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年）提出的“优生学”理论。高尔顿是“进化论”创始者达尔文的表兄弟。大家都知道，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论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说生物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彼此为生存而相互竞争，其中最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的，才能够延续活下去，否则就会被自然淘汰。高尔顿受了“进化论”影响，用统计方法来研究人类的遗传。他发现人类的智力、性格、身高、面貌、指纹都是有遗传性的，就是俗语所讲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所以，高尔顿就主张聪明健康的男女应该相互通婚，为人类生育优秀后代。他说与其让人类顺其自然，盲目、缓慢地演变进化，不如有规划、迅速地朝着改进人种的方向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优生学”引起许多注意，也得到许多支持。但是，“优生学”正面地鼓励优秀族群繁殖，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的想法和做法：有缺陷的族群得不到鼓励和帮助，甚至被法律或者医学手段强制禁止生育。20世纪初，美国有29个州通过法令，心智有缺陷的人，甚至囚犯、乞丐都被强制不能生育后代。这种负面“优生学”的想法，在希特勒统治时期的德国更是变本加厉，变成种族屠杀的借口。当然，到了今天，从“优生学”观点负面地做强制性禁止，已经不再被接受。(www.xing528.com)
如果从“优生学”观点来建立鼓励和诱导政策，我们又将如何看待？1980年，新加坡为了鼓励受教育水平高的男女交往结婚，政府特别为单身大学生安排电脑择偶和交谊活动，用经济的诱因鼓励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生育。另一方面，针对没有受过高中教育、低收入的女性，如果她们自动接受结扎手术，就可以得到经济上的资助，去买一幢低收入者住的公寓。尽管这个政策是自愿、自由的选择，但还是引起若干的质疑。最明显的，是用经济诱因引导女性接受结扎手术，这和用法令强制相比较，两者在道德上的分界并不清晰。其次，用社会共同资源鼓励一个族群去做选择，是否等于对另一个族群的漠视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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