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再举两个不同的例子。几年前，美国一位失聪的女士，希望有个失聪的儿子，费了好些气力找到一位五代都是遗传失聪的男子，请他捐赠精子。果然如同她所预期，她生下一个失聪的儿子。这件事引发很多反映，认为她不该刻意把生理缺陷传给儿子。这位女士的回应是，失聪不必被认为是一种缺陷。失聪的人生活在一起，可以紧密地结合，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何尝不是一个美好的社会群体。
与此同时，美国最有名的几个常春藤大学的学生报纸，登了一则广告。有人愿意用五万美元的价格，征求卵子的捐赠，捐赠者身高必须超过170厘米，有运动员的体格，没有重大疾病的家族病史，进入大学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的分数在1，400分以上——那是可以进哈佛大学的标准。许多看到这则广告的人，都觉得这是可以认同、没有太大争议的想法。这两个例子有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父母从遗传的角度，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下一代。
随着医学、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如今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息、药品、工具和方法来影响生理和心理状况，包括治疗疾病、提升能力、控制监管和选择预设的后果。面对科学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可能非常深远的机会，怎样做选择，是非常复杂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
在不同的个案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选择，我们不能概括地站在一个极端，用一个纯科学的观点，追求所谓最完美的结果。何况，最完美的定义往往是模糊的、因人而异的。但是，我们也不能概括地站在另外一个极端，坚持一切顺其自然，排除任何科学和技术的助力和干预。我想用一些例子来指出，许多的决定和选择不可能被清晰地一分为二：是或者非，正确或者错误。许多过去作为决定和选择的理由，今天已经不再存在；许多今天作为决定或选择的理由，未来很可能不会再被接受。我们得不断地思考和调整。
以下的几个例子为我们指出，治疗生理机能上的疾病和障碍，与提升本来是健康正常的生理机能间的分界线，不再清晰明显。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观点是，医学、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都可以应用在疾病治疗上，其实，这本来就是医学、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研究发展的初衷，但这些药品和技术可以应用到没有疾病、健康的人身上吗？医学上已经开始研发一种合成的基因，注射到白老鼠身上后，可以增强肌肉的活力，避免萎缩衰退。这种基因的研发目的是治疗人体肌肉萎缩老化的疾病。但是，打棒球、踢足球、举重的运动员，是不是也可以使用这种基因治疗法来增强肌肉呢？
在大脑记忆和认知方面的研究，原始的目的是治疗失智症，包括阿尔兹海默症。但是，差不多十年前，科学家已经知道如何改变果蝇的基因，增强它记忆的能力，也成功在白老鼠身上植入跟记忆有关的基因备份。这些备份不但能够增强白老鼠的学习和记忆能力，甚至可以等到它年龄大、记忆力衰退时，再启动使用。大家马上就想到，有了这种为治疗记忆力丧失或衰退的药物和方法，学生考试前背书，法官出庭前要把法律条文记住，生意人出国做生意前先把英文、法文复习一遍，只要一粒记忆力大补丸，就会有很大的助力。反过来说，在记忆力方面的研究，也可以消除过去，例如意外事故等悲惨的记忆。或许，仍深陷痛苦中的失恋情人，只要到药店买颗消除痛苦记忆的特效药就可以走出深渊。(www.xing528.com)
再者，对发育迟缓落后的小孩，生长激素可以促进其身高发展。那么，假如一个健康正常的小男孩，想长得像姚明那么高去打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一个健康正常的小女孩，想做个高挑的模特，那么他们可不可以使用生长激素呢？
把前面几个例子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医学、生命科学和基因工程的发展，带给我们几个层次的可能性：第一，治疗疾病，就是要恢复正常；第二，提升能力，那就是超越正常；第三，控制和选择我们所要的，也许就是近乎完美吧！
医学研究的目的，本来就是要治疗疾病、救人活命。所以，一个很单纯的看法是，生命科学的进步和发展，可以让我们治好更多的病，救活更多的人。我们应该永远站在一个极端的立场，没有任何别的考虑，尽所能去治疗一切病患。然而到了21世纪的今天，科学、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综合起来，保健治疗不再是个单纯的议题。
首先，新的医药和治疗方法的研发，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的财力，许多新药物和仪器价格都非常昂贵。特别是在贫苦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每个病人都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最好的治疗药物和方法。器官移植就是个复杂的例子，哪个病人最需要新器官？哪个病人接受新器官后的生存概率最高？哪个病人有钱去买个新器官？安乐死又是个更复杂的例子，谁能够选择安乐死这条路？是病人本人、他的家人还是医生？被动的安乐死是减少甚至中断对病人的治疗，主动的安乐死等于是用医药来帮一个人自杀。谁能够做这种决定？这种决定在医学、伦理、社会、法律责任上的归属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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