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节庆文化之元宵节的灯火世界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元夕，即现今仍相沿欢度的“元宵节”，又称灯节、上元节。正节日期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关于它的由来，权威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以为，汉代张灯祀祭“太乙”（天神），又受佛教“大神变”“燃灯表佛”影响，便诏令天下士族庶民，家家一律挂灯，从而这种佛教礼仪，演化成了民间盛大的灯节。另一种观点，从火崇拜的特殊含义着眼，认为灯节最重要的方面是祈年意义。从形式上看，元宵燃灯的初始形式是“烧田财”，将此与春秋季燃火把祈年的活动与早期农耕时期的“大火星”崇拜相对照，那么“灯节”显然就是刀耕火种时期烧去田间草木并开始播种的原始生活习俗的高级转化形式。元宵节舞龙灯的活动也表明了灯节固有的祈年意义。其次，大傩仪中火的重要作用，使得燃灯活动又有着驱除邪秽的含义。其实，这两种观点可以相辅相成，火崇拜也许是灯节最原始的意义，而佛教挂灯的形式，又正好为灯节的成型在形式上以启发和促进。不过，正月十五夜观灯的情景，直到梁简文帝的《列灯赋》才有所描绘：“何解冻之嘉月，值萱荚之盛开。草含春而色动，云飞采以偕来。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斜晖交映，倒影成鲜。”“解冻之嘉月”当指孟春正月。“值萱荚之盛开”应该指十五日。据说萱荚这种草，每月初一开始，日生一荚，至十五日生满十五荚，从十六日开始就日落一荚，至月晦落尽。梁朝的燃灯，虽然“斜晖交映，倒影成鲜”，但规模尚小，似未形成全民参与的闹元宵节俗。陈后主也有《宴光璧殿咏遥山灯》诗，写的也是宫廷观灯的事。正月十五日成为民间盛会，较早记于史籍的，恐怕是《隋书·柳彧传》。柳彧传录有一封谴责性的奏疏：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慢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弊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

《资治通鉴》陈纪九·长域公至德元年（583）亦载此事：“（柳）彧以近世风俗，每正月十五日夜，燃灯游戏，奏请禁之。”明确指出柳彧请禁止的是正月十五日夜的燃灯游戏。

隋文帝开皇三年，燃灯游戏曾一度禁止。但隋炀帝时，又很快驰禁。并且，为了向外国使节夸耀天朝的富足与尊严，不仅在正月十五日于皇朝内外张灯结彩，而且于皇都“盛陈百戏”。《通鉴》隋纪五·炀帝大业六年（610）正月条：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百万。自是岁以为常。

胡三省注曰：“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元宵行乐“始盛”时的情况，薛道衡描绘成“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传统的百兽舞、五禽戏与西域少数民族歌舞交相展示，十分精彩。隋炀帝登楼观灯，大发诗兴，其《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赞道：“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法轮，佛法的别称。佛教认为佛的说法，能摧破众生恶业，能辗转推平山岳岩石，并不停留一处，展转传人，犹如车轮。因此，又比喻成法灯，以为佛法如灯，普照幽暗。这里隋炀帝借以形容灯火。梵声是诵佛经的声音。佛经有“梵音深妙，令人乐闻”之说，这里比喻歌咏之声悦耳动听。从这首诗的描绘中，还可以看出燃灯表佛的意蕴，但大型的乐舞会演明显占了鳌头。《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外，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正月最后一天）而罢。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者，殆三万人。”演出每天通宵达旦，歌舞人员仅穿“妇人服”者达三万人，可以想象其规模多么盛大！

正月十五夜张灯结彩，歌舞行乐，从大业六年开始形成规矩，唐睿宗、玄宗时将元夕及前后各一日，正式列为国家的例假日，宫署停止办公，金吾暂停宵禁，大展华灯，纵情游观。当时盛况，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描绘为：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骑皆禾农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正月十五，立春不久，春天的气息稍有透露，可是错落的明灯，犹如鲜艳的花朵，已将整个世界装扮得万紫千红。平日里，夜晚显得黑沉沉的护城河桥，今日点缀上无数的华灯，灯影照耀下的河桥好似天上银河；看灯的人更是潮水般涌动，车马喧阗，声浪如沸，使飞扬的尘土都看不清。人流中，歌妓们骑在马上，一边观灯，一边唱着《梅花落》的曲调，多姿娇艳。花灯大放的佳节，正是风清月白的良宵，金吾不禁夜，难得这样自在。人们欢歌笑语，通宵达旦，自然希望这一年一度的元宵灯夜不要匆匆过去。“玉漏莫相催”，写出了观灯人的共同心理，也表现了游人游兴未尽的激动心情。苏诗所吟，《大唐新语》、《唐两京新记》多有记述，都城长安，每到傍晚，宵禁的鼓声响起，士民都必须回到各自的住宅。负责京师治安防卫的执金吾率领街使，各街巡逻，按鼓声启闭大门，制度严格，但在元宵节期间，“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六首》）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倾家而出，夜游观灯。《雍洛灵异小录》载：“唐朝正月十五夜，……灯明如昼，……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被挤得悬空架起来，“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全城士民盛妆出游，惹得皇帝也在御座上难以安坐，唐中宗曾“与韦后微服过市，徜徉纵观。”（《旧唐书·中宗记》）盛唐气象的缔造者唐玄宗更是极尽游乐之能事，“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于京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于灯轮下踏歌之日，欢乐之极，未始有之。”（《朝野佥载》卷三）据郑处诲《明皇杂录》、韩鄂《岁华纪丽》等书记载，唐玄宗还召能工巧匠以缯采结成一座高一百五十尺，广二十间的灯楼，楼上挂着珠玉、金银穗，微风过处，声响若铃。灯上绘龙凤虎豹，奔突腾跃，耀武扬威。不仅玄宗如此，就连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令人制作的百枝灯树也“高八十尺，立之高山。上元点之，百里皆见。”由此可见，唐代元宵盛况之一斑。欢腾的情景，使帝王群臣更是激情洋溢，歌唱不已，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御前随口吟诵，即席赋诗，“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十五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其一）的歌唱，写尽了灯节的辉煌。

宋代，元宵夜从唐代三日增至五天，即从正月十三试灯延续到正月十八收灯。当时灯事，宋代人的许多笔记，都有较详细的记录，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侧重百戏、伎艺表演，反映了北宋汴京（开封）的独特传统；署名西湖老人所著的《繁胜录》描绘了临安（杭州）元宵节的民俗民艺，“嬉游之事，以繁华靡丽相夸”；钱塘吴自牧《梦梁录》也记杭城风俗，与周密《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对庆赏元宵、舞队灯品等等的记述，极其生动。我们借助这些节俗史料，对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一词中的描写作些解释，即可见宋代灯节繁华之大观。

“东风夜放花千树”，和暖的东风还未催开大地的百花，却已吹放了火树的银花。“花千树”形容灯火繁盛。“更吹落、星如雨”，《东京梦华录》谓正月十六日，京城各坊巷“以竹竿出灯毬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宝马雕车香满路”，写观灯的人潮。豪贵之家宝马雕车，华美无比，互相比着赛着出门观灯、看戏。“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三句将人间社火与天上华灯交融描绘，写得如同仙境。玉壶，《武林旧事·元夕》：“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鱼龙舞，《汉书·西域传赞》有“漫衍鱼龙角抵之戏”的句子，颜师古注：“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目，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这里显然是形容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曼衍的“社火”百戏。歌吹悦耳，仰望玉壶光转，低首鱼龙狂舞，真是令人目不暇接；而头上插满了闹蛾儿、雪柳等元宵节饰的丽人群女，更加让人眼花缭乱。好一派欢腾的元夕夜。辛弃疾这首词，旨意当然不在写灯彩游人，但他对元夕夜热闹景况的渲染，创造出了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引导读者领略到了宋代元宵夜的狂欢。

宋代的皇帝确实热衷这个繁华热闹的灯节。赵匡胤以下几代君主都曾亲自主诗观灯仪式。并且灯节的准备活动冬至前后就开始了，开封府搭起大棚，棚内彩山上画有神仙故事和市井人物。彩山旁搭成文殊、普贤菩萨像，其手指直通彩山顶部。人们用辘轳将水绞上山，然后顺手指流下，精妙绝伦。山棚门柱上用草把绑成游龙形状，上面密插灯盏，颇为壮观。十五日当天，各种社火队伍纷纷出动，表演诸多的杂耍节目。皇帝于十六日夜亲临宣德楼，宣赦天下，以示威德。

胡三省注曰：“丁丑，正月十五日。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元宵行乐“始盛”时的情况，薛道衡描绘成“万户皆集会，百戏尽前来。”“竟夕鱼负灯，彻夜龙衔烛。”“羌笛陇头吟，胡舞龟兹曲。”传统的百兽舞、五禽戏与西域少数民族歌舞交相展示，十分精彩。隋炀帝登楼观灯，大发诗兴，其《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赞道：“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疑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法轮，佛法的别称。佛教认为佛的说法，能摧破众生恶业，能辗转推平山岳岩石，并不停留一处，展转传人，犹如车轮。因此，又比喻成法灯，以为佛法如灯，普照幽暗。这里隋炀帝借以形容灯火。梵声是诵佛经的声音。佛经有“梵音深妙，令人乐闻”之说，这里比喻歌咏之声悦耳动听。从这首诗的描绘中，还可以看出燃灯表佛的意蕴，但大型的乐舞会演明显占了鳌头。《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外，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正月最后一天）而罢。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者，殆三万人。”演出每天通宵达旦，歌舞人员仅穿“妇人服”者达三万人，可以想象其规模多么盛大！

正月十五夜张灯结彩，歌舞行乐，从大业六年开始形成规矩，唐睿宗、玄宗时将元夕及前后各一日，正式列为国家的例假日，宫署停止办公，金吾暂停宵禁，大展华灯，纵情游观。当时盛况，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描绘为：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骑皆禾农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正月十五，立春不久，春天的气息稍有透露，可是错落的明灯，犹如鲜艳的花朵，已将整个世界装扮得万紫千红。平日里，夜晚显得黑沉沉的护城河桥，今日点缀上无数的华灯，灯影照耀下的河桥好似天上银河；看灯的人更是潮水般涌动，车马喧阗，声浪如沸，使飞扬的尘土都看不清。人流中，歌妓们骑在马上，一边观灯，一边唱着《梅花落》的曲调，多姿娇艳。花灯大放的佳节，正是风清月白的良宵，金吾不禁夜，难得这样自在。人们欢歌笑语，通宵达旦，自然希望这一年一度的元宵灯夜不要匆匆过去。“玉漏莫相催”，写出了观灯人的共同心理，也表现了游人游兴未尽的激动心情。苏诗所吟，《大唐新语》、《唐两京新记》多有记述，都城长安，每到傍晚，宵禁的鼓声响起，士民都必须回到各自的住宅。负责京师治安防卫的执金吾率领街使，各街巡逻，按鼓声启闭大门，制度严格，但在元宵节期间，“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张祜《正月十五夜灯》）“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崔液《上元夜六首》）王公贵族，平民百姓，倾家而出，夜游观灯。《雍洛灵异小录》载：“唐朝正月十五夜，……灯明如昼，……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甚至有被挤得悬空架起来，“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全城士民盛妆出游，惹得皇帝也在御座上难以安坐，唐中宗曾“与韦后微服过市，徜徉纵观。”（《旧唐书·中宗记》）盛唐气象的缔造者唐玄宗更是极尽游乐之能事，“正月十五、十六、十七夜，于京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于灯轮下踏歌之日，欢乐之极，未始有之。”（《朝野佥载》卷三）据郑处诲《明皇杂录》、韩鄂《岁华纪丽》等书记载，唐玄宗还召能工巧匠以缯采结成一座高一百五十尺，广二十间的灯楼，楼上挂着珠玉、金银穗，微风过处，声响若铃。灯上绘龙凤虎豹，奔突腾跃，耀武扬威。不仅玄宗如此，就连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令人制作的百枝灯树也“高八十尺，立之高山。上元点之，百里皆见。”由此可见，唐代元宵盛况之一斑。欢腾的情景，使帝王群臣更是激情洋溢，歌唱不已，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御前随口吟诵，即席赋诗，“龙衔火树千灯艳，鸡踏莲花万岁春”（《十五夜御前口号踏歌词二首》其一）的歌唱，写尽了灯节的辉煌。(www.xing528.com)

宋代，元宵夜从唐代三日增至五天，即从正月十三试灯延续到正月十八收灯。当时灯事，宋代人的许多笔记，都有较详细的记录，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侧重百戏、伎艺表演，反映了北宋汴京（开封）的独特传统；署名西湖老人所著的《繁胜录》描绘了临安（杭州）元宵节的民俗民艺，“嬉游之事，以繁华靡丽相夸”；钱塘吴自牧《梦梁录》也记杭城风俗，与周密《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对庆赏元宵、舞队灯品等等的记述，极其生动。我们借助这些节俗史料，对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一词中的描写作些解释，即可见宋代灯节繁华之大观。

“东风夜放花千树”，和暖的东风还未催开大地的百花，却已吹放了火树的银花。“花千树”形容灯火繁盛。“更吹落、星如雨”，《东京梦华录》谓正月十六日，京城各坊巷“以竹竿出灯毬于半空，远近高低，若飞星然。”“宝马雕车香满路”，写观灯的人潮。豪贵之家宝马雕车，华美无比，互相比着赛着出门观灯、看戏。“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三句将人间社火与天上华灯交融描绘，写得如同仙境。玉壶，《武林旧事·元夕》：“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福州所进，则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冰玉壶，爽彻心目。”鱼龙舞，《汉书·西域传赞》有“漫衍鱼龙角抵之戏”的句子，颜师古注：“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目，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这里显然是形容民间艺人们载歌载舞、鱼龙曼衍的“社火”百戏。歌吹悦耳，仰望玉壶光转，低首鱼龙狂舞，真是令人目不暇接；而头上插满了闹蛾儿、雪柳等元宵节饰的丽人群女，更加让人眼花缭乱。好一派欢腾的元夕夜。辛弃疾这首词，旨意当然不在写灯彩游人，但他对元夕夜热闹景况的渲染，创造出了身临其境的艺术效果，引导读者领略到了宋代元宵夜的狂欢。

宋代的皇帝确实热衷这个繁华热闹的灯节。赵匡胤以下几代君主都曾亲自主诗观灯仪式。并且灯节的准备活动冬至前后就开始了，开封府搭起大棚，棚内彩山上画有神仙故事和市井人物。彩山旁搭成文殊、普贤菩萨像，其手指直通彩山顶部。人们用辘轳将水绞上山，然后顺手指流下，精妙绝伦。山棚门柱上用草把绑成游龙形状，上面密插灯盏，颇为壮观。十五日当天，各种社火队伍纷纷出动，表演诸多的杂耍节目。皇帝于十六日夜亲临宣德楼，宣赦天下，以示威德。

南宋偏安临安，灯事却一点不减，“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并且不断试灯“预赏”，著名的词人姜夔的《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就写：“正月十一日观灯”，“笼纱未出马先嘶”的声势。据《乾淳岁时记》载，还有九月赏菊灯之后，就开始“预赏元宵”进行试灯的。转年进入新正，灯火日益繁盛，各州县要向帝都进奉花灯，互比巧拙，于是，华灯制作也更加精巧、新颖。新安进奉了“无骨灯”——这种灯的巨大灯圈，全以玻璃制成骨架，点燃之后，无比明亮，仿佛没有骨架。皇帝制造了一座“玻璃山灯”，高达五丈，灯山上各种人物活动自如，新奇精巧又非“无骨灯”能比。又结成一座大彩楼，楼上布满种种故事人物。“有龙风水，蜿蜓如生，为诸灯之冠。”琉璃灯山与彩楼前后，设置玉栅帘，宝光璀灿，花影摇曳，伎乐演奏新曲，声闻数里，真似神宫仙府一般。观灯，除了看样式比精巧，宋代又出现了新花样：猜灯谜。苏州一带叫打灯谜。灯谜的出现，使元宵娱乐更加富有了文化意蕴，深受文人士大夫欢迎。所以，灯谜勃兴北宋，至清代已风行于各个阶层，文人雅士、大家闺秀，乃至平民百姓都出现了不少猜谜的“行家”，并突破元宵灯节，四时八节，时时可见，至今盛行不衰。

随着张灯节俗的月盛日繁，宋代都市中出现了灯市，《乾淳岁时记》，从年前孟冬开始，“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范成大写诗歌咏：“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无论京师、地方，“春前腊后”，各列灯市，颇受人们“偏爱”，由此，可以想见灯市上人头攒动，选灯议价的热烈场面。明代的灯市更是“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怎见好灯市？”（《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真正是从哪里去看这样繁华的灯市？至清代，专以做灯出名的人家便出现了，买灯者争买名家灯，卖灯者争说出名家，人声喧喧，热闹非凡。

到了明代，元宵节的节期又增至十天。自初八至十七夜，“有社火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闹彻旦。”（《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元宵夜已经够红火热闹，这时又加上了烟火，灯节更加显得绚丽多彩。清代的烟火，花样繁多，竞巧斗奇，韵致别出。“家家烟火祝丰亨，花萼硫黄喜夜晴。行遍九逵争斗胜，雷轰电掣不停声。”尤其是一种叫火判官的游戏，更是引人入胜。所谓的火判官，是用泥塑的鬼判，元夕时在腹中点火，火判官便周身烟焰腾跃：“狰狞火判列街坊，口吐红烟眼放光”，这时“满街灯烛正喧豗，变相俄惊地狱开。略似人形泥塑在，是何儿戏火攻来。漫凝古佛多毫相，翻恐冥官也劫灰。不是禁烟寒食候，莫教错认介之推。”（赵翼《戏咏大判官》）仅从这令人惊愕得如同置身地狱的火判官身上，就可见清代元宵夜多么刺激！清代元宵节的“百戏”演出，比较前代增加了许多新花样。舞龙、舞狮、角抵、跑旱船、打腰鼓、扭秧歌等等，“歌钟繁百里，百戏月明中”，街头巷陌，锣鼓暄天，歌儿舞女，百官庶民，人人欣喜若狂。看戏观灯，通宵奔忙，累了饿了，吃一碗热腾腾的元宵，甜在嘴里，乐在心中。元宵夜吃元宵的节俗，也由来已久。“元宵”又称汤团、圆子或粉果。用糯米粉包馅滚成圆形，元夕，一家人围座食用，祝愿合家团圆；馈赠亲友，表示遂顺圆满。所以，深受欢迎。自宋代起，即流行民间，成为元宵节专门的应节食品。

节日是常态生活的中断。在节日里，人们的许多行为可以违反正常的行为准则或俗成的道德观念，而不受叱责、惩罚，并且，还会故意进行一些违反常规的游戏，获得乐趣。“春场三市接松坛，有女如云不避官。都说闲行消百病，先拼今夜试轻寒”的灯市竹枝词，虽然说的是清代北京城里的妇女，在正月十六夜行游街市“消百病”的活动，但恰巧反映出节日里妇女可以“不避官”的殊态行为。而就节日的非常状态特点而言，妇女的活动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中国古代的妇女，尤其是大家闺秀，平日里，深闭闺中，难得外出，更不要说夜晚出游了。但元宵夜期间，她们可以竞日游乐，结伴“走桥”、“跳水”、“摸钉”，放胆“闲行”。乡村女子还要“偷青”、迎紫姑，好一番欢闹，好一阵痛快！因此，每至元夕，“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张萧远《观灯》）“今夜可怜春，河桥多丽人。宝马金为络，香车玉作轮。连手窥潘椽，分头看洛神。重城自不掩，出向小平津。”（陈嘉言《上元夜效小庾体》）“兹夕何夕，而遨游之多趣乎？……美人竞出，锦障如烟。”（长孙正隐《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并序》）女儿们精心装饰，上街观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不怕男子灯前绕看，还要“连手窥潘掾”。潘掾指晋代曾任太尉掾的潘岳。《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后多以潘岳喻美男子。在车马轰阗，华灯交错的“闹市”，遇上英俊男儿，她们手拉手地把美男子围在中间，细看姿容。何其大胆，多么放肆，又有多么开心。而玉楼上、香径里的佳人，另有一般滋味在心头。“玉楼人，暗中掷果。珍帘下，笑看春衫袅娜。”“掷果”亦用潘岳故事。据晋人裴启《语林》记：潘岳“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站在高楼上的贵妇，给意中人掷果，躲在帘下的男子，也窥视着贵妇身上迎风飘舞的春衫薄衣。“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充满脂粉香的绿荫小径里，更演着一幕幕喜剧，女子戏逗仕宦男儿，拉断冠缨；看上风流年少，便掷果表达爱慕。“更阑烛影花荫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奇遇之事，自然又多添一份惊喜。最美满的要算“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他们在“初年三五夜”“灯火恰如月”的美好时刻，回忆着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重温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大大发挥着节日的回忆功能。在追寻美好记忆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别有怀抱”和欧阳修“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感伤。

乡间女子、农家妇女似乎没有这么多的闲情逸致，她们最关心的还是生产、收成。最普遍的活动之一是迎紫姑。紫姑是民间传说中一位善良、贫穷的女子，在过正月十五的时候，她因穷困而死。百姓们同情她、怀念她，尤其是“闺中红粉”，“说着紫姑悲惨事”，而一齐悲伤流泪。于是，在元宵夜，她们便用稻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像，到紫姑常做活的厕所、猪圈、厨房旁边祀祭迎接。唐人熊孺登的《正月十五日》诗咏道：“汉家遗事今宵见，楚廓明灯几处张。深夜行歌声绝后，紫姑神下月苍苍。”迎请紫姑神，主要用意是占卜蚕桑、女红等有关女人的祸福等事，所以，有的地方叫祭蚕神。如果说，祭紫姑神反映了女子的善良、温柔性格的话，“放偷”则表现出女子的泼辣、大胆。“放偷”本来是北方鲜卑族的习俗，传到契丹、女真，宋洪皓《松漠记闻》：

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而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镢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原注：谓羊酒肴馔之类），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

宋文惟简《虏廷事实》亦云：

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鞍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

正月十六日“放偷”，偷的东西，小到畚箕、镢头、饮器，大至妻女、宝货、车马，甚至未出嫁的“室女”。这情景，实在令人惊骇！偷的人，除“劫持”室女的男子外，其他多为“妇人”，并且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别人家，乘主人迎客时，纵其婢妾盗物。被偷的人家回头还得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明清时期，扬州、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元夕偷青”，妇女们夜间结伴到菜园偷葱菜，以卜佳兆。还有歌谣唱道：“天青青，月明明，玉免引路去偷青。偷了青葱人聪明，摘了生葱招财灵。”（《中国风俗辞曲》岁时的节日类，上海辞书1990）放偷，偷青，可以说在惊险中追求乐趣，屏声静气，提心吊胆地体味到的愉悦，恐怕没有比它更快活的了。

我们把过元宵节叫“闹元宵”，元宵节确实是中国传统节俗中最为热烈奔放、纵情欢快的节日。

南宋偏安临安，灯事却一点不减，“都城自旧岁冬孟驾回，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绾者数十队，以供贵邸豪家幕次之玩”，并且不断试灯“预赏”，著名的词人姜夔的《鹧鸪天·巷陌风光纵赏时》就写：“正月十一日观灯”，“笼纱未出马先嘶”的声势。据《乾淳岁时记》载，还有九月赏菊灯之后，就开始“预赏元宵”进行试灯的。转年进入新正，灯火日益繁盛，各州县要向帝都进奉花灯，互比巧拙，于是，华灯制作也更加精巧、新颖。新安进奉了“无骨灯”——这种灯的巨大灯圈，全以玻璃制成骨架，点燃之后，无比明亮，仿佛没有骨架。皇帝制造了一座“玻璃山灯”，高达五丈，灯山上各种人物活动自如，新奇精巧又非“无骨灯”能比。又结成一座大彩楼，楼上布满种种故事人物。“有龙风水，蜿蜓如生，为诸灯之冠。”琉璃灯山与彩楼前后，设置玉栅帘，宝光璀灿，花影摇曳，伎乐演奏新曲，声闻数里，真似神宫仙府一般。观灯，除了看样式比精巧，宋代又出现了新花样：猜灯谜。苏州一带叫打灯谜。灯谜的出现，使元宵娱乐更加富有了文化意蕴，深受文人士大夫欢迎。所以，灯谜勃兴北宋，至清代已风行于各个阶层，文人雅士、大家闺秀，乃至平民百姓都出现了不少猜谜的“行家”，并突破元宵灯节，四时八节，时时可见，至今盛行不衰。

随着张灯节俗的月盛日繁，宋代都市中出现了灯市，《乾淳岁时记》，从年前孟冬开始，“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范成大写诗歌咏：“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无论京师、地方，“春前腊后”，各列灯市，颇受人们“偏爱”，由此，可以想见灯市上人头攒动，选灯议价的热烈场面。明代的灯市更是“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些诸门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鳌山耸汉，怎见好灯市？”（《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真正是从哪里去看这样繁华的灯市？至清代，专以做灯出名的人家便出现了，买灯者争买名家灯，卖灯者争说出名家，人声喧喧，热闹非凡。

到了明代，元宵节的节期又增至十天。自初八至十七夜，“有社火鳌山，台阁戏剧，滚灯烟火。无论通衢委巷，星布珠悬，皎如白日，喧闹彻旦。”（《西湖游览志余·熙朝乐事》）火树银花不夜天的元宵夜已经够红火热闹，这时又加上了烟火，灯节更加显得绚丽多彩。清代的烟火，花样繁多，竞巧斗奇，韵致别出。“家家烟火祝丰亨，花萼硫黄喜夜晴。行遍九逵争斗胜，雷轰电掣不停声。”尤其是一种叫火判官的游戏，更是引人入胜。所谓的火判官，是用泥塑的鬼判，元夕时在腹中点火，火判官便周身烟焰腾跃：“狰狞火判列街坊，口吐红烟眼放光”，这时“满街灯烛正喧豗，变相俄惊地狱开。略似人形泥塑在，是何儿戏火攻来。漫凝古佛多毫相，翻恐冥官也劫灰。不是禁烟寒食候，莫教错认介之推。”（赵翼《戏咏大判官》）仅从这令人惊愕得如同置身地狱的火判官身上，就可见清代元宵夜多么刺激！清代元宵节的“百戏”演出，比较前代增加了许多新花样。舞龙、舞狮、角抵、跑旱船、打腰鼓、扭秧歌等等，“歌钟繁百里，百戏月明中”，街头巷陌，锣鼓暄天，歌儿舞女，百官庶民，人人欣喜若狂。看戏观灯，通宵奔忙，累了饿了，吃一碗热腾腾的元宵，甜在嘴里，乐在心中。元宵夜吃元宵的节俗，也由来已久。“元宵”又称汤团、圆子或粉果。用糯米粉包馅滚成圆形，元夕，一家人围座食用，祝愿合家团圆；馈赠亲友，表示遂顺圆满。所以，深受欢迎。自宋代起，即流行民间，成为元宵节专门的应节食品。

节日是常态生活的中断。在节日里，人们的许多行为可以违反正常的行为准则或俗成的道德观念，而不受叱责、惩罚，并且，还会故意进行一些违反常规的游戏，获得乐趣。“春场三市接松坛，有女如云不避官。都说闲行消百病，先拼今夜试轻寒”的灯市竹枝词，虽然说的是清代北京城里的妇女，在正月十六夜行游街市“消百病”的活动，但恰巧反映出节日里妇女可以“不避官”的殊态行为。而就节日的非常状态特点而言，妇女的活动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中国古代的妇女，尤其是大家闺秀，平日里，深闭闺中，难得外出，更不要说夜晚出游了。但元宵夜期间，她们可以竞日游乐，结伴“走桥”、“跳水”、“摸钉”，放胆“闲行”。乡村女子还要“偷青”、迎紫姑，好一番欢闹，好一阵痛快！因此，每至元夕，“十万人家火烛光，门门开处见红妆。”（张萧远《观灯》）“今夜可怜春，河桥多丽人。宝马金为络，香车玉作轮。连手窥潘椽，分头看洛神。重城自不掩，出向小平津。”（陈嘉言《上元夜效小庾体》）“兹夕何夕，而遨游之多趣乎？……美人竞出，锦障如烟。”（长孙正隐《上元夜效小庾体同用春字并序》）女儿们精心装饰，上街观灯，“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不怕男子灯前绕看，还要“连手窥潘掾”。潘掾指晋代曾任太尉掾的潘岳。《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后多以潘岳喻美男子。在车马轰阗，华灯交错的“闹市”，遇上英俊男儿，她们手拉手地把美男子围在中间，细看姿容。何其大胆，多么放肆，又有多么开心。而玉楼上、香径里的佳人，另有一般滋味在心头。“玉楼人，暗中掷果。珍帘下，笑看春衫袅娜。”“掷果”亦用潘岳故事。据晋人裴启《语林》记：潘岳“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站在高楼上的贵妇，给意中人掷果，躲在帘下的男子，也窥视着贵妇身上迎风飘舞的春衫薄衣。“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充满脂粉香的绿荫小径里，更演着一幕幕喜剧，女子戏逗仕宦男儿，拉断冠缨；看上风流年少，便掷果表达爱慕。“更阑烛影花荫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奇遇之事，自然又多添一份惊喜。最美满的要算“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他们在“初年三五夜”“灯火恰如月”的美好时刻，回忆着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重温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大大发挥着节日的回忆功能。在追寻美好记忆的时候，自然也少不了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别有怀抱”和欧阳修“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感伤。

乡间女子、农家妇女似乎没有这么多的闲情逸致，她们最关心的还是生产、收成。最普遍的活动之一是迎紫姑。紫姑是民间传说中一位善良、贫穷的女子，在过正月十五的时候，她因穷困而死。百姓们同情她、怀念她，尤其是“闺中红粉”，“说着紫姑悲惨事”，而一齐悲伤流泪。于是，在元宵夜，她们便用稻草、布头等扎成真人大小的紫姑像，到紫姑常做活的厕所、猪圈、厨房旁边祀祭迎接。唐人熊孺登的《正月十五日》诗咏道：“汉家遗事今宵见，楚廓明灯几处张。深夜行歌声绝后，紫姑神下月苍苍。”迎请紫姑神，主要用意是占卜蚕桑、女红等有关女人的祸福等事，所以，有的地方叫祭蚕神。如果说，祭紫姑神反映了女子的善良、温柔性格的话，“放偷”则表现出女子的泼辣、大胆。“放偷”本来是北方鲜卑族的习俗，传到契丹、女真，宋洪皓《松漠记闻》：

金国治盗甚严，每捕获论罪外，皆七倍责偿。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是日，人皆严备，遇偷至则笑而遣之。既无所获，虽畚镢微物亦携去。妇人至显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则纵其婢妾盗饮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则具茶食以赎（原注：谓羊酒肴馔之类），次则携壶，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自契丹以来皆然，今燕亦如此。

宋文惟简《虏廷事实》亦云：

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鞍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物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

正月十六日“放偷”，偷的东西，小到畚箕、镢头、饮器，大至妻女、宝货、车马，甚至未出嫁的“室女”。这情景，实在令人惊骇！偷的人，除“劫持”室女的男子外，其他多为“妇人”，并且明目张胆地率领婢妾到别人家，乘主人迎客时，纵其婢妾盗物。被偷的人家回头还得用茶食糕点上门赎取。明清时期，扬州、广东、福建、湖南等地“元夕偷青”，妇女们夜间结伴到菜园偷葱菜，以卜佳兆。还有歌谣唱道：“天青青，月明明，玉免引路去偷青。偷了青葱人聪明，摘了生葱招财灵。”（《中国风俗辞曲》岁时的节日类，上海辞书1990）放偷，偷青，可以说在惊险中追求乐趣，屏声静气，提心吊胆地体味到的愉悦，恐怕没有比它更快活的了。

我们把过元宵节叫“闹元宵”，元宵节确实是中国传统节俗中最为热烈奔放、纵情欢快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