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性格使然，也许是高中以后读了太多鲁迅、李白等人的文章，让我养成了那种对公权力对强权者极为抵触的情绪，以致内心对于杨金柱、迟夙生、伍雷等人的死磕万分崇敬。直至2017年7月29日至8月4日参加庭立方七天七夜培训之后，特别是马静华老师说的“裁判者思维”和成安老师说的“讲故事不讲道理，画面化、可视化语言”的观点，我的内心开始产生地震一般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那以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法庭，有话为何不能好好说，用什么方式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让不同意见的亲友们接受，让裁判者接受？
一直以来，我总是以尖锐到有些尖酸刻薄的语言来指责强权者，指责不同意见者，自以为是我行我素也就是这样养成的。在多次向马静华老师请教，在马静华老师不厌其烦的教诲之下，而且经过这段时间不时地思考，我终于能够深深领会到裁判者思维这个观点。
如果我是裁判者，对于被告人的无罪辩护的供述会不会重视？在被告人做无罪供述的时候，如果我是裁判者，我也不会去重视他的口供，我会从客观证据和其他的主观证据来判断，如果客观证据和其他主观证据更倾向于无罪，我才会去仔细研究被告人的口供。所以，被告人起初的有罪供述，到之后的翻供，对于裁判者而言，对于被告人是否无罪，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反而只会是对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方面起到消极的作用。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对于裁判者而言，才是倍受重视的，因为这种有罪供述可以让裁判者在被告人的认罪态度上予以认同。所谓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就是针对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言。很多人开玩笑地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句话是对那些认罪态度好的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讽刺，也是导致许多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依据。
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作为辩护律师，如果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出现反复，或者一直拒不认罪，首先不要考虑被告人翻不翻供，而是应该仔细阅卷，读取证人证言笔录、被害人询问笔录，仔细阅读现场勘验笔录、客观证据的提取、保存等，分析判断这些其他的主观证据和客观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罪，或者无罪。向公检法机关提出辩护意见时，最好是站在裁判者的角度，先审查其他证据，再来分析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分析判断哪些证据可以相互印证，从这个角度来提出法律意见或者辩护意见。
在为嫌疑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千万要仔细分析判断其他证据能否相互印证，也就是说，撇开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能否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如果可以，那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就没有什么作用；如果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个时候，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才是极为重要的，必须好好研究利用。
至于成安老师说的“讲故事不讲道理，画面化可视化语言”，我的体会也很深刻。现在坐在台上的公检法的经办人员都是经过筛选出来的，特别是员额下的检察员和审判员，不仅懂道理，还懂法律和法理，所以作为辩护人，跟检察员或者审判员讲法律讲法理，有时往往会是遭遇抵触情绪，这种抵触可能是观点上的分歧。而解决这种分歧最好的方式，就是讲故事，把案件事实，通过证据，用画面化、可视化的语言，以讲故事的形式讲出来，让检察官、法官自己体会和感受，比用讲道理的方式来说教更有效。(www.xing528.com)
最近看一些被标签化的死磕律师的言论，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裁判者，如果我是经办人，你直接把我当作敌对势力，把我当成敌人，甚至直接指控我枉法裁判，我还能有宰相的肚子容忍吗？特别是法官，他们是居中的裁判者，绝大多数是公平公正的，不能因为有部分倾斜的天平，就否认了所有天平的公正！当我们将居中裁判的法官当作敌人时，我们当事人的权益会不会因为我们的做法而受到损害呢？
作为律师，我们不应该将居间裁判的裁判者推向敌对地位，而应该尽可能按照裁判者思维的方式，用讲故事不讲道理的方式，可视化、画面化去说服他们，而不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强权的形式，打压、逼迫裁判者臣服于你。除非这些居间裁判者真的屁股不干净，内心极不公正，否则，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利用公权力，让你的观点一文不值。
经过庭立方的培训，我颠覆了自己的观点，我想，我今后的辩护思路就应该是裁判者思维方式，就应该是可视化画面化的讲故事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履行辩护职责时，也应当是团结尽可能团结的一切力量，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而不是将一切公权力都推向敌对位置。
回首庭立方的培训，我颠覆了根深蒂固的那种死磕思维，我想，有话好好说，才是最好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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