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战争：尼德兰的经济与宗教恢复

《十二年停战协定》给联省共和国和西属尼德兰双方都带来了迫切需要的喘息之机。休战期间绘制的尼德兰地图展示的“比利时雄狮”（Leo Belgicus），并不是跃立并扬起前爪的姿势，也不是迈步向前的姿态，而是前腿伸直而坐的姿势。一直以来，历代史家要么醉心于法尔内塞和斯皮诺拉一方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要么醉心于莫里斯（拿骚的）、威廉·路易（拿骚的）和弗雷德里克·亨利一方取得的丰硕战果，对这场战争带来的牺牲却并未关注，就好像低地国家不过是一张插着小旗子的棋盘。然而，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到事情的另一面，注意到战争期间农村遭受的苦难战区的农民和工匠被榨干了鲜血，遭到羞辱、折磨和杀害。历史学家对佛兰德、西布拉班特、布拉班特的斯海尔托亨博斯辖区（Meijeri van’s-Hertogenbosch），以及避难于哈布斯堡家族与联省分别控制的林堡地区的农民展开了新的研究，新研究对农村人口遭受的灾难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农村人口常常沦为交战双方的牺牲品。^[27]《十二年停战协定》至少让农村在这十二年里免遭战争之苦。

图7.2 尼德兰地图里绘制的“比利时雄狮”，雄狮前腿伸直而坐。阿姆斯特丹，1622年

在停战协议下，西班牙和葡萄牙各港口再次向荷兰商船开放，荷兰人适时地继续当起了欧洲货物的运输者，他们的廉价船载着西班牙羊毛等出口货物大批量前往北方，又将波罗的海的谷物运到西班牙和葡萄牙，再带着金银返回。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要想往返于西班牙沿海与意大利之间，并将西班牙的亚热带水果和盐运输到意大利，非荷兰的廉价船不可。在敦刻尔克港和奥斯坦德港的带动下，佛兰德和布拉班特的贸易再次繁荣起来，而安特卫普则苦于没有直接的出海港，无法恢复往日的领先地位。1612年和1613年，安特卫普尝试与泽兰省对话，提出重振安特卫普的贸易也符合泽兰城镇的利益。泽兰的弗卢辛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但强大的米德尔堡阻碍了谈判的所有努力。实际上，泽兰曾收到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和其他省份的保证，只要泽兰愿意振兴安特卫普的贸易，那么联省共和国将继续封锁斯海尔德河。^[28]

《十二年停战协定》对联省共和国产业的影响较为复杂。由于贸易的扩大，商品流通路线发生了变化。西属尼德兰的廉价纺织品，成了西班牙本国和联省共和国的纺织业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经济活动在依赖贸易的港口有所扩大，但在莱顿、代尔夫特、哈勒姆和乌得勒支等内陆产业城镇却下降了。在受到战争影响的边境地区，农业和园艺业几乎停滞不前，但在其他地方，二者成了无数新发明的试验场。无论是在联省共和国还是在西属尼德兰，农业都具有作物多样和高产的特点，甚至出现了类似农业革命的革新现象。高产本来可以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但情况并未如此，因为整个欧洲对粮食的需求量极大，尤其是对波罗的海沿岸的粮食。^[29]联省共和国进口了充足的粮食供本国使用，因此可以把革新的重点放在园艺业和畜牧业上，而这就需要大量开垦土地。荷兰省有大量的内海，对开垦土地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众多湖泊中的贝姆斯特湖（Beemster）在1612年被辟水造地而成为圩田，如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经济活动，都还需要多年才能恢复到八十年战争前的水平。阻碍经济恢复的一个因素是北方和南方仍维持着高额税收，这部分是因为两方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负担。另外，由于停战只是暂时的，军费预算尽管减少了一半，但仍然相当可观。(www.xing528.com)

在经济恢复繁荣的同时，天主教和新教也在教徒中间恢复了精神指导功能。如果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一个人即使得到全世界又有什么益处呢？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人们普遍抱怨领主的葡萄园太大而工人又太少。在边界两侧，许多地方的领主必须从零开始重建庄园。我们一想到南方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就会想起天主教会在多地的得意成果，想起画家彼得·保罗·鲁本斯（Pete Paul Rubens）和安特卫普的圣卡洛·博罗梅奥教堂（Saint Carolu Borromeus church），也会想起斯海彭赫弗尔（Scherpenheuvel）的朝圣点（又名蒙泰居，Montaigu）。^[30]这些都是教会在17世纪初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在南方，精神指导也必须从头开始重建。马蒂亚斯·霍维乌斯（Matthias Hovius）于1595年至1620年担任梅赫伦大主教，他的一生绝佳地诠释了这一艰难的重建经过。^[31]霍维乌斯的一生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教会领袖红衣主教格兰维尔（1517—1586）的一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反差之大令人难以想象——格兰维尔偏爱外交事务，更喜欢待在宫廷里而不是教区里，而霍维乌斯则致力于拯救灵魂。霍维乌斯出身低微，这也是腓力二世最初不愿任命他为梅赫伦大主教的原因，腓力二世更希望让贵族担任该职。但此情此景下，霍维乌斯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以坚定的决心和耐心，赋予了西属尼德兰的宗教生活以形式和内容。他在西属尼德兰进行的精神指导工作包括：培训新神父，监督那些身处要职和身负修道院圣职的司铎；登记受洗的孩子，教育年轻人；为修道院、女修道院和教区教堂提供经济支持；确保放弃信仰的信徒重返教会，无论他们放弃信仰是因为觉得无所谓还是因为被新教吸引了。霍维乌斯不仅劝说他们去教堂，为他们组织兄弟会，还向他们强调重要的天主教教义和圣体节（Corpus Christi）等相关节日，来加强信徒之间的联结。

身为梅赫伦教省的宗教领袖，霍维乌斯为信徒的宗教生活提供了组织和方向，而世俗政府的领袖阿尔贝特大公和伊莎贝尔大公夫人也使得宗教生活更加有组织、有方向。他们参加许多宗教活动，亲自领导游行和朝圣，修复了旧日的朝圣地，同时增加了新的朝圣地。他们向教堂、修道院和女修道院捐赠宗教艺术品，并负责保护国家的宗教遗产。^[32]例如，阿尔贝特大公批准了一项提议将联省共和国保存的殉道者和圣徒的遗骸移交给西属尼德兰，在那里，他们将得到应有的尊重。其中包括霍林赫姆的殉道者，他们死后就葬在布里尔郊外。1615年，这些修士的尸骨被秘密挖出转移到布鲁塞尔，并被放到圣尼古拉斯教堂的一个圣骨匣里。^[33]在这种事例的引导下，大公夫妇为天主教会的复苏做出了贡献，增强了西属尼德兰内部的团结。

在《十二年停战协定》期间，联省共和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天主教徒，普有土地上绝大多数人也是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徒来说，休战意味着他们可以自由地越过边界，到西属尼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朝圣地去旅行。坚信礼只能由主教来实施，联省共和国里许多从未受过坚信礼的孩子现在可以去南方受礼了。八十年战争和宗教改革废止了联省共和国的教阶等级制度，现在，精神指导由荷兰传道会（Holland Mission）组织，神职人员也由该组织向城镇和村庄提供。在联省共和国内禁止公开信仰天主教的一些地方天主教信徒会找机会在谷仓或私宅里做弥撒。这些秘密教堂当然没有躲过联省共和国的注意，但却得到了容忍，尽管往往是通过行贿的手段。尤其是在荷兰，许多天主教神父的图书馆借此保存了下来：这些16世纪到18世纪的藏书，是从一位神父传给另一位神父的，供他们学习神学理论，提升个人的虔诚修行。^[34]联省共和国的天主教妇女如果想投身宗教团体，也不能再选择进修道院了。然而，在社区足够大的地方，她们可以在一位女家长（house-mother）的领导下组建群居团体，一起实践自己的信仰，给予穷人、病患和老人社会关怀。^[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