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童趣与批判的多才艺术家

非常惭愧，对丰子恺先生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只知道他是著名的漫画家、文学家，著有《子恺画集》《缘缘堂随笔》等绘画、文学作品，至于更多，没有去深入了解。直到买了一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名家名作（精华本）》，读完丰子恺先生的相关作品，对他才有了比较立体的认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丰子恺先生是一位非常温情的父亲，在当时的文人圈中，他的爱孩子，是出了名的。他说：“我真心地爱他们：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交更痛……”从《子恺画集》的代序《给我的孩子们》可以读出，《子恺画集》就是丰子恺先生以自己孩子的日常生活为主要素材创作的。他用一双慈爱宽厚的眼睛微笑地注视着他的孩子们，他们的哭、笑、顽、乐，在他的眼里，都是那么可爱。他甘愿做他们的“臣仆”，常常“设身处地”体验孩子们的生活，把自己变成儿童，和孩子们一起玩乐。哪怕家里的凳子没有一条是好的，不是断了脚，就是擦了漆，也不心疼，只当作孩子的游戏工具。一般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尽快长大懂事，可以为父母分忧，但是面对大女儿阿宝的成长懂事，丰子恺却有着难言的忧伤，因为“旧日天真烂漫的阿宝，从此永远不得再见了”，并特作文章《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以纪念。

亲切活泼、具有童趣是我对丰子恺先生的印象之一。《华瞻的日记》是一篇写作角度奇特的文章，作者站在还在手上抱着的儿子的角度，从一个幼儿的视角，记录了家庭生活的细碎温馨，童言童趣跃然纸上。有一个关于作者剃头的片段是这样描写的：“吃过糖粥，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我看见爸爸身上披一块大白布，垂头丧气地朝外坐在椅子上，一个穿黑长衫的麻脸的陌生人，拿着一把闪亮的小刀，竟在爸爸后头颈里使劲地割。啊哟！这是何等奇怪的现状！大人们的所为，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爸爸何以甘心被这麻脸的陌生人割呢？痛不痛呢？更可怪的是，妈妈抱我走到吃饭间里的时候，她明明也看见这爸爸被割的骇人的现状。然而竟毫不介意，同没有看见一样。”如果不是特别热爱孩子，不具有一双童眼的人是写不出这样有趣的文字来的。丰子恺先生文字的生动幽默时常让人莞尔，像“……雪白而长长的一支大美丽香烟翻落在痰盂中，‘吱’的一声叫，溺死在污水里了”这样的语句，只有具有浓厚生活情趣的人才写得出来。(www.xing528.com)

对家人对朋友丰子恺先生是温情的、宽厚的，对入侵外敌及为非作恶的官匪则是疾恶如仇、愤懑怒骂的。丰子恺先生建于家乡浙江省桐乡县石门湾的家——缘缘堂，不仅是他的现实家园，也是他的精神家园。他不仅几次撰文描述缘缘堂，还将自己的文章以缘缘堂的名义结集出版，于是有了《缘缘堂随笔》。1937年冬，缘缘堂被侵华日军炸毁。1938年，流亡在外的先生得悉消息后，奋笔疾书《还我缘缘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等文章，怒斥日本侵略军的残暴行径。1947年冬，借《口中剿匪记》一文，丰子恺先生幽默而辛辣地怒骂不为国效力、为民服务的贪官污吏。“把我的十七颗牙齿，比方一群匪，再像没有了。不过这匪不是普通所谓‘匪’，而是官匪，即贪官污吏。何以言之？因为普通所谓‘匪’，是当局明令通缉的，或地方合力严防的，直称为‘匪’……怎见得像官匪，即贪官污吏呢？官是政府任命的，人民推戴的。但他们竟不尽责任，而贪赃枉法，作恶为非，以危害国家，蹂躏人民。我的十七颗牙齿，正同这批人物一样。”这样的先生，又是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

丰子恺先生多才多艺，绘画、文学、音乐皆造诣颇高，原来师出名门。弘一法师李叔同曾是他的音乐、美术老师，夏丏尊曾是他的国文老师，两位老师对丰子恺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者不仅给予他音乐和美术上的启蒙，也影响了他以后的为人处世之道。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僧，丰子恺自此也与佛教结缘。1927年，丰子恺先生从弘一法师皈依佛门。而夏丏尊先生所提倡的使用生动活泼的白话文、如实地表现自己真实感受的主张，也成为丰子恺先生以后散文创作中最可亲可爱的特点。从这两位与他情谊深厚的老师那里，丰子恺找到了伴随他一生的三样东西——绘画、文学和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