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卫普陷落：尼德兰八十年战争策略家法尔内塞的胜利

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称暗杀奥伦治亲王完全是多此一举。^[1]毕竟，事实已经证明，亲王在晚年根本无法抵抗法尔内塞的进攻。1584年4月7日，经过6个月的围攻，法尔内塞攻占了伊普尔一个月后，他包围了布鲁日。这座城镇在投降前并没有坐以待毙每一个投降的城镇都得到了体面的甚至是有利的条件。当然，最初法尔内塞也选择了强硬的方式。他的战略主要是破坏各城镇的经济基础。因为他没有财力和人力去围攻所有的城镇，所以他让骑兵把城镇周边的乡村居民都赶出来。这样一来，这些城镇不仅失去了食物供应，而且还有更多的饥饿人口需要养活，此时再进行封锁通常可以使他们更快投降。^[2] 1578年，法尔内塞占领了奥伦治亲王威廉的领地迪斯特（Diest）的小城齐克姆（Zichem），杀死了所有男性。1579年6月，法尔内塞又占领了马斯特里赫特，这是他最后一次允许手下抢劫、杀人，而且这可能是因为他卧病在床无力阻止。在那之后，他占领的城镇都免于这种暴行。从前的反对者被赦免；那些不想回到“母亲教会”的新教徒被给予足够的时间卖掉他们的财产并离开这个国家，这时间有时长达数年。因此，尽管这是一次彻底的宗教清洗，但它抚慰了这些天主教徒仍占多数的城镇的创伤。在登德尔蒙德和维尔福德（Vilvoorde）被占领后，根特也于1584年9月17日投降。除了40000名本地居民外，根特市还收容了20000名难民。之后，法尔内塞开始进攻布拉班特的主要城镇。1585年2月28日，他开始与布鲁塞尔谈判。仅仅十天之后，布鲁塞尔再次被王室统治。

作为一名政治家和战略家，法尔内塞的才华主要表现在攻占安特卫普一事上。他在瓦斯地区的贝弗伦市（Beveren）西部的斯海尔德河左岸建立了总部。在那里，一座教堂的墙壁上有一块浮雕，纪念了他把攻占这座城市的功绩献给圣母马利亚一事。法尔内塞在宗教事务上的温和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实际上，他对顽固的新教徒毫不留情。在贝弗伦，他让人把牧师约翰内斯·弗洛里亚努斯（Johannes Florianus）溺死在井里。^[3]和早先的围攻一样，这次法尔内塞也带了一批精选的工程师，正是他们的技术支持使他的军事行动成为可能。一座巧妙的浮桥封锁了安特卫普北部的斯海尔德河，阻断了被困城市的粮食和弹药供应。虽然城市周围的一部分土地已经被水淹没，但水都不够深，仍然露在水面之上的堤坝成了激烈交火的战场。最惨烈的是库文斯坦大堤（Kouwenstein dyke）上的战斗。奥伦治亲王曾经下令破坏这座大堤，这样安特卫普和泽兰就可以保持连通，不会被包围。但是城里的肉贩为了让他们的牛在那里吃草，拒绝破坏大堤。堤坝上的战斗结束了，法尔内塞亲自率领的皇家军队取得了这场激烈战斗的胜利，这座城市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图6.1 法尔内塞（帕尔马的）跪在圣母马利亚面前，将攻占安特卫普的功绩献给她。1869年加弗兰圣母礼拜堂入口上方的弧形顶饰，位于安特卫普西部贝弗伦的梅尔塞勒

法尔内塞的成功使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政治上态度大变。由于唐·胡安曾制订一系列缜密的计划想要罢免她，西班牙还插手了其他针对她的阴谋，因此她不想看到西班牙在尼德兰获得太多的权力。法尔内塞的成功给她敲响了警钟，尽管她谦逊地拒绝了成为起义省份君主的提议，但她派出了心腹莱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罗伯特·达德利（Robert Dudley）和8000名士兵，支持起义军。作为回报，她要求起义军抵押一些战略要地：南荷兰省的布里尔，泽兰省瓦尔赫伦岛的弗卢辛和拉梅肯斯堡（fort Rammekens）。^[4]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安特卫普就已经被看作一把指向英格兰胸膛的手枪。因此，她选择上述地点作为抵押毫不奇怪，如此一来，她可以从这些地方抵御来自安特卫普的攻击。但泽兰一再拖延谈判，当来自英格兰的增援部队最终抵达时，对安特卫普来说一切都为时已晚。^[5]在得到慷慨的承诺后，安特卫普于1585年8月17日向法尔内塞投降。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泽兰是不是在故意拖延与英格兰的协商，以确保安特卫普落入法尔内塞之手，好进一步破坏这座城市贸易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像奥伦治亲王这样的执政的权威是决定性的，可能会带来更有利的结果。

在安特卫普陷落几个月后，法尔内塞不得不放弃对贝亨奥普佐姆的围攻，因为他无法封锁这座城镇通往泽兰附近水域的通道。要是安特卫普也是这样就好了！这使法尔内塞军事能力上的缺点暴露无遗：像阿尔瓦公爵一样，他没有舰队。然而，在内地，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一年后，他包围了赫拉弗（Grave），这是一个位于马斯河（默兹河）上的防御城镇。他把赫拉弗紧紧地包围起来，封锁了它与马斯河（默兹河）间的通道，就像他在安特卫普做过的一样。赫拉弗于1586年6月7日投降。(www.xing528.com)

乌得勒支同盟保留了执政的设置。人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在每个省设立一个能够立足于争端之上并解决省际矛盾的人。奥伦治亲王去世一年后，鹿特丹市议会议长扬·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an van Oldenbarnevelt）极力主张任命奥伦治亲王的次子莫里斯（拿骚的）为荷兰和泽兰的执政。1585年11月13日，在莫里斯（拿骚的18岁生日那天，他被正式任命。1586年3月16日，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本人被任命为荷兰议会议长。当时他39岁，对那个职位来说还很年轻。他和莫里斯（拿骚的）一起承担了确保莱斯特伯爵成为总督后，不会对同盟内部事务进行过多干预的任务。在他们看来，莱斯特伯爵在那里纯粹就是为了领导北方同盟的军事防御。

作为总督，莱斯特伯爵并不成功，尽管他确实尽心尽力了^[6]。他的虚荣心，以及他不会说法语只会说意大利语这一点，^[7]加大了沟通的难度，但并非完全不能交流。更麻烦的是，他想执行坚定的加尔文主义政策，并选择乌得勒支作为他的政府所在地。这一政策试图向外界人士表明，这场斗争也是为了新教信仰，但政策是由荷兰决定的，而荷兰并不愿意为捍卫新教牺牲太多。作为加尔文宗教徒，莱斯特伯爵认为解决冲突的方法就是禁止与敌人的贸易。但荒谬的是，战争的资金恰恰来源于向对敌贸易征收的护航费和许可费，以及许多其他税收。此外，莱斯特伯爵在挑选政治顾问和幕僚时选错了人。他挑选了一些狂热的佛兰德官员：这些人是北方人眼中的外国人，更糟糕的是，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发现有财务不端行为。这个佛兰德顾问圈子瞧不起荷兰政府里的市民，轻蔑地称这些市民为“废话君主、小贩君主、酿酒君主、干酪商君主和磨坊君主”。^[8]即将接替莱斯特伯爵成为英格兰军队指挥官的威洛比勋爵（Lord Willoughby）佩里格林·贝尔蒂·德·厄斯比（Peregrine Berty de Eresby）也非常蔑视这些市民。他说，做效忠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马夫也比做一个为市民政权服务的指挥官强。^[9]

莱斯特伯爵随后擅自留在英格兰，缺席超过6个月，在此期间，国务委员会无法做出任何决定。雪上加霜的是，1587年，由于英格兰和爱尔兰官员的背叛，城镇代芬特尔和聚特芬的堡垒被摧毁了。尽管莱斯特伯爵在返回弗卢辛时带了一支军队，但在斯海尔德河的另一边，帕尔马公爵法尔内塞占领了港口城市斯勒伊斯（Sluis），为迎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英格兰和荷兰的间谍称，“无敌舰队”正在建造中。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此非常震惊，于是又开始向西班牙人示好。她曾秘密地给莱斯特伯爵下达命令，让他劝说起义军与帕尔马公爵法尔内塞言和。此事一泄露，莱斯特伯爵就失去了所有加尔文宗支持者对他的信任，而这也是他仅剩的支持者。他甚至试图通过政变从莫里斯（拿骚的）和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手中夺回控制权并袭击阿姆斯特丹和莱顿。这些计划失败后，他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1587年12月，他离开了这个国家。

在法兰西总督和英格兰总督的手下经历过如此多的不快之后议会决定，他们自此以后将在没有外国支持的情况下进行自治。在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君主拒绝成为他们的君主之后，议会自己接过了这项使命。为了在法律上和政治上证明这一行为的合法性，他们让豪达的市议会议长弗朗索瓦·弗兰克（Franois Vranck）阐述了他们的立场。在《推论》（Deduction）中，他争辩说，主权传统上是由议会拥有的，在遥远的过去，它被交给了一位伯爵，自从1581年那位伯爵，即腓力二世被罢免，主权就回到了议会。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听到这种说法大为震惊，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她一句话也不相信。但在荷兰及其同盟的政治现实中，这就是事实：议会自己掌握了主权，并一直保留到1795年荷兰共和国灭亡。理论总是来源于实践。书面记录中，议会从未将自己称为“尼德兰联合共和国”（Republic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而是使用了“联省（United Provinces）一词。1587年莱斯特伯爵离开后，联省便开始自力更生。1588年4月，国内政府进行了必要的改革。同月，荷兰议会为亨利（纳瓦拉的）提供了12000荷兰盾的赠款，这说明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是多么自信。身为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的姐夫，亨利（纳瓦拉的）是一名新教徒，是天主教的有力反对者。^[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