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篇：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美国学者(1837)

会长先生及诸位，谨向你们祝贺又一个文学年度的开始。我们年复一年的周年纪念活动，是以希望为主，可能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做。我们的聚会，并非像古希腊人那样，仅仅是为了角力竞技，或者是表演史诗、悲剧与合唱；也不像中世纪的意大利浪漫诗人那样，为着爱情和诗兴而大张旗帜；甚至不像我们在英国与欧洲各国都会的同时代人，他们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定期地开会聚首。迄今为止，我们的周年庆典仅仅是一种友善的象征而已，它表明我们这个民族虽然过分忙碌，无暇欣赏文艺，却仍然保留着对文艺的爱好。尽管如此，这个节日也是值得我们珍惜的，因为它说明文艺爱好是一种无法消除的本能。但是，这种本能理应更进一步，它将会变更一新——也许这变更的时刻已经到来。美洲大陆的懒散智力，将要睁开它惺忪的眼睑，去满足全世界对它多年的期望——美国人并非只能在机械技术方面有所成就，他们还应该有更好的东西奉献人类。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在我们四周，有成百上千万的青年正在走向生活，他们不能老是依赖外国学识的残余来获得营养。有些事件与行动发生了，它们必须受到歌颂，它们将会歌颂自身。谁能够怀疑我们的诗歌复兴?谁敢说它不会迈入一个新时代，就像天文学家宣布的那颗天琴星座中闪闪发亮的明星，终究有一天会变成光照千年的北极星?

怀抱着这一希望，我接受了讲演的题目——“美国学者”。而今天的题目不仅仅符合我们协会的习惯，也是由它的性质所限定了的。年复一年，我们来此相会，以便阅读“美国学者”传记中新的一章。让我们来探究，新的时代与新的事件是怎样改变他的性格，刷新他的追求。

有个从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寓言，它含带着意想不到的智慧。说是在创世阶段，众神把“人”分成了 “人群”，以便人能更好地照料自己；这好比一只手分成五指之后，手的用处就会更大。

这条古老寓言中隐含着一个永远新颖而高尚的寓义。这就是：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或是通过其中的一种禀赋得以体现；你必须观察整个社会，才能获得对完整的人的印象。所谓“人”并非只是指一个农夫，或一位教授，或一位工程师，而是他们全体的相加。“人”是神父、学者、政治家、生产者、士兵。在分裂的，或者说是社会的状况下，上述的职能被分派给每一个个人，而他们中的每一个都致力于完成共同工作中分派给他的定额;与此同时，人们又相互弥补着自己。这个寓言暗示，个人若要把握他自己，就必须时常从自己的分工职能中脱离出来，去了解一下其他劳动者的感受。然而不幸的是，这原初的统一体，这力量的源头，早已被众人所瓜分，并且被分割得细而又细，抛售无贻。就好像是泼撒开的水滴，再也无法汇拢。社会正是这样一种状态：其中每一个人都好比从躯体上锯下的一段，它们昂然行走，形同怪物——一截手指、一个头颈、一副肠胃、一只臂肘,但从来不是完整的人。

“人”于是演变成为某一样东西，或许多种东西，农夫很少感受到他职务的真正尊严，并为之欣喜，因为他不过是“人”分派到田里收集食物的一部分。他只看见他的箩筐与大车，此外一无所视，于是他降级为一个农夫，而不再是农场上的“人”。 商人极少认为他的生意具有理想的价值，他被本行业的技艺所支配，灵魂也沦为金钱的仆役。牧师变成了仪式，律师变成了法典，机械师变成了机器，水手变成了船上的一根绳子。

在这种职能分配中，学者被指派去代表知识。正常状态下，他是所谓“思想着的人”。在糟糕的情况下，当他成为社会的牺牲品时，他就偏向于成为一个单纯的思想者，或者更糟一些，变为别人思想的鹦鹉学舌者。

以这种观点看待“思想着的人”，学者自身职能的道理就包含在其中了。大自然以它一切平和或教训的图画劝导他，人类的历史教育他，未来则邀请他。其实，每一个人岂不都是一个学生，天下万物不正是为了学生而存在的？而且，归根结底，真正的学者难道不正是掌握了自然奥秘的大师吗?然而，古谚语说得好，“万物皆有两端，当心错执一头”。生活中，学者往往也像其他人一样犯错误，并且有时背离他专有的职能。让我们看看他在学校里的情况，同时根据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衡量他。

一

大自然之于人类心灵的影响，具有首位的重要性。白天有太阳的照耀，日落之后则是夜空与星星。风总是在吹，草不断地生长。每日每夜，世上的男人和女人都在谈话，观察，或被别人观察。所有的人里，学者最多地受到自然景象的吸引。他必须在自己心目中确定它的价值。大自然对于他来说是什么?这绵延不绝、无可解释的上帝之网，既无起点，亦无终点，却带着循环的力量，不断返回它自身。如此规律之中恰恰反映着学者本人的精神，他永远不可能找到自己心灵的端末——它包揽一切，宽广无限。大自然的光辉也是同样深远，它层层相迭，像光线一样蔓延，上下纵横，没有中心，没有周边——无论是以整体或是以零星的形式，大自然都急切地要向人类表白它自己。这就导致了分类的开始。对青年人来说，每样东西都是特别而独自存在的。渐渐地，他学会了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找出其间共有的性质；然后是3件事情，再往后是3000件；他因此被自己的综合本能所支配，继续扩展联系，除去不规则现象，发现潜在的关系网络，由此而聚拢各种相距甚远的事物，在一种理论基础上得出概括结论。不久，他又会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一直进行着积累与分类工作。而分类的意义何在？不过是要证明事物非杂乱无章，也不是怪异生疏的，它们都遵循一定的规律，这同时也正是人类心灵的规律。天文学家发现，几何学作为人类心灵的一种抽象物，可以用来测量行星的移动。化学家则发现一切物质中都含有比例和可以理解的原则。科学不是别的，它无非是在相距遥远的事物之间发现类比与共性。具有雄心壮志的人坐下来研究每一种困难的事实，将奇异构造和新颖力量逐一分门别类，并运用洞察力，赋予各种组织中的每一根纤维以生命活力，持续地考察着自然的边缘。

于是，这宇宙穹盖下的小学生便会感觉到，他与大自然是同根所生；一个是叶子，一个是花朵；联系与同情在每根血管中呼应着。这条共有的根是什么？它不正是他灵魂的灵魂么？ 这个想法太大胆，这个梦想过于荒唐。然而，等到这精神之光照亮了自然的原始法则之后——或者当人学会了崇尚心灵并发现当今的自然哲学正是心灵第一次强有力的探索之后，人肯定会向前展望，以便寻找某种不断发展的知识，最终变成一个创造者。他将会见到，大自然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它从各个方面印证心灵的问题。一个是印鉴，另一个是印记。自然之美正是人类心灵之美。自然法则也就是人类心灵的法则。因此自然成为人度量自己成就的尺子。他对自然仍有多少无知，他对自身也就有多少无知。总之，古代那条箴言，“认识你自己”，与现代这条格言“研究大自然”，终于合并为一了。

二

第二条对于学者心灵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是以往人类的思想——无论是以什么形式，也无论它是文学，艺术，或是某种制度，历史都会在今人的心灵上打下烙印。书籍是历史影响中最好的一种，或许我们应该抓住这一真理——即鉴于书籍的价值本身，也有助于了解它的巨大影响。

书籍的本意是崇高的。最早的学者感受并沉思他周围的世界，使之按照自己心灵的逻辑得到重新安排，再加以新的表述。进入他心灵时是生活，出来时却成了真理。短暂的行动经由他的心灵，便产生出不朽的思想。世俗事务穿越他而过，出来时却变成了诗歌。过去这只是僵死的事实，现在却变为活的思想，它能够站立，能够行走。它或停，或飞，或给人以启发，最初孕育它的心灵有多么深沉，它就会飞得有多么高，唱得有多么久——两者的比例十分精当。

或许我可以说，人的思想形成有赖于那种将人生转化为真理的深入程度。这蒸馏提纯越是彻底，制成品的纯净度越高。然而没有绝对的完美。正如没有一只抽气泵能够造成完全的真空，也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在他的书里摒除所有传统的、地域的、过时即废的东西，或是写出一本纯粹思想的书，并使得它在各方面都适用于远久的后代，就像它适用于现代，或下一代人那样。我们发现，每一代人必须写出他们自己的书；或者不如说，每一代都为下一代人写书。远古时代的书籍并不适用于此时。

可是这便产生出一桩严重的玩笑。创作，即思想的行动，本身所特有的神圣性在此过程中被转换成为纪录文字。人们觉得吟唱时的诗人是神圣的；由此诗也被看作是神圣的了。作家有着公正而智慧的心灵；于是他的书也被公认是完美的了。这就像人们对英雄的热爱蜕变为对其塑像的盲目崇拜。结果，书籍变成了有害之物，精神导师竟沦为暴君。芸芸众生迟钝而遭受过扭曲的心智，在接纳理性感化时开启的速度很慢。但是它一旦开启，接受了书的教诲，就会执着于此，并在其信念遭受诋毁时大吵大闹，绝不让步。在这顽固信念的基础上，我们建立起大学，思想家们也为此写出著作——不是“思想着的人”，而是那些虽有才能，出发点却错了的人。他们以公认的教条为据，而不是着眼于他们对原理的领悟。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赛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一点：当西赛罗、洛克与培根写下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些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因此，我们拥有的只是书呆子，而不是“思想着的人”。因此，我们所谓的书本知识阶级，他们爱书如命，却与自然和人类的天性相去甚远，反而在世界与灵魂之外建立起某种“第三类秩序”。于是便有了各种藏书家、校勘家和狂热的注释学者。

书籍使用得当时，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怎样才叫作使用得当呢？那使用所有手段才可以达到的唯一目标究竟又是什么呢?它无非是要给人以启发。我宁可不读书，也不愿意任由书的引力把我拖出自己的轨道，以至于我从一个宇宙变成一颗卫星。世上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活跃的心灵。这是每个人都有权享有的。每个人自身都包含有这颗心灵，尽管多数人的心灵受到了滞塞，有些人的心灵还没有诞生。活跃的心灵能看见绝对的真理，能表述真理，或者进行创造。在这种活动中，心灵确是一种天才。它不是少数几个人蒙上天垂赐的特权，而是人人都有的正当资产。心灵的本性是循序渐进的。书籍，学院，艺术流派和各类机构，都因天才的某一句过往言语而停滞不前。这样很好，人们说道——让我们坚持这一点吧。就这样他们把我限制起来。这些人总是向后回顾， 而不是向前瞻望。然而天才是往前看的。人的眼睛永远长在前额上，而不长在脑后。常人怀抱希望，天才却去创造。无论一个人的天赋有多高，只要他不创造，他就不会拥有上帝智慧的清纯泉涌——或许已经有了煤块与烟雾，但却点不着火焰。世上既有创造性的举止，也有创造性的行为和言词。这些举止、行为和言词并不说明背后有任何习俗或权威的根据。它们仅仅是从心灵自身的良知中自然喷涌而出的。

从另一方面说，假如心灵不具备自明的能力，而是从另一颗心灵那里接受真理，即使这真理的光辉滔滔不绝，接受者却没有定期的反省、诘问和自我发现，结果仍然会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天才如果拥有过分的影响，他就足以成为自己的敌人。每个国家的文学都能证明我的这一论点。英国的诗剧作家至今已经历200年的莎士比亚“化”了。

毫无疑问，存在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即严格地让书服从于读者。“思想着的人”绝不应该受制于他的工具。书籍是供学者用来消闲的。当他能够直接理解上帝的智慧时，他无须将宝贵的对间浪费在阅读他人的读书摘记上。但是总会有不时来临的混沌阶段，这是不可避免的——当阳光被遮盖，群星失掉了光彩——我们退回到油灯之下，凭借它微弱的光线，继续引导我们走向东方，那是黎明的所在。我们倾听，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发言。有条阿拉伯谚语说，“一棵无花果树，看着另一棵无花果树，就结出果实来”。

我们从最优秀的书籍里获得的那种愉悦是值得一提的。它们使我们确信，作者与读者间充满着理解。当我们阅读英国的大诗人乔叟、马伏尔、德莱顿的诗章时，会感受到完全是现代的喜悦——我是说，那种快乐大半是由于他们的诗句凝缩了一切时间所造成的。我们的惊喜中含有混杂着的惊奇和欢乐，因为那个诗人尽管生活在过去的世界，距今两三百年之前，而他却说出了贴近我心灵的话，是我差一点没想到，或者没有说出来的。为了从哲学原理上提供证据，说明所有心灵的这种共同性，我们应当假设有某种预先设定的和谐,有某种尚未诞生的心灵的远见，以及为了将来的需要而预先进行储备的可能。这如同我们观察昆虫时所见到的那样，它们在死去之前为后代准备食物，而自己却根本看不到幼虫。

我不会因为对系统理论的偏爱，或在夸张了的本能驱使下，去贬低书籍的价值。人所共知，人类的身体可以从任何食物中摄取营养，哪怕是吃煮熟的草，喝皮鞋炖出的汤。同样，人的心灵也可以从任何知识中获得营养。过去曾经有过一些英雄般的伟人，可他们除去从书页上获得一些消息，几乎一无所知。我只想说，要经受这种饮食，须得有一个坚强的头脑。会读书的人应该是一个发明家。正如格言中说的，“若想得到印第安人的财富，就应该学会他们的技能与知识”。因此，既要有创造性的写作，也要有创造性的阅读。当心灵得到劳动与创造的支撑时，任何书籍都会页页生辉，意义倍增。每一个句子的含义都扩展了，作者的意识变得像世界一样宽广。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一桩事实：即过去的智者圣贤在漫长的沉重的岁月里产生真知灼见的机会并不很多。同样，记录他灵感的文字可能仅仅占了他著作的一小部分。有鉴赏能力的读者在阅读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时， 只去读那份量最少而最有益的部分——即先知启示录中最具真实性的声音——而把其余的东西摈弃一空，好像它们不是世代相传的柏拉图或莎士比亚著作。

当然，对一个智慧的人来说，有一些必不可少的规定阅读。 比如历史与精密科学，就必须通过细读熟记才能掌握。与此相仿，大学也有着它不可或缺的功用，即教给学生基础知识。但是如果要大学发挥更高的效用，它们就必须不仅仅依靠训练，而应当鼓励创造。它们必须从各处征集具备不同才华的学生，将他们聚集到大学温暖的校园里，再用强劲的知识火焰，点燃这些年轻人的心智。思想和知识是自然的产物，对于它们来说，器具和仪表并无帮助。学位礼服与教育基金（即使它足够建造黄金之城），也敌不过小小的一段至理名言。如果忘掉这一点，那我们美国的大学即使一年年富裕起来，也会逐渐降低它们在公众中的重要性。

三

有种世人公认的观念，以为学者应当是个幽居隐士，是个羸弱无为的人——不适于做任何手工或集体劳动，就如同一把铅笔刀无法当斧头使用。那些所谓的“务实者”讥笑成天冥思苦想的人，仿佛他们因为思考和观察，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了。我曾听说，教士们过去往往被人当作女性谈话者，因为他们听不得粗鲁随意的男人言谈，而只能说一种造作和柔软的语言——其实与所有其他的阶级相比，这些教士们更能称得上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学者。他们时常被剥夺了公民权，而且确实有人宣称他们应当始终独身。如果真有这种情况，它对于知识阶级是不公正和不明智的。行动对于学者来说是次要的，然而又是必须的能力。没有行动，他就称不上是个人。没有行动，思想也就永远不能发育为真理。当世界像美丽的云层浮动在眼前时，懒惰者连这也看不到。静止不动是一种怯懦。没有勇气的心灵造就不了一个学者。行动正是思想的序言。通过它，思想才从无意识过渡到意识。正因为我生活过，我才获得现有的知识。于是我们很快便能辨明，哪些词句里饱含着人生经验，而哪些言 语里一无意义。

这世界——即心灵的影子，或另一个自我——广阔地环绕在我们四周。它的种种吸引力都像钥匙一样，开启我的思绪，引导我认识自己。我急不可耐地冲入这充满回声的热闹世界。我紧紧抓住身旁人的手，站到我在竞技场的位置上，去受苦，去奋斗，而我的本能告诫我：只有这样，那无声的深渊才会回荡起说话的声音。我冲破这深渊的约束，消除它的恐惧，我在自己不断扩展的生活范围里重新安置它。我从生活中获得多少经验，我就能开垦多少无知的荒野，或者说我就能扩大多少自我的领地。我无法理解，人怎样能舍得放弃他能够参加的活动，只是为了担心神经衰弱，或失去一场午觉。活动会给他的言谈增加珍贵的材料。劳累、灾难、激愤与贫困都会教给我们雄辩和智慧。真正的学者舍不得放过每一个行动的机会，他会觉得这如同是在放弃权力。

行动正是一种原料，智力用它制作出璀璨夺目的产品。这也是一个奇异的过程，它将经验转化为思想，宛如把桑叶变成了锦缎。而这种生产过程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

我们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行动与事件，现在成了我们平静回顾的对象。它们像漂亮的图画在空中展现。而我们新近的行动，以及我们手中正在处理的事务，就并非如此。对这些事情，我们还无法仔细地进行反思。我们的情感仍在其中循环缠绕。我们对它的感觉和认识，就如同对自己的脚、手、或头脑那样不自觉。新的行为还只是生活里的一个部分，它需要一段时间继续沉浸在我们无意识的生活中。等到某个回顾的时刻，它将会像熟透的果实一样脱落下来，变为心灵中的一个想法。一刹那间，它被提升了高度，改变了形状，短暂平庸的事物被赋予了不朽的性质。于是它成为一件美的东西，不论它原先的根源和环境是多么低下。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要想让这件事提前发生也是不可能的。一只彩蛾在它依旧是虫蛹的阶段，它是既不会飞，也没有光彩的。可是突然之间，正在我们察觉到变化之前，同一个生命就展开美丽的双翼，变成智慧的天使了。所以，在我们的个人经历中，没有哪一桩事不会迟早失掉它依附于人生的枯燥形式，从我们身上升入云空，令我们大吃一惊。摇篮，童年，学校和操场，让人害怕的大男孩、狗与戒尺，可爱的小姑娘和草莓，以及许许多多别的事实，它们曾经是天大的事情，可现在都过去了。而朋友与亲戚，职业与党派，城镇与乡村，民族与世界，这些事情却必然会升腾起来，欢声歌唱。

当然，那种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健康的行动的人，无疑会获得最丰富的智慧的回报。我不愿使自己隔绝于这个充满着行动的世界；不愿把一棵橡树移植到花盆里，让它在那里挨饿并枯萎;也不愿意偏重某种自己特有的才能，像萨伏伊人那样耗尽它的储备。那些萨伏衣人靠着雕刻牧羊童、牧羊女和吸烟的荷兰人的木像维持生计，并向整个欧洲兜售小玩意。有一天他们上山寻找木料，却发现已经用尽了最后一棵松树。我们有些作家已经写尽了他们的积累。出于可贵的谋虑，他们乘船前往希腊或巴勒斯坦，跟随猎人深入草原，或者去漫游阿尔及利亚，以便补充一些易销的货物。

一个学者，即便是为了寻找一个词汇，他也应当急于行动。生活是我们的字典。生活是美好的，无论你是在乡间劳动中度过，还是在城镇，深入地观察各种商业与制造业，与那里的众多男女开诚布公地交往，或是从事科学与艺术——这些都很有意义。唯一的目的是要从各方面掌握语言，用它来描绘和反映我们的见解。从一个人的言谈上我可以立刻了解，他是否充分地生活过。生活就像一座采石场，我们从中采集砖瓦石料，用在今天的建筑里。这正是学习语法的途径。而那些大学与书籍仅仅是抄录由田野和工场创造的语言。

然而与图书一样，行动的最后一桩好处（它比图书更好）在于：它本身是一种资源。大自然在各种现象里体现出它的起伏不定的运动规律,比如人的呼吸，欲望与厌倦，海洋潮汐，日与夜，热与冷，以及那种包含在每种物质里的所谓“磁场引力”——即牛顿称之为“间歇性的自由传输与反射”的现象。这些正是大自然的定律，因为它们也是心灵的定律。

人的心灵时而思考，时而行动，如此反复更迭，相互引发。艺术家有时用尽了自己的素材，不能再依赖狂想作画，此时他思想枯竭，书本也令其生厌——可是他总是拥有生活这一不尽的资源。个性比才智更重要。思想是一种机能，而生活则是这机能的执行者。溪流总可以追溯到它的源头。伟大的灵魂不仅在思想上坚定不移，而且它敢于面对生活。他是否缺少表达真理的器官或手段呢?即便是这样，他仍然可以依赖生活的基本力量达至目标。这是一套完整的行动。而思想只是行动的一部分。让正义的光辉在他的事务中发光吧。让仁爱的温暖改变他的陋室吧。那些卑贱无闻的邻居与伙伴将会在日常相处过程中感受到他那种个性的魅力，这种感召要比任何公开或预谋的表演来得可靠。时光会教给他，一个学者不应该浪费人生中的任何光阴。在生活中，他得以舒展本能的神圣幼芽，又保护它不受传统势力的侵袭。他在表面的损失,将会因获取力量而得以补偿。那些有助于破旧立新的巨人，并非由那种耗尽了文化活力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他们出自尚未开化的原始自然环境，出自可怕的德鲁伊人和伯塞格尔人。阿尔弗雷德与莎士比亚正是从中产生的巨人。(www.xing528.com)

于是，当我开始听到人们谈论劳动的尊严与必要性时，我便感到喜悦。对于有知识或无知识的人来说，锄头与铁锹里也是藏有美德的。而劳动是人人欢迎的，我们不断被邀请去工作。这其中只有一个局限需要注意，即一个人不应为了参加更多的活动而牺牲自己的主见,去迁就公众的看法与行为方式。

我已谈过学者所受的自然教育，书本教育与行动的教育。下面还应该说说他的责任。

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学者从事迟缓、无名而又没有报偿的观察工作。天文学家弗莱姆斯蒂德和赫歇尔在他们镶玻璃的天文台里工作，一面编录星座，一面受到人们的赞扬。他们的成果既是光彩有益的，又肯定能博得声誉。然而，假使有个人在自己的观象台中记录人类心灵中模糊难测的星云（迄今尚无人想到这一点），他日以继夜，成年累月，有时为了个别数据，而不放弃修改过去的记录——这种人就必须忍受公众的忽视，也不会有及时的名望。在他长期的工作准备时期，他肯定会经常表现出对于流行艺术的无知和生疏，并招致那些能人的鄙视，将他冷落一番。他必定有长时间的言语迟顿迹象，常常为了无用的东西而舍弃该做之事。更糟糕的是，他必须接受贫穷与孤独——往往如此！他本可轻易而愉快地选择旧路，接受时尚、教育以及世人的宗教，可他宁可背起十字架，历经苦难去寻求自己的出路，当然，也为此谴责自己，经受软弱与忧郁的折磨。感到自己在虚耗光阴——这些都是自信自助者前进道路上必定要碰到的磨难。他还会遭遇到一种仿佛是他自己同社会敌对的痛苦处境，尤其是与受教育阶层的不和。什么东西才能抵消这一切的损失与受人轻视?仅在一点上他尚可得到慰藉:他正在发挥人性中最高尚的机能。他是一个将自己从私心杂念中提高升华的人，他依靠民众生动的思想去呼吸，去生活。他是这世界的眼睛。他是这世界的心脏。 他要保存和传播英勇的情操，高尚的传记，优美的诗章与历史的结论，以此抵抗那种不断向着野蛮倒退的粗俗的繁荣。人类的心灵在一切紧要或庄严时刻，无论它对这行动的世界发表何种评判意见——我们的学者都应该切记于心，并且予以传达。无论理性在它权威的宝座上发布何种对于古今人事的判断，他都应该倾听和宣扬。

有了这样的职责，他就应当完全地拥有自信心，绝不迁就公众的喧嚣。他，唯有他自己了解这个世界。变动中的世界仅仅给人以表面的印象。人类往往分两个阵营，一半的人拥护某种隆重礼仪，或对政府的崇拜，或短暂的通商贸易，或是某场战争、某个人，而另一半人则对此加以反对和攻击——好像一切都取决于这种由拥护或反对形成的波动。然而最有可能的是，这整个问题还抵不上学者在倾听争论时漏掉的一个小小念头重要。听到一声气枪的呼响，他就应当相信自己听见的是气枪，不管世上那些老朽尊贵之士如何声称它是世界末日的霹雳。他应当沉静稳重，超然于世事之上，坚守自己的信念，不断地认真观察，杜绝焦躁，不畏谗言，坐守时机——只要他使自己满意，感到今天确有所得，这便很幸福了。每个正确的步骤都导向成功。因为他有可靠的直觉，这促使他与同胞分享自己的思想。随后他发现，当他深入了解自己心灵的隐秘时，他也在发掘所有心灵的秘密。他认识到，一旦能够掌握自己思想的规律，他就能够掌握所有说着与他相同语言的人的思想，以及那些有种不同语言、但是可以翻译成为他的语言的人的想法。诗人在极度孤独中回忆并记录他那些自发的念头。可我们发现他的诗句对喧闹都市里的人群也同样是真实的。演说家在开始时怀疑自己的坦告是否切合时宜，也担心他对听众的了解不够，——随后他看出他颇受听众的欢迎，他们如饥似渴地聆听他的言语，因为他替听众满足了共同的天性。他越是深入涉及个人的隐秘念头，就越会惊奇地看到，它非常容易引起共鸣，具有普遍的真实意义，人们乐于倾听这些，他们的良知使他们感到：这是我的心声，这就是我自己。

自我信赖包含着所有的美德。学者应当是自由的——自由并且勇敢。甚至在给自由下定义时也表现出他的自由：“一无障碍，除非是他自身造成的束缚”。他必须勇敢，因为学者的职能要求他把恐惧这东西置于脑后。恐惧永远是由无知愚昧而来。假如他在危险时保持镇静，仅仅是由于自以为能像妇孺一样受到保护，那便是可耻的。如果他为了求得心灵平静，有意回避政治或令人烦恼的问题，像骆鸟一样埋头花丛，苟且地进行科学实验或写诗作赋，那也如同一个胆小的孩子，靠吹口哨来鼓舞自己。危险总是越躲越险，恐惧也是越怕越厉害。此时他应该面对危险，像个男子汉。他应当迎难而进，探查性质，检索来源，以便了解这头大狮子原有的幼小形象。而这并非十分遥远的事实。继而，他会发现自己完全了解了它的性质与程度，并以两手环抱，测量出它的尺码。从此他便可以藐视它，从它身旁扬长而过。一个人如果能看穿这世界的虚饰外表，他就能拥有世界。你所耳闻目睹的种种蒙昧、陋习与蔓延不绝的错误，皆因人们的容忍，以及你的纵容。一旦你把它看成是谎言，这就已经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确实，我们都很胆小怯懦，而且缺乏信心。有种聪明又刻薄的说法，它声称我们入世过迟，早已无事可做——世上的一切已经定型。当初在上帝手中，这世界是柔软易塑的。现在和将来它亦是如此，可以任由我们改造。其实，愚昧与罪恶丝毫改变不了这个坚硬无比的世界，只是尽力逢迎适应它而已。然而，人的内心圣洁的成分愈多，世界就愈容易为其所软化，并且让人在它身上打下烙印，或改变它的形状。这并非由于此人伟大非凡，而是因为他是个能够改变别人的观念的人。主宰世界的人是那些把自然和艺术统统染上自己思想色彩的人。他们从容不迫，以其愉快而平静的处事态度令众人信服，并承认他们的作为是大家久已盼望、终于成功的好事，值得邀请所有民族共同分享。伟人造就了伟业。无论麦克唐纳坐在何处，人们总以他的位置作为首席。李耐使得植物学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学科之一，并从农夫与采药女手中接过了这门技艺。戴维之于化学，居维尔之于生物化石，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在某一天内怀抱伟大目标工作，那么这一天便是为他而设的。众人的评价时有纷纭，但每遇到一位拥有真理的天才，大家则会众口一辞，蜂拥而至，就像大西洋的波浪，层层相伴，追随着月亮的轨迹。

为什么要求大家信赖自己？其中的理由非常深邃，难以轻易地阐明。在我陈述自己的意见时，也许没有引起各位听众的同感。但我已表明这希望可能实现，原因就在于刚才我提到的“一切人都是一个人”的理论中。我相信人是被误解了，他损害了自己。他几乎已失掉那种引导他恢复天赋权利的智慧之光。如今的人变得无足轻重。过去和现在，人都贱若虫豸蚁卵，他们被称作是“芸芸众生”或“放牧的羊群”。一百年、一千年之中，只出现过一两个还算像样的人。就是说，只有个把接近于完整的人。某余的全都处在幼稚原始状态，从一个英雄或诗人身上便可看到他们所有的影子。的确，他们情愿身居末位，显出自己蒙昧稚气，以便让那个高大的人尽量伸展，臻于完善。那些可怜的部落小民与普通党徒，为了酋长或党魁的荣耀而欢呼雀跃。这正证明他们本身天性里的要求——多么悲壮而令人叹息的证明啊!贫贱的民众在政治上、社会上甘拜下风，却为自己宽宏的道德心理取得了某种补偿。他们宁愿像苍蝇一样被大人物随手拂去，好让那伟人去发展人类共同的天性，而这种天性正是所有人殷切盼望加以发扬光大的。他们在伟人的光辉里温暖自己，觉得这温暖来自他们本身。他们从饱受践踏的身上卸下人的尊严，将它披到伟人的肩上。为了能让那伟人的心脏获得新血并重新跳荡，为了让他的筋骨获得力量去继续征战，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伟人为我们活着，我们则活在他的生命里。

这样的民众自然要去寻求金钱或权势。他们要权势，因为权势就是金钱，即所谓的“官职战利品”。为什么不要?他们雄心勃勃，连睡梦里也梦见最高的权势。唤醒他们，他们将会放弃这种伪善，奔向真实，并把政府留给那些文书与写字台。这场革命只有通过文化观念的逐渐培养才能达到。世上一切伟大光辉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这里在座的都是教育的可造之才。与历史上所有的王国相比，一个人的私生活更像是个庄严的君主政体。它对于敌人来说是可畏的，对于朋友却甜蜜安静。因为按照正确的观点，一个人身上即包含了所有人的特殊性格。每一个哲学家、诗人或演员都像是我的代理人，为我做了将来有一天我也能自己做的事。那些一度极为我们珍视的书籍，如今已经被读得烂熟。这就是说，我们这些读者都已采纳了作者观察事物的常人观点。我们都变成了那位作者，并且超过他继续前进。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我们喝光了所有水槽里的水，逐渐长大成人，而我们却渴望能有更好、更丰盛的食品。没有人能够永远地活着并喂养我们。人类心灵也不能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人的心目中被供奉起来。这心灵的轴心之火时而从埃特纳火山喷涌而出，照亮西西里海岬，时而它又在维苏威火山点燃火炬，映红了那不勒斯的尖塔与葡萄园。它是一千个星辰发出的光芒。它是激动所有人的唯一灵魂。

也许我在有关学者的抽象观念上耽搁得太久了。我不应当继续拖延下去，最好是迅速补充几句与本国和现在有关的话。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不同时代的主导性思想各有差异。有资料表明，古典时期、浪漫时期以及现在的反思或哲学时期，都产生了独特的天才类型。刚才我强调了人类心灵的同一与近似性质。出于同样观点，我也不注重它们的差异。事实上，我相信每个人都要经历三个时期，即男孩的希腊时期，青年的浪漫时期，以及成年的反思时期。然而，我并不否认，我们可以清楚地回顾那些曾经在主导思想领域发生的革命。

有人哀叹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内向的时代。难道内向自省就一定是有害的吗？看上去我们相当挑剔，又容易一反挑剔批评的眼光，自感惭愧不安。我们不能安心享受，因为太急于了解这享乐的根由。我们身上长满了眼睛，甚至用脚去观察事物。这时代染上了哈姆雷特的忧郁——

“思想的黯淡阴影，令他憔悴。”

至于这么糟吗？有洞察力绝不是值得怜悯的事。难道我们宁可当盲人吗?难道我们害怕自己看得太远，超过大自然与上帝，并且把真理穷尽一空？我认为文学界的不满只代表了一个事实:他们发现自己与前辈的心境不同，又抱憾未来的情形不及体验。这就像个孩子在学会游泳之前一个劲地怕水。假如人可以选择他诞生于其中的时代，他难道不会去选择革命时代么？那是个新旧交替和并列的时代，它容许人们比较鉴别，它迫使所有的人因为恐惧和希望而施展精力，而且由于新时代即将实现的丰富可能性，旧时代的历史光荣也自会得到补偿。这种时代，只要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它，它就像所有时代一样十分美好。

我欣喜地观察未来岁月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已经在诗歌与艺术中闪烁着光彩，在哲学与科学中显现轮廓，在教会与政体中凝结成形。

特征之一，是那种致力于提高国内所谓下等阶层的运动，已经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显著而有益的反映。作家们不再讴歌崇高与美的事物，而转向开采与加工那些卑下而普通的眼前生活。一度被急于远赴他国的作家踩在脚下、不屑一顾的材料，如今突然被重新发现，并且被认为是远比异国风情更加丰富多彩的素材。穷人的文学，儿童的情感，街头哲学，以及家庭生活的意趣，这些全都成了当前的话题。这是巨大的进步。这是个象征——难道不是吗？它预示着新的精力，注入各种生活的角落，令其活跃起来；它把生命的热流输入每只手脚。我不要求伟大、古远或浪漫题材，例如意大利或阿拉伯世界的事件，希腊艺术真谛，或是法国普罗温卡尔的吟游诗歌。我喜爱平凡，我探索并且崇拜我熟知与卑微的一切。我只想拥有对今天的洞察力，让别人去占有古代和未来吧。我们究竟需要了解的是何种事物的真谛？是盘中餐的意义。是杯中奶的含义。是有关街头小调，船载新闻，眼神的一瞥，以及人们的体形与步态的内涵——让我看看这些事物的原本理由，让我看看高悬于这些自然景象之上的永恒规则，让我看看所有受到万有引力支配而活跃不已的琐事吧。比如那商店、犁铧、账簿，它们都与自然定律有关，而依据同样的定律，光线变换着亮度，诗人发出歌声——于是这个世界不再像一间堆满杂物的单调仓房，它变成了条理明晰、整洁有序的空间，除去了杂乱与迷惑，统一安排和推动着所有高低不等的设施。

这种观念曾经激发了戈德斯密、彭斯、考柏等人的艺术天才，后来又启发了歌德、华尔华滋与卡莱尔的创作灵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遵循这一观念，并获得各自特有的成功。与他们的创作相比，蒲伯、约翰生、吉本的风格则显得冷酷而又说教过多。前一种作品令人温暖。人们惊喜地发现身边的事物与遥远的传说同样地美丽神奇。眼前的现实解释了古老悠远的故事。一滴水也是小小的海洋。人与自然界的一切都相互关联。这种重视凡俗价值的观念，往往带来丰富的发现。歌德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是所有现代作家最具现代眼光的。他以前人未有的努力向我们展示了古人的天才。

有一位天才对这种人生哲学贡献良多，他的文学价值一直未曾得到正确评价——我说的是伊曼钮·斯威登堡。他极富想象力，却又以数学家式的精确进行写作。他曾经尝试把一种纯粹的哲学伦理嫁接到他生活的那个基督教社会中去。这样的尝试自然非常困难，什么样的天才也难以克服的困难。然而他看到和指出自然与心灵情感之间的联系，揭示出这个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的物质世界所具有的象征性、精神性特征。他那偏爱阴暗色彩的冥思尤其会活跃地诠释自然界的低下现象。他显示出那种将道德邪恶与恶劣物质形式联结在一起的神秘纽带，并且用史诗般的寓言提出了一种关于疯狂、野兽以及肮脏可怖事物的理论。

我们时代的又一个象征（它以一场同类政治运动为标记），是它给予个人的崭新意义。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时代要把人单独隔离开来——比如用大自然带有敬意的栅栏将他包围起来，让他感到世界归其所有，而人与人之间像主权国家一样彼此交往。与时同时，也有种种迹象要将人与自然结合起来，使他变得伟大。忧郁的佩斯塔罗西说，“我发现天下之大，竟无人愿意或能够帮助别人”。这种帮助只能是从心底发出的。学者必须学会把现在的一切能力、过去的一切贡献、未来的一切希望都集于一身。他本人应当是一座知识的宝库。如果有什么重要教训值得他记取的话，这教训便是：世界微不足道，而人才是一切。自然界的所有定律都体现在你的身上，而你就连气体上升的道理也不明白。整个理性都在你心中沉睡，你需要去了解它们，大胆地唤醒它们。会长先生及诸位，所有的动机，所有的预言，所有的准备都已证明，这种对于人类潜在能力的信心，属于美国的学者。我们倾听欧洲典雅的艺术女神的声音，已经为时过久。人们已经怀疑，美国自由人的精神是否是胆怯、模仿或温驯的代名词。公众和私人的贪欲，把我们呼吸的空气变得浊重而油腻。而学者则讲究体面、悠闲与恭谦。这已经造成一种悲惨的后果。这个民族为自己的心智定出低下的标准，因此它不断地损害自己。任何人都难以找到工作，除非他学会循规蹈矩，柔顺驯服。那些最有希望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开始生活，山风吹拂着他们，上帝的星辰照耀着他们。然而他们却发现脚下的土地与此不相协调。他们的行动受到阻碍，而这阻碍来自经商原则造成的憎恨。于是这些年轻人沦为苦力，或因不堪困苦而死亡——有一些自杀。补救的药方在哪里?他们尚未觉悟——上千个充满同样希望的年轻人，挤到开始职业的栅栏 前，也没有觉悟到这一点:要是他顽固地坚守本能，寸步不让，那么偌大的世界便会自动地过来迁就他。要忍耐，再忍耐——忍耐中你沐浴着一切善良人和伟人的余荫，而你的安慰是你本人无限宽广的生活远景，你的工作是研究和传播原理，使得人的本能普及开来，并且感化全世界。人生在世，如若不能兀自独立，被人当作有个性的汉子看待，或者不能结出应有的果实，反而与众人混为一体，被人成千上万地笼统评估，以我们所属的政党或地域人口来计算，以地理分布来预测我们的意见，称我们为北方或南方——这岂不是莫大的耻辱?不能这样，兄弟们和朋友们——上天作证，我们不希望这样。我们要用自己的脚走路；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工作；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文学研究将不再是个令人怜悯、令人怀疑、或仅仅代表着放纵情感的一个名词。人的恐惧，人的仁爱，将构成一堵防护墙，构成一只围绕大家的花环。一个由真正的人组成的国家将要首次出现，因为其中的每个人都相信他受到神灵的启示，而神灵也将感召所有人。

（蒲隆 译）

* 译文选自《爱默生集：论文与讲演录》，吉欧·波尔泰编，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

1837年8月31日，爱默生对着哈佛学院全体荣誉毕业生发表了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这篇持续了一小时零一刻钟的演讲，尽管后来被霍姆斯誉为“我们思想史上的独立宣言”，其实在当时效果并不理想——他的友人梭罗（恰好是那一年的哈佛毕业生）甚至都记不起自己是否聆听了这场演讲。但若干年以后，爱默生的另一位朋友洛威尔却以这样诗化的语言颂扬了它的历史功绩：“清教徒的反抗使我们在教会上独立了，革命使我们在政治上独立了；但我们在社会思想上仍然受到英国思潮的牵制，直到爱默生割断这根巨缆，而让我们在碧海的险恶和荣耀间驰骋。”

在演讲一开始，爱默生便不无自豪地预言“我们依赖旁人的日子，我们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处在这样的变革时期，美国学者自然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时代要求他们必须抛弃以往的陈旧观念，去发现一条新路，使得美国这个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取得独立，而且在文化上也要有崭新的面貌，塑造出美国的“国民性”。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作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这些“思想着的人”（Man thinking），就必须善于学习。而首要的对象，即在于向大自然学习，了解“大自然之于人类心灵的影响”，因为“大自然是人类心灵的对应物，它从各个方面印证心灵的问题。”针对着经济迅猛发展而出现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爱默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那些因劳累过度或人情险恶而导致身心残破的人来说，大自然如同一剂良药，能使他们恢复健康。”很显然，爱默生坚信只有在大自然那种永恒的肃穆宁静之中，人才能见出自身的渺小，才能重新发现自己，找回自己。

当然，大自然这种可以感知的美只是它最起码的部分，因为“对于自然美来说，它的完满充分取决于一种更高度的精神因素。” 这种纯粹的自然之美，实际上是“美与人类意志的混合物”，或简而言之“是上帝赋予美德的标记”。在这里，明显地，爱默生走上了康德、黑格尔的老路，甚至暗地里还有些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子。

除了上述这两层因素，爱默生接着又将自然美同思想联结在一起，即将大自然变成一种“智力的对象”：大自然的美，“需要智力的理解与追索”。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会产生“艺术”——这种美的创造。由此可见，自然美是与道德、思想及艺术美紧密相连的。

除了大自然，作为人类文明之火的传承者，爱默生也没有忽略人类文化遗产的作用。“第二条对于学者心灵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他说，“就是以往人类的思想”。无论其为文学、艺术或宪章、制度，而其中历史影响最大﹑最好的一种，无疑是书籍——这“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的本意是崇高的”，照爱默生的说法，“因为世界进入他心灵时是生活，出来时却成了真理”。因此作为真理载体的书籍自然是崇高而值得敬畏的。事实上，不仅是真理，人们从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最优秀的书籍——如英国大诗人乔叟、马伏尔﹑德莱顿等人的诗作中，获得的那种相互理解与阅读的愉悦也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在对待书籍的问题上，爱默生保持着一位正直而审慎的学者应有的清醒和良知，全然不似对自然一般一味地推崇。因为，在他看来，这世上有着功能各异﹑千差万别的书籍，学者必须首先加以甄别，去粗取精，才能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书籍使用得当时，它是最好的东西，将它滥用的时候，则变成最坏的东西”，而他所指“使用得当”显然是指明智的﹑创造性地使用，不然的话，则如他曾引用的孟子所言，“尽信书不如无书”。他还宣称，“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了一点：当西塞罗、洛克、培根写作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人。”

爱默生曾经感慨父母赐给他一副羸弱的身体和敏锐的目光，导致他自己成为生活高明的观察者，却不是同样高明的行动者，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本人成为行动的鼓吹和倡导者。他在《美国学者》中最具创造性的贡献，无疑在于首先提出了“行动”相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尽管它对学者来说可能是次要的，爱默生指出，但它却是必要的能力。因为，“没有行动，他就称不上是个人。没有行动，思想就永远不能发育为真理。” 这样一来，行动就成了爱默生所说的“思想的序言”，也正是通过它，“思想才从无意识过渡到意识，正因为我生活过，我才获得现有的知识。”爱默生在这里所用的比喻“它（行动）将经验转化为思想，宛如把桑叶变成了锦缎”是他文章中少见的清新自然而意象丰满的比喻之一。他在此处提出的“生活是我们的字典”这一名言也被后人广为引用。

爱默生（1803- 1882）出生于牧师世家，毕业于哈佛神学院。后舍弃教职，以演讲、著述为生。他精研包括中国儒教在内的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锻铸出新型的美利坚民族精神与文化特质，被誉为“美国的孔子”、“康科德圣人”。他所倡导的超验主义哲学在思想方面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理论精髓，在宗教方面反对日益僵化保守的加尔文教，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倡“轻物质，重精神”，强调社会改进与个人道德完善的有机结合。这一场鼎盛时期不过十余年的哲学思潮将人从中古以来的神学桎梏以及一切威权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转而将目光投向或专注于当下的世俗生活（美国人确实也是这样做了），对美国国民性的影响至为深远——劳伦斯·布依尔在最近出版的《爱默生传》里宣称：爱默生与他的学说，是美国最重要的世俗宗教。而爱默生本人，也堪称美国精神的完美化身。

（杨 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