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的效率（Efficiency）是指“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61]在经济学中，效率意指“在给定的投入和技术条件下，对经济资源作了最大可能满足水平的使用”，通常被作为“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的缩略语使用。[62]效率理念源于经济学，后对法价值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一）效率理念的经济学解释及其法学寓意
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既包括私人效率，也包括社会效率。福利经济学认为，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是“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63]所谓帕累托最优，亦称“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其实现条件是：“不存在重组生产和消费的方法，能使某些人的满足增加而不使另一些人的满足减少”[64]。不难发现，尽管对效率的研究起点始于理性人（经济人）假设和个体行为，但经济学上的效率不仅仅是指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帕累托最优旨在实现的不是私人效率的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即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之比值的最大化。提高效率的最基本途径是降低成本。罗纳德·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于该理论的最为广泛认可的界定是《新包格拉夫经济学辞典》给出的定义，即：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的分配不影响经济运行的效率。在此，所谓的“交易成本”，可以理解为完成一项市场交易所需花费的时间、人力、物力等成本。严格意义上讲，只要存在交易，就会有成本，因而交易成本永远不为零。
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理念之一，具有正当性。法作为上层建筑，理应反映经济基础的内在要求，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既然效率是社会的美德，是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那么，法律对人们的重要意义之一，应当是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义务的方式，实现效率的极大化。”[65]石油天然气法作为规范和调整石油天然气产业活动的社会规范，应贯彻效率理念，从而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然而，对于运用经济学上的效率分析工具进行定量化的法律分析的适当性，却一直存在争议。正是在这一争论中，以波斯纳为代表的经济分析法学蓬勃发展起来。波斯纳在批判功利主义效用理论的同时，基于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和交易成本理论，认为要提高法律的效率，就要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财富的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确定一个法律制度效率的检验标准。波斯纳认为，帕累托最优要求所有相关的人均需一致同意，因而“对现实世界的可适用性很小，因为大多数交易都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因此，他更倾向于采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即在“赢利者可以对损失者进行补偿，不论他们实际上是否这样做”的情况下实现的效率。[66]基于这一思路，波斯纳对普通法、市场公共管制、企业组织和金融市场的法律、法律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程序、宪法和联邦制度等进行了全方位的经济学分析，并提出了如何提高效率的具体方案。
然而，波斯纳的理论也面临多方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学上的结论能否作为法学效率分析的直接依据？或者说，市场效率能否天然地成为其自身正义性的基础？对此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经济效率能否在法律意义上成为其自身正义性的理由。从市场逻辑角度讲，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效率具有内在的正当性。但此处的“正当性”以基于市场机制的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规则为基础，这与包括法学、社会学等其他领域中的“正义”理念不能相提并论。如凯斯·R.孙斯坦所说，“人们通常把自由市场作为经济生产力的发动机加以捍卫，这样做是妥当的。但是人们还认为自由市场应当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这样就使事情复杂化了”[67]。他认为，经济学的问题在于忽视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价值判断；而在法学领域，这些方面的价值判断在某些情况下却更为重要。“在偏好的形成过程中，法律制度无法保持中立。在此情况下，政府和法律不通过教育而且借助于法律禁止种族歧视、环境恶化以及性骚扰，鼓励对社会公共问题以及各种不同的观点加以注意，以此将人们的偏好朝正确的方向进行引导是完全合法的。”[68]因此，将经济学上的效率理念直接应用于法学领域的研究路径实为不妥。
另一方面，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起点和核心分析工具在方法论层面上是否科学。经济分析法学的研究在经济学“理性人”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人首先被假定为具备理性、自利性和规范性等三个主要特征并时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市场机制自发地优化配置经济资源的作用通过无数人的决策之合力实现。如果理性人假设前提始终成立，也即私人决策者的行为始终符合其自身的经济性要求，则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功能的充分性便无可置疑。然而，对于理性人假定能否始终成立，一直以来就存在不同观点。凯斯·R.孙斯坦认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实现自己目标的方法，这一点当然不错。但在何种意义上把人类说成是‘理性的’或者‘追求最大利益者’，并非总是非常明确的。……有时人们似乎一点都不理性。……人们依赖经验法则或者启发式手段，结果造成他们对或然性以及现实的严重误解，而且还能导致个人以及社会缺乏理性”[69]。阿马蒂亚·森则进一步得出结论：对自利行为假设的滥用，已经严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即帕累托最优。”[70]其后，又有学者对这一“完全理性假设”做出了修正。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德·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又将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并进而对“完全理性假设”提出了修正。此外，经济分析法学以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然而对于交易成本理论是否在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均具有普适性，甚至对于由其他学者总结出来的交易成本理论的具体表述，以及该理论应用于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的正当性，即使科斯本人也从未给出一个肯定答案。
（二）石油天然气法效率价值的内在规定性
石油天然气法的效率价值，是法律对石油天然气产业的理想发展样态的追求、确认和保障。由前述分析可见，确定石油天然气法的效率价值，不应完全基于经济学的效率观念。具体而言，石油天然气法效率价值的内在规定性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www.xing528.com)
1.目的的正当性
提高能源勘探、开采、炼化、输送等方面的效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提高产业效率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就是提高相关的科技发展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发展方式的改变。如果说以“解谜”为本质[71]的科学是价值无涉的，那么技术则“是人的有目的的创造活动，体现着人的社会目的，因此，它具有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双重属性。技术不仅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且也是伦理、政治、经济、文化的体现”[72]。因而，在效率价值的语境下，技术具有价值倾向性。为确保技术发展沿着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轨道进行，在关注发展方式的同时，还应确保发展目的的正当性。在石油天然气法效率价值理念框架下，这就意味着：石油天然气开发和利用活动应当致力于满足人的需求，使社会成员获得更大的自由；同时，应将这些活动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这些负面影响抵消甚至超过其为满足人类需求和增进自由所带来的利益。这既是石油天然气法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石油天然气法其他方面的价值对效率价值的制约和作用。
2.发展的均衡性
在资源赋存数量、技术发展状况和社会经济条件允许的条件下，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应尽量兼顾所有的阶段与环节。一方面，石油天然气法的效率价值针对产业链的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阶段，不仅各自阶段分别合目的地高效率发展，而且三个阶段之间亦应实现良好的衔接和支持，从而实现整个石油天然气产业的高效率发展；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法应关注能源产品的生产、输送、销售、消费等环节，对于像我国这样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而言，过分强调或者忽略其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均不利于效率价值的最终实现。
3.关注条件束性
能源产业的发展以一定的现实条件为基础。作为实现石油天然气法之效率价值的“现实条件”，既包括技术上的可行性，也包括政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可行性。在此，“政策上可行”是指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应符合一国的相关战略和政策要求，从而使产业发展成为推动社会经济整体进步的积极因素；“经济上可行”是指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应基于合理的经济成本，避免为维护在这一产业中极易形成的垄断利益而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畸形发展模式；“社会方面可行”是指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发展不应违背一般的社会意识和广为认可的社会评价标准；“环境上可行”是指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将其对生态系统造成的负面影响控制在科学上认可的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这些条件既是对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的限制，同时也是确保石油天然气产业发展符合目的地发展的重要实现手段。
4.重视隐性成本
石油天然气法的效率价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实现成本最小化的同时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此处的“收益”和“成本”均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两个方面。显性的收益和成本，主要是指法律主体从石油天然气产业活动中直接获取的经济利益和支付的经济成本；隐性的收益和成本，是指因石油天然气产业活动而对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产生的良性影响和负面影响。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应当特别关注其中的隐性成本和隐性收益。隐性成本和收益往往被传统的经济分析所忽视，或者被作为“外部性”因素简单地处理，这不符合石油天然气法效率价值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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