戏剧形态本身也是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产物。

清末戏剧改良运动以来的戏剧近代化变革在1924年5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在此时确立了新的戏剧形态的成立。这种戏剧形态即话剧,是一个在当时还未得到普及的剧种名称。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搞清了《少奶奶的扇子》成为中国话剧成立之标志的理由。

据洪深回忆[56],上海戏剧协社成功上演《少奶奶的扇子》后,包括洪深自己在内,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得意忘形,组织纪律涣散,演出也缺少了往日的精彩。1928年末1929年初,由于内部对立,洪深被迫脱离上海戏剧协社。钱剑秋等在《少奶奶的扇子》中得到高度评价的女演员也从话剧界消失了。华丽的成功成了失败的开始,上海戏剧协社最终也未能幸免于艺术团体容易落入的怪圈。

尽管如此,《少奶奶的扇子》在中国戏剧史上仍是一次开创性的演出。洪深说:“民国十三年(1924)以后,环境很有利于戏剧创作:学校剧团,以及小市民组织的爱美剧团,一天天增多起来了,他们都需要那可以上演的剧本;而各地的书店,因为有人购买戏剧单行本的缘故,也肯刊印创作的剧集了。”[57]《少奶奶的扇子》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刺激和推进了戏剧运动的发展,同时1924年以后出版的剧本数量急剧增加。《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收录1923年之前出版的剧本数量为每年1~3种,而1924年达到9种,1925年则增加到11种[58],此后仍呈上升趋势。在这个潮流的推动下,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国最早的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以及标志着中国话剧走进成熟阶段的剧作家——曹禺出现了。话剧的成立及成熟无疑意味着近代剧在中国的成立及成熟。

注释

[1]笔者通过《申报》确认的上海戏剧协社的演出时间,和一直广泛流传的应云卫的回忆显示出诸多不同。下面是《申报》上登载的全部公演的日程。公演次数注有“?”的地方为笔者的推测,广告中没有明示。

1923年

5月27、28日《孤军》、《英雄与美人》(第1次公演)

7月1日《终身大事》

8月13日《终身大事》

8月26日《终身大事》(实习会)

9月22、23日《终身大事》、《泼妇》(第2次公演)

9月30日《泼妇》

12月9日《泼妇》(第3次公演?)

1924年

1月19日《心狱》(第4次公演?)

2月10日《好儿子》(第5次公演?)

3月3日《好儿子》(第5次公演?)

5月4日、10日、11日、17日、18日《少奶奶的扇子》(第6次公演?)

6月30日《少奶奶的扇子》

7月1日、2日《少奶奶的扇子》

12月7日、14日、21日、22日、25日《好儿子》、《月下》、《回家以后》(第7次公演?)

1925年

5月24日《傀儡之家庭》(试演)

5月31日《傀儡之家庭》(第8次公演)(www.xing528.com)

1926年

1月10日《黑蝙蝠》、《第二梦》(第9次公演?)

1月16日、17日《黑蝙蝠》、《第二梦》(第10次公演?16日仅演《第二梦》)

1月23日、24日《第二梦》(第11次公演?)

11月14日—16日《第二梦》(第12次公演?)

1929年

5月25日《血花》(第13次公演)

6月2日《血花》(第13次公演)

1930年

5月17日、18日、24日、25日《威尼斯商人》(第14次公演)

6月21日、22日《威尼斯商人》(第15次公演)

1933年

9月16日、17日、18日《怒吼吧,中国!》(第16次公演)

10月8日、9日《怒吼吧,中国!》(第16次公演)

[2]和《少奶奶的扇子》有关的《申报》、《国民日报》的报道如下所示。制作此目录时,参考了倪百贤、王潮凤编,朱建明校《〈申报〉戏曲文章索引》(《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编《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4期,上海艺术研究所,1987年9月20日)。

《上海戏剧协社又将演戏》,《申报》1924年3月12日。

《〈少奶奶的扇子〉将开演了》,《民国日报》1924年3月20日。

《上海戏剧协社明晨排练英国剧》,《申报》1924年3月22日。

《戏剧协社英剧要脚已定》,《申报》1924年4月1日。

《上海戏剧协社排演新剧》,《申报》1924年4月4日。

《英国名剧将开演》,《申报》1924年4月16日。

《〈少奶奶的扇子〉消息》,《民国日报》1924年4月21日。

《〈少奶奶的扇子〉布露》,《民国日报》1924年4月29日。

《上海戏剧协社后日开演名剧》,《申报》1924年5月2日。

《上海戏剧协社今日公演名剧》,《民国日报》1924年5月4日。

《上海戏剧协社今日公演名剧》,《申报》1924年5月4日。

冰白《评〈少奶奶的扇子〉》,《民国日报》1924年5月5日—5月8日。

瘦鹃《介绍名剧〈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5日。

《〈少奶奶的扇子〉公演记》,《民国日报》1924年5月6日。

红霞《谈上海戏剧协社之〈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6日。

钱玲云、郑晓凤《评戏剧社〈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8日。

何味辛《评〈少奶奶的扇子〉》正续,《民国日报》1924年5月9日、10日。

《戏剧社二次公演新剧》,《民国日报》1924年5月10日。

《戏剧社今晚演〈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10日。

《〈少奶奶的扇子〉再演两次》,《民国日报》1924年5月13日。

唐若怯《评新剧〈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13日。

吴哀吾《〈少奶奶的扇子〉摘评》,《申报》1924年5月14日、15日。

《〈少奶奶的扇子〉今日复演》,《民国日报》1924年5月17日。

《戏剧社复演〈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17日。

《戏剧社之欢宴会》,《民国日报》1924年5月18日。

瑛《评〈少奶奶的扇子〉》正续,《民国日报》1924年5月18日、19日。

TY生《评〈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19日。

《〈少奶奶的扇子〉尾声》,《民国日报》1924年5月20日。

《上海戏剧协社之庆功宴》,《申报》1924年5月20日。

海角秋声《评〈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5月24日。

《戏剧社将重演〈少奶奶的扇子〉》,《申报》1924年6月6日。

《〈少奶奶的扇子〉复演无望》,《申报》1924年6月10日。

《〈少奶奶的扇子〉模演记》,《申报》1924年6月16日。

《〈少奶奶的扇子〉已定复演》,《申报》1924年6月20日。

《〈少奶奶的扇子〉定期复演》,《民国日报》1924年6月20日。

双修《〈少奶奶的扇子〉之新评》,《申报》1924年6月21日。

《〈少奶奶的扇子〉之重演期》,《申报》1924年6月22日。

《〈少奶奶的扇子〉复演演员已定》,《申报》1924年6月24日。

《〈少奶奶的扇子〉消息》,《民国日报》1924年6月24日。

《〈少奶奶的扇子〉首晚座券已罄》,《申报》1924年6月25日。

《〈少奶奶的扇子〉复演期近》,《民国日报》1924年6月25日。

濮讯《〈少奶奶的扇子〉复演的希望》,《民国日报》1924年6月28日。

红霞《〈少奶奶的扇子〉昨晚重演》,《申报》1924年7月1日。

《〈少奶奶的扇子〉今晚末次表演》,《申报》1924年7月2日。

《〈少奶奶的扇子〉复演告竣》,《申报》1924年7月3日。

《〈少奶奶的扇子〉尾声》,《民国日报》1924年7月3日。

冰伯《前晚〈少奶奶的扇子〉》,《民国日报》1924年7月4日。

【注释】

[1]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第104页。

[2]葛一虹编《中国话剧通史》(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3]《剧本汇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

[4]《上海戏剧协社开会纪》(《申报》1923年1月15日)。

[5]《上海戏剧协社将举行第一次表演》(《申报》1923年1月31日)。

[6]《上海戏剧协社将举行第一次表演》(《申报》1923年1月31日)。

[7]《剧本汇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

[8]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总目提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9]《上海戏剧协社明日举行会议》(《申报》1923年7月14日)。

[10]《剧本汇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1928年)。

[11]根据『講座英米文学史七 劇Ⅲ』(大修馆书店,1992年)收录「アメリカの演劇」(“美国的戏剧”)一(冈崎凉子执笔)等。

[12]以上的经历主要根据孙青纹《洪深小传》(《洪深研究专集》)。

[13]《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吗》(《良友画报》1935年第108期)。笔者所见为《洪深文集》第4卷(1988年第2次印刷)所收。

[14]稍作补充的话,《终身大事》的主人公——一对恋人、《泼妇》的主人公的丈夫都姓陈,《终身大事》中两个年轻人离开乘坐的汽车在《泼妇》中作为接小妾回家的道具被使用。在今天看来,虽然这些地方也许纯属巧合,但将《泼妇》看作《终身大事》的续篇也是很有意思的。

[15]应云卫《回忆上海戏剧协社》(《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2集)。不过,正如前文经常提及那样,此回忆录作为研究资料的可信度不高。虽然无法断定三人是否真为务本女学的学生,但是三人是女学生这一描述应该是正确的。

[16]《终身大事》、《泼妇》的演员分派依据的是《申报》1923年9月22日的《戏剧学社表现新剧》。

[17]《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吗》。不过1月19日上演的《新狱》仍然是男演员扮演女性角色。男女合演彻底确立还得等到《少奶奶的扇子》演出之后。

[18]原作和译作有一部分细小的差别,如原作中温德米尔夫人主动看丈夫的存折,而《少奶奶的扇子》里则是徐少奶奶吩咐师爷确认支出。

[19]《上海戏剧协社的过去》(《戏》1933年第1期)。

[20]《少奶奶的扇子改译序录》(《东方杂志》1924年第2卷)。另外,白井启介「洪深の扇―Lady Windermere's fanから『少奶奶的扇子』へ」(文教大学『文学部紀要』第11卷第2号,1998年)分析了《少奶奶的扇子》的内容和文体,有一些观点和笔者相异。

[21]据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记录,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导演张石川、洪深)、1939年华新影片公司(导演李萍倩)将该剧拍成电影。

[22]《申报》1924年6月6日。

[23]《申报》1924年5月5日。

[24]《申报》1924年5月20日。

[25]《申报》1924年6月6日。

[26]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49页。

[27]《申报》1924年7月3日。

[28]《民国日报》1924年7月4日。

[29]据程季华等《中国电影发展史》记录,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导演张石川、洪深)、1939年华新影片公司(导演李萍倩)将该剧拍成电影。

[30]沈性仁译《遗扇记》(《新青年》第5卷第6号,第6卷第1、3号);潘家洵译《扇误》(《新潮》第1卷第3号)。

[31]《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1935年,第63页)。

[32]《申报》1924年4月1日。

[33]《民国日报》1924年5月5日。

[34]《申报》1924年5月8日。

[35]《申报》1924年5月14日、15日。

[36]《中国剧运先驱者怀旧座谈会》(《光明》第2卷第2号,1937年5月)中欧阳予倩的发言。

[37]论及此问题的有平田昌司「目の文学革命·耳の文学革命―1920年代中国における聴覚メディアと『国語』の実験」(『中国文学報』58,1999年)等。

[38]《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1935年,第63~64页)。

[39]《申报》1924年5月8日。

[40]《申报》1924年5月6日。

[41]《剧本汇刊》第1集(商务印书馆,1925年)序。

[42]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收录的清圣祖朝“禁止戏女进城”等。

[43]以上见北京市艺术研究所、上海艺术研究所《中国京剧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

[44]根据《申报》刊登的广告,民兴社初演是在1914年9月19日。

[45]钝根《二三晚观民兴社剧》(《申报》1914年9月26日)。

[46]スタニスラフスキ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山田肇译『俳優修業』第一部(未来社,1975年新装第一印)第二章「演技が芸術である場合」(“演技是艺术的情况”)。该日文版根据英文版翻译。中文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第2卷《演员自我修养》(中国电影出版社,1959年第1版)根据俄文版翻译,跟日文版有些地方不一致。根据俄文版翻译的日文版『俳優の仕事』(未来社,2008年)是在『中国話劇成立史研究』(2005年)之后才出版的,所以笔者未能参阅该版本。

[47]《论中国旧戏之应废》(《新青年》第5卷第5号)。

[48]スタニスラフスキ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山田肇译『俳優修業』第一部第二章「演技が芸術である場合」。

[49]《申报》1924年5月13日。

[50]《申报》1924年5月14、15日。

[51]《申报》1924年5月19日。

[52]《民国日报》1924年5月18日。

[53]松本伸子『明治演劇論史』(演剧出版社,1980年)第十二章“四 演员的培养·女演员的培养”中有详细论述。

[54]该校女学生不久后上演了梅特林克的《青鸟》。请参看茅盾的《我走过的道路》(上)。

[55]中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运动史》(春秋出版社,1989年)、小野和子『中国女性史』(平凡社,1978年)、中山义弘『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女性解放の思想と行動』(北九州中国书店,1983年)。

[56]《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1935年,第63页)。

[57]《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1935年,第70页)。

[58]贾植芳、俞元桂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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