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省共和国胜利：援法孤立胡格诺派，攻占拉罗谢尔港

一段时间以来，除布雷达以外，西班牙在北方一直没能成功征服其他地方。对西班牙来说，占据尼德兰很重要，但其在意大利的统治比前者更加重要。1627年，曼托瓦继承战爆发，威胁到了西班牙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斯皮诺拉被派往意大利指挥作战，他的调任对西属尼德兰军队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因为无人能像他一样领导多国联军。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所有军团都被派往意大利，因此布鲁塞尔不得不采取防御政策。1629年斯海尔托亨博斯失守后（见下文），腓力四世和伊莎贝尔向斯皮诺拉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他返回尼德兰。然而，斯皮诺拉不接受任何威逼利诱，他对获得充足的军费支持信心全无，不想再自掏腰包了。1630年9月25日，斯皮诺拉在蒙费拉（Montferrat）去世。^[16]

联省共和国的新任执政现在可以大展身手了。和莫里斯亲王一样，弗雷德里克·亨利也是军旅出身，他与侄子们，也就是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的执政们，密切合作，选择发动进攻战争。与南方不同的是，三级会议是联省共和国的目标制定者，而执政则是目标的执行者。弗雷德里克·亨利在政治上比莫里斯亲王活跃得多，他试图通过忠实的支持者影响市、省议会和三级会议的决策过程。1625年，他不仅继任莫里斯亲王之职，还娶了德意志女伯爵索尔姆斯的阿马莉（Amalia of Solms）。第二年，他们的长子威廉出生了，他就是后来的执政威廉二世。威廉之后有四个妹妹，她们日后嫁给了同等（或更高）社会地位的王侯。因此，像奥伦治亲王威廉的时代一样，荷兰又出现了一个王朝。弗雷德里克·亨利在外交政策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与西班牙的谈判中，他虽反感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干预，但仍与英法两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他的儿子威廉在15岁时迎娶了英格兰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女儿玛丽·亨丽埃塔·斯图亚特（Mary Henrietta Stuart）。这门高攀的婚事对弗雷德里克·亨利而言相当划算，既满足了他延续王朝统治的野心，又满足了他在欧洲提高奥伦治家族声望的渴望。由于联省共和国在与西班牙作战，亨利需要与法兰西建立良好关系。1627年，他本人及联省共和国帮助法兰西孤立并占领了胡格诺派的中心之一拉罗谢尔港。作为交换条件，法兰西每年都向联省共和国提供一笔可观的战争补贴金，并授予亲王“殿下”（Son Altesse）的光荣称号。

在弗雷德里克·亨利的地盘上，东部的奥尔登扎尔对他来说是上艾瑟尔地区的眼中钉，赫龙洛是海尔德兰边境地区的肉中刺。1626年，奥尔登扎尔在被弗里斯兰和格罗宁根的执政恩斯特·卡西米尔（Ernst Casimir）围困之后，落入联省共和国之手。次年轮到了赫龙洛。围攻赫龙洛也是有风险的，赫龙洛远离主要河流，因此攻城军队的武器和粮食补给线会较为薄弱。7月20日，弗雷德里克·亨利围攻了该城。根据当时流行的战法，军队先封锁进城的通道，设置了一条向内的进攻线，之后再在2.5千米远的地方设置了一条向外的防御线，以击退敌方外援。赫龙洛经受了一次令人心惊胆战的毁灭性炮轰。8月20日，由于战壕近到足以冲破防御墙，城镇居民被迫投降。此后，赫龙洛再也没有落入西班牙的手中。^[17]

同年，皮特·海因（Piet Hein）指挥一小队为西印度公司服务的私掠船，向萨尔瓦多发动攻击，带走了2500箱糖。但是白银远比糖更诱人。1628年9月8日和9日，一支西班牙的“白银舰队”正载着中南美洲的西班牙银矿产出的白银前往塞维利亚（Sevilla），途经古巴的马坦萨斯湾（Bay of Matanzas）时遭到了袭击，被海因击败。这些产自美洲的白银每年分两批送回西班牙，是西班牙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白银落入了“叛军”之手。舰队只有三艘船但运载的白银市值1100万荷兰盾，相当于联省共和国军队年度预算的三分之二。被抢劫的白银，大头归联省共和国所有，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归执政所有，皮特·海因则被西印度公司用7000荷兰盾打发了，于是他立即从公司辞了职。皮特·海因的待遇尚且如此，普通海员获得的回报就可想而知了。^[18]

当然，就这笔巨额的意外之财应该如何支配，三级会议进行了大量讨论：偿还政府债务、展开军事行动或海上探险。泽兰尤其乐意为境况不佳的西印度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它接下来就可以对巴西发起新的攻击了。在陆上，联省共和国最终选定在斯海尔托亨博斯发起作战，将这座有着强大防御力量的城市作为下一个围攻目标。^[19]围攻战的规模相当庞大，因而所需军费高昂，不过，弗雷德里克·亨利的陆军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军官，他们乐于自费前来向荷兰人学习贸易。亲王的军事防御相当坚固，敌人只好另寻他处进攻。尼德兰南方贵族亨德里克·范·登·贝赫（Hendrik van den Bergh）入侵了位于海尔德兰的费吕沃（Veluwe），但没有夺到任何有长远价值的土地。更大的危险实际来自神圣罗马帝国，帝国派遣了一支西班牙-帝国联军，入侵联省共和国。这是三十年战争唯一一次对八十年战争造成直接影响的作战。敌军在雷蒙多·蒙泰库科利（Raimondo Montecuccoli）的指挥下，越过了艾瑟尔河，于1629年8月13日占领了阿默斯福特，企图分散联省共和国的军事力量，转移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线。恐慌蔓延到整个联省共和国。然而，弗雷德里克·亨利保持着理智，没有受到引诱，依旧坚守在斯海尔托亨博斯。幸运的是，一批勇士加入了他的队伍，告诉他，西班牙-帝国联军补给线的中心韦瑟尔正在修复防御工事，他可以趁机利用韦瑟尔这个薄弱点进行突破。弗雷德里克·亨利给勇士们拨了足够多的士兵，他们成功占领了韦瑟尔，阻止了神圣罗马帝国对联省共和国的军事干预。眼瞅着大势已去，斯海尔托亨博斯也放弃抵抗，投降了共和国。现在，轮到斯海尔托亨博斯之围被人记录下来并名传后世了。荷兰一位伟大的诗人辛酸地总结道：

De Prins belegerde Den Bosch and vloog in Wezel,

Dat was een brave sprong，van de os op de ezel.^[20](www.xing528.com)

亲王围攻了斯海尔托亨博斯，打得韦瑟尔措手不及，就像狐狸向黄鼠狼猛扑过去。

斯海尔托亨博斯丢了，西属尼德兰大为恐慌。高级贵族和神职人员秘密会面，请求伊莎贝尔降低西班牙人在国家治理和军中的影响力，任命更多来自低地国家的人。^[21]

就在如此危急的情势中，伊莎贝尔得到了一位新顾问，即加泰罗尼亚的第三代艾托纳侯爵（Marquis of Aytona）弗朗西斯科·德·蒙塔达（Francisco de Montada）的帮助。蒙塔达在西班牙国内和担任驻维也纳大使期间，出色地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才能。他敦促国王尊重尼德兰高级贵族自决和参与决策的愿望。在他的建议下，伊莎贝尔任命根特主教安东·特里斯特（Antoon Triest）和梅赫伦大主教雅各布·博南（Jacob Boonen）为国务委员会成员。^[22]就此，鲜少召开的国务委员会恢复了部分影响力。这两位主教各自在佛兰德和布拉班特议会上有重要的发言权，因此充当了议会与中央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23]安特卫普法学家彼得·罗斯（Piete Roose）也被任命为委员会成员。他是西班牙中央集权政府的热心支持者，而非搭建两方沟通的桥梁的建设者。不久，他就被派到马德里为国王出谋划策了。

1631年对联省共和国来说是不太成功的一年。随着曼托瓦继承战争的结束，西班牙军队立即离开意大利，回到低地国家，刚好赶上阻止弗雷德里克·亨利围攻布鲁日。布鲁日沃利街（Wollestraat）28号的一座房子的山墙上有三座浮雕，描绘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进攻和撤退的全过程。^[24]房子的角落撑着一个大炮的炮筒，筒身上刻着“奥伦治来到了布鲁日，看了看，走了”（Auriacus Brugam venit，vidit，abiit）的字样。^[25]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是自己赶走了亲王，西班牙皇家军队并没有追赶亲王的军队。教廷大使写道，要是亲王早一个月登陆，布鲁日将承受无比沉重的苦难。^[26]不过，西班牙王室派遣一支庞大舰队企图进入泽兰内陆水域的行动以大败告终了。联省议会看穿了这个计划，在贝亨奥普佐姆驻扎了一支舰队。舰队在马里努斯·霍拉尔（Marinus Hollaer）的统率下严阵以待。9月10日，在拿骚家族的贵族，拿骚-锡根的约翰（Johan of Nassau-Siegen，仍效忠于国王和天主教会）的领导下，西班牙皇家战舰在发生于托伦（Tholen）以西的斯拉克战役（Battle of the Slaak）中大败。皇家舰队指挥官落荒而逃，舰上的4000名普通海员和士兵被俘虏，布鲁塞尔在此战中的经济损失将近400万荷兰盾。^[27]

第二年，也就是1632年，联省共和国又迎来了军事作战的新高潮。6月，弗雷德里克·亨利在马斯河（默兹河）沿岸冒险作战。该战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许多南方大贵族对西属尼德兰统治的不满，其中，名气最大的要数亨德里克·范·登·贝赫。在战役中，联省共和国占领了芬洛（Venlo）和鲁尔蒙德，而最大的战果则是马斯特里赫特。亨德里克·范·登·贝赫要求摆脱西班牙统治的枷锁，但人们对他的呼吁置若罔闻。^[28]就如同1600年莫里斯（拿骚的）进攻时一样，尼德兰南部仍然忠于西属尼德兰政府，忠于总督伊莎贝尔，忠于国王腓力四世。但是，这里其实已经充斥着愤怒和不满的情绪了，为此伊莎贝尔召开了自1600年以来的首次三级会议。这一举动得到了新顾问的支持：蒙塔达只是简单地通知腓力四世，在未经国王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已经召集了三级会议。在这一方面，伊莎贝尔和蒙塔达都强硬地与国王抗衡。当然，腓力四世也不甘示弱，他拒绝给予许可，但三级会议并不知晓这一内情。1632年10月，11个省份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腓力四世的首席顾问奥利瓦雷斯伯-公爵认为，应该提醒伊莎贝尔“严格遵循腓力二世时代的政策”。^[29]蒙塔达写信给国王说，他们不得不召集三级会议，如果不召开，南部诸省将不再为战争提供资金支持。他说，只要他们的意见得到了倾听，这些省份是不反对战争的。瓦隆省只是希望他们的官员能在政府里获得更高的职位，而不是像目前一样让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占据这些职位。^[30]在下一轮和平谈判中，联省共和国增加了要求：它现在希望西属尼德兰对新教徒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希望来自低地国家的犹太人能像其他尼德兰公民一样，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享有同等权利。当然，这些要求被当作了耳边风。

如同1629年危机后总督伊莎贝尔任命艾托纳侯爵蒙塔达为顾问一样，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在1632年危机后把彼得·罗斯送回了布鲁塞尔。罗斯完全信任首席顾问和腓力四世。他对腓力四世言听计从，比国王本人都热衷于君主制。奥利瓦雷斯伯-公爵允许罗斯在西属尼德兰党派之间挑拨离间，甚至建议罗斯背着总督与联省共和国缔结一项条约。^[31]这是西班牙王国对自己人民不忠的又一例证。1633年12月1日，伊莎贝尔去世，改宗天主教的阿姆斯特丹诗人约斯特·范·登·冯德尔（Joost van den Vondel）写了一首挽歌，歌颂国母伊莎贝尔。^[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