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告别辞(1796)：美国文明读本

各位朋友和同胞：

我们重新选举一位公民来主持美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已为期不远。此时此刻，大家必须运用思想来考虑把这一重任付托给谁。因此，我觉得我现在应当向大家声明，尤其因为这样做有助于使公众意见获得更为明确的表达，那就是我已下定决心，谢绝将我列为候选人……

关于我最初负起这个艰巨职责时的感想,我已经在适当的场合说过了。现在辞掉这一职责时，我要说的仅仅是，我已诚心诚意地为这个政府的组织和行政，贡献了我这个判断力不足的人的最大力量。就任之初,我并非不知我的能力薄弱，而且我自己的经历更使我缺乏自信，这在别人看来，恐怕更是如此。年事日增，使我越来越认为，退休是必要的，而且是会受欢迎的。我确信，如果有任何情况促使我的服务具有特别价值，那种情况也只是暂时的；所以我相信，按照我的选择并经慎重考虑，我应当退出政坛，而且，爱国心也容许我这样做，这是我引以为慰的……

讲到这里，我似乎应当结束讲话。但我对你们幸福的关切，虽于九泉之下也难以割舍。由于关切，自然对威胁你们幸福的危险忧心忡忡。这种心情，促使我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提出一些看法供你们严肃思考，并建议你们经常重温。这是我深思熟虑和仔细观察的结论，而且在我看来，对整个民族的永久幸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你们的心弦与自由丝丝相扣，因此用不着我来增强或坚定你们对自由的热

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现在这种统一也为你们所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真正的独立，仿佛一座大厦，而政府的统一，乃是这座大厦的主要柱石；它支持你们国内的安定，国外的和平；支持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重视的真正自由。然而不难预见，会有某些力量试图削弱大家心里对于这种真理的信念，这些力量的起因不一，来源各异，但均将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产生作用；其所以如此，乃因统一是你们政治堡垒中一个重点，内外敌人的炮火，会最持续不断地和加紧地（虽然常是秘密地与阴险地〉进行轰击。因此，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

对于此点，你们有种种理由加以同情和关怀。既然你们因出生或归化而成为同一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就有权集中你们的情感。美国人这个名称来自你们的国民身份，它是属于你们的；这个名号，一定会经常提高你们爱国的光荣感，远胜任何地方性的名称。在你们之间，除了极细微的差别外，有相同的宗教、礼仪、习俗与政治原则。你们曾为同一目标而共同奋斗，并且共同获得胜利。你们所得到的独立和自由，乃是你们群策群力，同甘苦，共患难的成果。

尽管这些理由是多么强烈地激发了你们的感情，但终究远不及那些对你们有更直接利害关系的理由。全国各地都可以看到强烈的愿望，要求精心维护和保持联邦制。

北方在与受同一政府的平等法律保护的南方自由交往中，发现南方的产品为航海业和商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源，为制造业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原料。与此相同，南方在与北方交往时，也从北方所起的作用中获益不浅，农业得到了发展，商业得到了扩大。南方将部分北方海员转入自己的航道，使南方的航运业兴旺了起来。尽管南方在各方面都对全国航运业的繁荣和发展有所贡献，但它期望得到海上力量的保护，目前它的海上力量相对说来太薄弱了。东部在与西部进行类似的交往中，发现西部是东部自国外输入商品和在国内制造的商品的重要通道，而这个通道将随着内地水陆交通的不断改善而日趋重要。西部则从东部得到发展和改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物资供应；也许更重要的是，西部要确保其产品出口的必要渠道，必须靠联邦的大西洋一侧的势力、影响和未来的海上力量，而这需要把东西部看成一个国家，有着不可分割的利害关系。西部如要靠其他任何方式来保持这种重要的优越地位，无论是单靠自己一方的力量，或是靠与外国建立背叛原则和不正常的关系，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不牢靠的。

由此可见，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阴谋串通的关系，则更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因此，同样地，它们可以避免过分发展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之下，都是对自由不利的，而对共和国的自由，则应视为尤具敌意。就这个意义而言，应把你们的联合一致看作是你们自由的支柱，如果你们珍惜其中 一个，也就应当保存另一个……

你们是否怀疑一个共同的政府能够管辖这么大的范围？把这个问题留待经验来解决吧。对付这样一个问题单纯听信猜测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非常值得进行一次公平和全面的实验。要求全国各地组成联邦的愿望是如此强烈和明显，因此，在实践尚未表明联邦制行不通时，试图在任何方面削弱联邦纽带的人，我们总是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爱国心的。

在研究那些可能扰乱我们联邦的种种原因时，使人想到一件至关重要的事，那就是以地域差别——北方与南方、大西洋与西部——为根据来建立各种党派；因为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可能力图借此造成一种信念，以为地方间真的存在着利益和观点的差异。一个党派想在某些地区赢得影响力而采取的策略之一，是歪曲其他地区的观点和目标。这种歪曲引起的忌和不满，是防不胜防的；使那些本应亲如兄弟的人变得互不相容……

为了使你们的联合保持效力和持久，一个代表全体的政府是不可少的。各地区结成联盟，不论怎样严密，都不能充分代替这样的政府。这种联盟一定会经历古往今来所有联盟的遭遇，即背约和中断。由于明白这个重要的事实，所以大家把最初的文件加以改进，通过了一部胜过从前的政府宪法，以期密切联合，更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事务。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曾受人影响，不曾受人威胁，是经过全盘研究和缜密考虑而建立的，它的原则和它的权力的分配，是完全自由的，它把安全和力量结合起来，而其本身则包含着修正其自身的规定。这样一个政府有充分理由要求你们的信任和支持。尊重它的权力，服从它的法律，遵守它的措施，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基本准则所责成的义务。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人民有建立政府的权力与权利，这一观念乃是以每人有责任服从所建立的政府为前提的……

要保存你们的政府，要永久维持你们现在的幸福状态，你们不仅不应支持那些不时发生的跟公认的政府权力相敌对的行为，而且对那种要改革政府原则的风气，即使其借口似若有理，亦应予以谨慎的抵制。他们进攻的方法之一，可能是采取改变宪法的形式，以损害这种体制的活力，从而把不能直接推翻的东西，暗中加以破坏。在你们可能被邀参与的所有变革中，你们应当记住，要确定政府的真正性质，正如确定人类其他体制一样，时间和习惯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应当记住，要检验一国现存政体的真正趋势，经验是最可靠的标准；应当记住，仅凭假设和意见便轻易变更，将因假设和意见之无穷变化而招致无穷的变更；还要特别记住，在我们这样辽阔的国度里，要想有效地管理大家的共同利益，一个活力充沛的、并且能充分保障自由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样一个权力得到适当分配和调节的政府里，自由本身将会从中找到它最可靠的保护者。如果一个政府力量过弱，经不住朋党派系之争，不能使社会每一分子守法，不能维持全体人民安全而平静地享受其人身和财产权利，那么，这个政府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我已经提醒你们，在美国存在着党派分立的危险，并特别提到按地域差别来分立党派的危险。现在让我从更全面的角度，以最严肃的态度概略地告诫你们警惕党派思想的恶劣影响。

不幸的是，这种思想与我们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并扎根于人类脑海里最强烈的欲望之中。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所有政府机构里，尽管多少受到抑制、控制或约束。但那些常见的党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讨厌的，并且确实是政府最危险的敌人……

它往往干扰公众会议的进行，并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众中引起无根据的猜忌和莫须有的惊恐;挑拨派系对立;有时还扇起骚动和叛乱。它为外国影响和腐蚀打开方便之门。外国影响和腐蚀可以轻易地通过派系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机构中来。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就会受到另一个国家政策和意志的影响。

有一种意见，认为自由国家中的政党，是对政府施政的有效牵制，有助于发扬自由精神。在某种限度内，这大概是对的；在君主制的政府下，人民基于爱国心，对于政党精神即使不加袒护，亦会颇为宽容。但在民主性质的纯属选任的政府下，这种精神是不应予以鼓励的。从其自然趋势看来，可以肯定，在每一种有益的目标上，总是不乏这种精神的。但这种精神常有趋于过度的危险，因此应当用舆论的力量使之减轻及缓和。它是一团火，我们不要熄灭它，但要一致警惕，以防它火焰大发，变成不是供人取暖，而是贻害于人。

还有一项同样重要的事，就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思想习惯，应当做到使那些负责行政的人保持警惕，把各自的权力局限于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在行使一个部门的权力时，应避免侵犯别一个部门的权限。这种越权精神倾向于把所有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于某一部门，因而造成一种真正的专制主义，姑不论其政府的形式如何…… 如果民意认为，宪法上的权限之分配或修改，在某方面是不对的，我们应当照宪法所规定的办法予以修改。但我们不可用篡权的方式予以更改；因为这种方法，可能在某一件事上是有效的手段， 但自由政府也常会被这种手段毁灭。所以使用这种方法，有时虽然可以得到局部的或一时的好处，但此例一开，一定抵不过它所引起的永久性危害的。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精神意识和风俗习惯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一个竭力破坏人类幸福的伟大支柱——人类与公民职责的最坚强支柱——的人，却妄想别人赞他爱国，必然是白费心机的。政治家应当同虔诚的人一样，尊敬和爱护宗教与道德。宗教与道德同个人福利以及公共福利的关系，即使写一本书也说不完。我们只要简单地问，如果宗教责任感不存在于法院赖以调查事件的宣誓中，那么，哪能谈得上财产、名誉和生命的安全呢？而且我们也不可耽于幻想，以为道德可不靠宗教而维持下去。高尚的教育，对于特殊构造的心灵，尽管可能有所影响，但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许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道德观念仍能普遍存在。

有一句话大体上是不错的，那就是：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条准则可或多或少地适用于每一种类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实朋友，对于足以动摇它组织基础的企图，谁能熟视无睹呢？因此，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最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政府组织给舆论以力量，舆论也应相应地表现得更有见地，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应当珍视国家的财力，因为这是力量和安全的极为重要的源泉。保存财力的办法之一是尽量少动用它，并维护和平以避免意外开支；但也要记住，为了防患于未然而及时拨款，往往可以避免支付更大的款项来消弭灾祸。同样，我们要避免债台高筑，为此，不仅要节约开支，而且在和平时期还要尽力去偿还不可避免的战争所带来的债务，不要将我们自己应该承受的负担无情地留给后代……(www.xing528.com)

我们要对所有国家遵守信约和正义，同所有国家促进和平与和睦。宗教和道德要求我们这样做。难道明智的政策不是一样要求这样做吗？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总是遵奉崇高的正义和仁爱精神的民族，为人类树立高尚而崭新的典范，那我们便不愧为一个自由的、开明的，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变得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种方针，可能会损失一些暂时的利益，但是谁会怀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迁，收获将远远超过损失呢？难道苍天没有将一个民族的永久幸福和它的品德联系在一起吗？至少，每一种使人性变得崇高的情操都甘愿接受这种考验的。万一考验失败，这是否由人的恶行造成的呢？

在实行这种方针时，最要紧的，乃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应当对所有国家都培养公正而友善的感情。一个国家，如果习于对其他国家恶此喜彼，这个国家便会在某种程度上沦为奴隶；或为敌意的奴隶，或为友情的奴隶，随便哪一种都足以将它引离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利益。一国对于另一国心存厌恶，两国便更易于彼此侮辱和互相伤害，更易于因小故而记恨，并且在发生偶然或细琐的争执时，也易于变得骄狂不羁和难以理喻。

一国对他国怀着热烈的喜爱，也一样能产生种种弊端。由于对所喜爱的国家抱同情，遂幻想彼此有共同的利益，实则所谓共同利益仅是想象的，而非真实的；再者，把他国的仇恨也灌注给自己，结果当他国与别国发生争执或战争，自己也会在没有充分原因和理由的情况下陷身其中。此外，还会把不给与他国的特权给与所喜爱的国家；于是，这个作出让步的国家，便会蒙受双重损害，一是无端损失本身应当保留的利益，一是激起未曾得到这种利益的国家的嫉妒、恶感和报复心理；这给那些有野心的、腐化的或受蒙蔽的公民（他们投靠自己所喜爱的国家）提供了方便，使他们在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时不但不遭人憎恨，有时甚至还受到欢迎，并把由于野心、腐化或糊涂而卑鄙愚蠢地屈服的人粉饰成有正直的责任感、顺乎民意、或是热心公益而值得赞扬的人……

一个自由民族应当经常警觉，提防外国势力的阴谋诡计（同胞们，我恳求你们相信我），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势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敌人之一。不过这种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必须不偏不倚，否则它会成为我们所要摆脱的势力的工具，而不是抵御那种势力的工事。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当我们所喜欢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与憎恶的对象。

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政治。我们已订的条约，必须忠实履行。但以此为限，不再增加。

欧洲有一套基本利益，它对于我们毫无或甚少关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

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政策路线。如果我们在一个称职的政府领导下保持团结，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不怕外来干扰造成的物质破坏；我们就可以采取一种姿态，使我们在任何时候决心保持中立时，都可得到他国严正的尊重；好战国家不能从我们这里获得好处时，也不敢轻易冒险向我们挑衅；我们可以在正义的指引下依照自己的利益，在和战问题上作出抉择。

我们为什么要摒弃这种特殊环境带来的优越条件呢？为什么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而站到外国的立场上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同欧洲任何一部分的命运交织一起，以致把我们的和平与繁荣，陷入欧洲的野心、竞争、利益关系、古怪念头，或反复无常的罗网之中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乃是避免同任何外国订立永久的同盟，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自由处理这种问题;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赞成不履行现有的条约。我认为，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私事，亦适用于公务。所以我再重复说一句，那些条约应按其原意加以履行。但我觉得延长那些条约是不必要，也是不明智的。

我们应当经常警惕，建立适量的军队以保持可观的防御姿态，这样，在非常紧急时期中，我们才可以安全地依靠暂时性的同盟。

无论就政策而言，就人道而言，就利害而言，我们都应当跟一切国家保持和睦相处与自由来往。但是甚至我们的商业政策也应当采取平等和公平的立场，即不向他国要求特权或特惠，亦不给与他国以特权或特惠；一切要顺事物之自然而行；要用温和的手段扩展商业途径并作多种经营，绝不强求；与有此意向的国家订立有关交往的习用条例，俾使贸易有稳定的方向，我国商人的权利得以明确，政府对他们的扶助得以实现，这种条例应为现时情势和彼此意见所容许的最合理的条例，但也只是暂时的，得根据经验与情势随时予以废弃或改变；须时时谨记，一国向他国索求无私的恩惠是愚蠢的；要记住，为了得到这种性质的恩惠，它必须付出它的一部分独立为代价；要记住，接受此类恩惠，会使本身处于这样的境地：自己已为那微小的恩惠付出同等的代价，但仍被谴责为忘恩负义，认为付得不够。期待或指望国与国之间有真正的恩惠，实乃最严重的错误。这是一种幻想，而经验必可将其治愈，正直的自尊心必然会将其摈弃……

虽然在检讨本人任期内的施政时，我未发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是我很明白我的缺点，并不以为我没有犯过很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祈求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所可能产生的恶果。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愿我的国家永远宽恕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家服务，已经四十五年，希望我因为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不久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我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均须仰赖祖国的仁慈，我热爱祖国，并受到爱国之情的激励，这种感情，对于一个视祖国为自己及历代祖先的故土的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我以欢欣的期待心情，指望在我切盼实现的退休之后，我将与我的同胞们愉快地分享自由政府下完善的法律的温暖——这是我一直衷心向往的目标，并且我相信，这也是我们相互关怀、共同努力和赴汤蹈火的优厚酬报。

* 译文选自《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

美国人喜欢对总统进行排名，试图以不同的标准评价总统的成就，大多数情况下，总统的声誉时升时降，但乔治·华盛顿总是名列前茅。人们常说，华盛顿是独立战争中最棒的将军、和平时期最好的总统。作为将军，华盛顿最让世人震惊的举动是在革命胜利后，立即放弃手中的军权，解散部队，和士兵们一起解甲归田。不久，缺乏统一管理的新生共和国危机四起，为挽救联邦，华盛顿再次出马，主持1787年制宪会议，并任第一届美国总统。作为总统，华盛顿最著名的作品不是他的就职演说，而是他的告别辞。华盛顿的一生似乎总是在“退让”之际取得最高的成就，他的退让不仅塑造了美国历史，在美国民众心中树立了永久的丰碑，而且在世界政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美国在1787年制定的宪法为一个大国建立共和制规定了相应的原则，但如何将这些原则应用于政治实践，则需要政治家们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第一届政府的实际运作可谓举足轻重，而华盛顿的榜样作用更是不言而喻。他的告别辞为美国政治树立了总统连任两届的传统，这一传统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富兰克林·罗斯福打破，但随后，美国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明文规定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华盛顿的退休为总统职位的轮替创造了先例，为共和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如果说美国的共和制与欧洲的君主制有什么区别，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了个人独裁，政府职位不再是终身制，各职能部门在宪法的规范下各司其职。再者，经过华盛顿两届任期的努力，联邦政府逐渐步入正轨。在华盛顿执政的八年中，他是国家的舵手、稳定的核心，当他看到初次试水的共和国航船终于能够扬帆远航时，他心安理得地退出舵手的位置并以公开信的方式告诉民众，接下来要由他们自己掌握命运的航向。为帮助民众理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华盛顿在告别辞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是在告诉美国民众，他离去后的共和国如何保持安定和独立。

当时的美国社会普遍重视州权和个人权利，殖民地人经过八年战争才甩掉大西洋彼岸的统治，没有人愿意用血的代价换取另一个国王来干涉自己的生活，因此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对远方的集权者有着天然的警惕，甚至对“中央政府”、“最高法院”这类词语都非常敏感。然而，缺乏统一管理的新生共和国问题丛生，华盛顿深知人民幸福的基础是国家的实力，而国家强大的必要条件则是建立统一的联邦。“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它支持你们国内的安定，国外的和平；支持你们的安全，你们的繁荣，以及你们如此重视的真正自由。”由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的新国家缺乏统一管理的传统，这种形势决定了自由诚可贵，统一价更高，缺乏统一的自由是沙上之塔、水中之月。若想建立统一的联邦，一个代表全体的政府必不可少，“尊重它的权力，服从它的法律，遵守它的措施，这些都是真正自由的基本准则所构成的义务。”自由绝非随心所欲，享受自由的前提是遵从公认的法则。既然政府的基本原则与权力分配都由宪法做出规定，大家应当遵守宪法，若宪法出现问题，则要依照一定的程序修改宪法。服从合法政府的统一管理，这是法治社会的根本原则，也是人民自由与幸福的重要保障。论及政府如何从事管理时，华盛顿强调“要检验一国现存政体的真正趋势，经验是最可靠的标准，应当记住，仅凭假设和意见便轻易变更，将因假设和意见之无穷变化而招致无穷的变更。”依照政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才能找到未来的发展之路，若按假设的理论或推导的思想去建设社会，则会因观念的不确定性而招致失败。华盛顿虽然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但他在政治实践中从不会为理念而放弃现实。对于华盛顿来说，历史经验与现实需要是最重要的管理指南。

18世纪90年代，美国的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内政方面，初现端倪的党派之争对当时脆弱的联邦形成潜在威胁，华盛顿认为党派分立与地方利益会削弱政府的行政能力，在民众中引起猜忌和对立，甚至会导致骚动和叛乱。由于党争的原因部分植根于人性，且政党思想常有趋于过度的危险，因此党派不易根除，却可用舆论的力量使之减轻或缓和。在华盛顿看来，不同党派之间互相牵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发扬自由精神，但总体却是弊大于利，要建立昌明的政治风气，宗教和道德是不可缺少的支柱。“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道德是信誉的基础，而信誉则是政府的立身之本。

外交方面，这一时期英国和法国在全世界扩大势力范围，两国矛盾时常升级为战争，美国在对外交往中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拖入战争的泥潭。华盛顿采取中立态度，主张公正平等的外交原则，不卷入列强纷争，独立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华盛顿一直坚持国家利益高于感情偏见、现实目标高于政治幻想，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外交政策以经济贸易为导向，避免政治或军事结盟，充分发挥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为美国日后的崛起打下基础。华盛顿倡导的外交原则以孤立主义为核心，对后来的美国外交及国民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门罗主义”（1823年）将拉丁美洲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美西战争（1898年）后占领波多黎各、菲律宾，20世纪初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外交政策，虽然这些措施更具扩张性，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外交始终以不结盟、不介入欧洲事务、不为他国利益服务的孤立主义为宗旨。直到二次大战后，美国才真正转向多边合作的国际主义外交。

华盛顿早在1792年就请詹姆斯·麦迪逊起草了告别辞，但因时局所迫，他只能暂搁退休计划，继续担任总统。1796年初，华盛顿决心不再参加第三次总统选举，他请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帮他修改封存了四年的告别辞，双方多次通信后，确定了告别辞的主要内容。华盛顿据此写出《致美利坚合众国人民》，1796年9月19日发表于费城的主要报纸《美国广告日报》（American Daily Advertiser），此后美国的各大报纸都转载该文，《新罕布什尔快报》（Courier of New Hampshire）给这篇声明加上标题《华盛顿告别词》，该标题遂沿用至今。

（魏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