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元旦之夜，天寒地冻，我从市区回到家中。所谓的家，不过是自己搭盖的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铁皮屋。当厨房，客厅，也当餐厅，一间在仓库里用木板隔起来的只够一张一米五的床大小的不足五平方米的屋子罢了。尽管我超过了而立之年，但仍两袖清风，每年春节前还要到市集上现场写春联卖来换生活费，总保持着颜回那“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室不改其乐”的态度。当时，妻子带着儿子出去走亲戚，家中只有我一人。林海兴冲冲地提着一瓶42°的双沟大曲来到我家，在我简易搭盖的不足五平方米的厨房兼餐厅、客厅的小铁皮屋中，邀我一起喝酒。那时没有什么菜，我便到附近食杂店买了一包两块钱的花生，拿了两个大杯子，直接将那瓶双沟大曲分成两杯，每一杯大约半斤重。当时的我们简直就是两个孔乙己，一瓶42°双沟大曲，就着一包半斤不到的盐水花生，共同庆祝自己的人生喜事：我终于在1999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他终于在1999年与相恋多年的女友领了结婚证。
那时的我，三十出头，内心狂傲，而年轻我八岁的林海激情澎湃，两个轻狂书生，高谈阔论，一瓶白酒一包咸水花生，却像《沁园春·长沙》写的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似李清照三杯两盏淡酒那种借酒消愁，而是在大喜之后，畅快淋漓，畅谈人生。我从1993年开始，参加过七次考试，终于在1999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林海经过四年苦追，终于在1999年将省师大毕业的女友追到手，没有举办婚礼，而是在国庆期间到民政局扯了结婚证，而且还帮女友在市区师院里找到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那可是有正规编制的工作。
那晚，北风呼呼地嚎叫，特别是刮过屋顶上的电线，发出咻咻之声，像是盗贼一样从窗户闯进来，企图浇灭我们的喜悦，但无法冷却我们狂喜的心。两个孔乙己般的酸丁，穷喝阔谈，踌躇满志，准备充当北风一样的闯入者，到城市去闯荡一番事业。十几年后，同样的冬夜，我因一起案件来到异乡重庆，当时我已经戒酒多年，因此当因落魄而到重庆且不改书生意气的林海，带着一打啤酒，几包花生米，来到我住宿的房间时，我以饮料代酒，与林海把酒言欢。可能缺少酒精的刺激，或许我们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时光改变了许多，我不再那样趾高气扬，他也增添了诸多的沧桑。
过了2000年的元旦，尽管当时尚未拿到律师资格证书，但已经知道分数为245分，超过240分的划线5分成绩通过律考。于是我联系了市区一家律所，因律所同意每个月给我500元薪水，我便在律所旁边租了一间面积大约8平方米的民房住了下来。同时我辞去学校教导主任和总务的职务，休了假，并请了一名代课老师帮我代课。我从一名小学教师，一名外来者，闯入市区，闯入律师界，铆足干劲想在律师界干出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www.xing528.com)
但是，许多时候心急都吃不上热豆腐，当时我以为天经地义可以当一名实习律师，但当我来到律管科，却被告知想当实习律师必须先拿到资格证，然后由律所申请，经律管科审批之后，方可申请到实习律师身份。同时告诫我没有资格自己到律管科申请，必须由律所申请。或许，我那股自命不凡、自以为是的神态，让律管科的官员们看了极为不爽，所以根本就是不买我的账。那架势基本上是“端茶送客”，让我滚蛋。初来乍到的我，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律管科，当不了实习律师，我就只能当助手。更加打击我的是，原本以为我联系的律师会当我的师傅，但没想到他却介绍一名我骨子里绝不认同的律师来带我。过了几天，我送一份上诉状到离律所四五公里外的一个法庭，并把摩托车停在法庭的院子里。送完上诉状正要离开之时，没想到一个阿姨过来要收取1块钱的停车费。我拒绝支付，因为法庭里并无有关停车的收费许可证，而且这是法庭，摩托车临时停在法庭里还需要缴交停车费？我正在与那个阿姨吵着，那个法庭的庭长助理过来了，劝我交那1块钱的停车费，我坚决不交，坚决将车开回去。回到单位，律所主任叫住了我，原来庭长助理给他打了电话，说我态度恶劣，计较1块钱的停车费。结果，庭长助理要说上诉状这样写不行，必须重新写。为了避免再起波折，我从此到这个法庭后，不再将摩托车停到法庭院子里，而是停在法庭门口。
从小一直被称为书呆子的我，不缺勤奋，不缺耿直，不缺才华，自以为可以在市区律师界安身立命。但初来乍到之时，却到处碰壁。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抬起头来举目无亲，各种不适应不习惯，各种潜规则要逼迫我改弦更张。那时我想起的是李白那首《行路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但内心总是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所以我想，既然闯进来了，就要走下去，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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