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传统理念的转型与思维创新

文道之争承接文白之争而来，形式的争论自然过渡到内容的争论。在论述文道之争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基础，在此一并论述。这个逻辑基础就是从古代语文教育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在论述文道之争时从逻辑基础入手，这样不仅可以厘清其演变的时代轨迹，并可以透过演变的轨迹探究背后的力量。

教育是实现政治控制的手段，而政治控制的支持力量则是背后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其实，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控制的手段。在这里，手段和内容具有一致性。其实，从根本上说，教育本身既是一种控制的手段，也是控制内容本身。这种控制不仅是外在的，也是内生的。或者说，由外在的控制转化为内生的控制，用术语表示就是“德行内生”——青少年品德发展的“他律—自律—自觉—自为”程式与品德形成的“外塑—内化—内生—外化”程式。政治通过教育实现对个体的控制，这是德行内生的“外塑—内化”阶段，在实现了德行的“内化”以后，个体会在外在的行为方式中体现出来，这就实现了德行的“内生—外化”，即个体自然而然地对“自我”和“他者”的控制。

“道”是语文教育内容的根本载体，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不同时代的差别就在于承载“道”的不同内容。通过什么内容来实现对“道”的承载，这在不同的社会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有根本差异的。这种外在承载内容的差异可能就会进一步内化为“道”的差异。承载内容与“道”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形式，这部分已经在上文进行了论述，形式的差异自然会过渡到内容本身。

文道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当代语文教育发展的一条基本轨迹。“文”是指语文知识教育，侧重于外在的语言形式以及与之关联的基本能力训练；“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内在的思想内涵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价值观念塑造。新中国成立之初，语文教育构建的与时代相适应的公共话语模式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特定历史时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赋予人们必胜的信念和坚实的希望，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信仰，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然而，语文教育如果长期沿用这种公共话语模式去规范学生丰富多彩的主体精神，必然会脱离学生的心灵体验，“知行脱节”“表里不一”的价值困惑和内在矛盾由此产生，学生在懂得“应该如何去做”的同时，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www.xing528.com)

在文学教育方面，其思想政治性体现得尤为鲜明。黄药眠在《关于钻研语文课本中文学教材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指出，文学教学的任务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优秀文学作品给学生以文学知识，领会其思想内容、艺术特点、理解欣赏作品的能力；二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树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三是培养对美的事物的感觉，对于社会主义具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强烈的爱憎感情。这种非文学的文学教育在今天的语文课堂上还能找到它的踪迹，可见其影响力非同一般。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语文教育“文以载道”更多地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语文教材中的文章，无论什么内容都能将主题归纳为简单的政治概念，比如：文章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的统一，表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表现了新社会中新人物崇高的精神面貌，表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等等。语文教育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从而实现了传统理念的现代转型，尽管这种转型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难堪，但从政治控制的角度来看却有其内在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