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室方面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有一次，雷克森斯抱怨说，他已经7个月没有收到国王的任何消息了。1575年9月1日，西班牙国王不得不宣布国家破产——这已经是他统治期间的第二次了。1576年3月5日，当雷克森斯意外去世时，布鲁塞尔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钱支付他的葬礼费用。不仅如此，由于雷克森斯没有指定继任者，国务委员会临时接管了政府。与此同时，西班牙军队直接放弃了自己的优势地位，结束了这种不稳定的生活——在得不到报酬的情况下，他们还愿意继续战斗这么长时间，这已经是个奇迹了。占领济里克泽之后，他们已经受够了没有前途的生活，决定自己寻求补偿。年事已高的蒙德拉贡因此看到了哗变的皇家军队，士兵们开始疯狂地寻找战利品。这对他来说肯定是史无前例的。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整支军队都哗变了。哗变的军队将佛兰德的阿尔斯特市（Aalst）作为据点，从那里开始发动突袭。在“埃利托”（elettos）——也就是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选出的发言人——的带领下，他们蹂躏城镇和农村。这远远超出了国务委员会的底线。要知道，除一人以外，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来自尼德兰，他们是尼德兰利益的狂热捍卫者。因此，国务委员会宣布西班牙军队是这片土地的敌人，并授权布拉班特议会招募军队，以打击暴动的哗变士兵。然而，国务委员会本身也受到了布拉班特激进情绪的影响，其成员于1576年9月4日全部被捕。
第二天，国务委员会的临时国家元首职能被废除。又过了一天，布拉班特议会表示，既然情况已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他们可以自己担任领导角色。与1477年一样，他们召开了三级会议。[21]三级会议再次决定与起义省份谈判：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尼德兰公民，荷兰的起义者也继续强调他们承认国王腓力二世是他们的君主。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能达成协议，哪怕只是联手打击西班牙军队呢？这一次，荷兰和泽兰的代表在根特再次会见了一个来自三级会议的代表团。没有了维护国王意志的总督的阻挠，他们达成了一项“令人满意的”临时协议，即《根特协定》。与之前的谈判一样，这次协议涉及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的政策。在政治方面，所有省份都向国王提出了老要求：撤回西班牙军队，让尼德兰人民自己组成为本国人民服务的政府。他们可以接受国王任命的新总督但新总督必须支持这份和平协定。宗教仍然是棘手的问题，需要由三级会议做出最终决定。暂行的解决办法其实是采用双重标准：荷兰和泽兰的代表希望其他省份的新教徒享有自由，在本省则禁止天主教徒自由地信奉宗教。因此，天主教徒仍然是荷兰和泽兰的弱势团体，而其他省份却不能对新教徒采取行动。反对新教徒的法令被停止了。从理论上讲，由于天主教徒在荷兰和泽兰没有受到起诉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是有良心自由的。眼下，达成政治协议是最重要的，但他们也希望在稍后阶段可以就宗教问题达成协议。
图4.2 在“西班牙人的狂怒”期间，安特卫普被洗劫，市政厅也着火了
在达成这项协议的第二天，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变得非常明确：1576年11月4日，西班牙军队进入安特卫普，在随后的四天里横冲直撞，四处抢劫、杀戮和纵火。这座城市之前就已经遭受了很多苦难。在过去的四年中，弗卢辛的起义军严重阻碍了船只的航行——不付通行费，起义军就不允许船只通过。此外，王室破产曾两次重创安特卫普的贸易和工业。1574年，安特卫普不得不通过放贷来满足哗变士兵的需求。[22]而现在，曾在梅赫伦、鹿特丹、聚特芬、纳尔登、哈勒姆和奥德瓦特上演过的杀戮场面也在安特卫普重演，近2500名市民成了这场“西班牙人的狂怒”（Spanish Fury）的牺牲品。[23]文艺复兴时期的市政厅和其他大约一千座建筑被烧毁西班牙士兵们忙了许多天才把战利品堆到车上。任何对与起义军和解持保留意见的人现在都改了口。1576年11月8日，《根特协定正式签署。
同属一个联邦国家的意识现在意味着，尼德兰不再是各个独立的领地的集合，而是一个包含全部十七省的单一实体。这也反映在荷兰语的一个语言学的变化上：“尼德兰”一词从复数形式的de Nederlanden变成了单数形式的Nederland。法语中的情况也一样“尼德兰”从les Pays-Bas变成了le Pays-Bas。在拉丁语中，尼德兰整个国家（不仅是南部省份）都被称为Belgium nostrum。这些名字可以互换使用。[24]
虽然现在国家的名字统一了，但事实证明，在《根特协定》签署后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中，这种统一很难转化为联合行动。与1572年的荷兰一样，每个城镇都必须自力更生，而且经常在不征求其他城镇意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11月9日，根特成功地赶走了西班牙军队。第二年，乌得勒支人民拆毁了城市中的要塞弗里登堡（Vredenburg）。1577年8月，安特卫普的居民也拆除了他们的要塞在此期间，奥伦治亲王威廉提出警告，要注意新任总督、奥地利的唐·胡安（Don John of Austria）的动机。唐·胡安是皇帝查理五世的儿子。他在西班牙长大，曾在著名的勒班陀战役（1571年）中打败奥斯曼帝国，从此变得自命不凡。在他看来，接替雷克森斯担任尼德兰的总督是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他会击败起义军，率领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把玛丽·斯图亚特从监狱中解救出来，处决伊丽莎白一世，然后与玛丽·斯图亚特一起登上英格兰的王座。
在低地国家的经历会让唐·胡安清醒一点。1576年11月3日，他来到卢森堡，没有钱也没有权力控制哗变的西班牙军队。他必须充分适应这种情况，但这并不是他的强项。尽管如此，三级会议还是想方设法使他的生活尽可能平顺。1577年1月9日[25]，他们与国务委员会缔结了第一次布鲁塞尔联盟。在联盟中，各省议会支持《根特协定》，再次强调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并承诺维护天主教信仰。最后一点被一些人解释为呼吁在荷兰和泽兰自由信奉天主教，讨论再次升温。实际上，第一次布鲁塞尔联盟是一个天主教联盟，因此没有对唐·胡安的限制性规定。
没有重视奥伦治亲王的警告，三级会议通过了一项被称为《永久敕令》（Perpetual Edict）的决议，承认唐·胡安为总督。作为回报，唐·胡安完全支持布鲁塞尔联盟制定的《根特协定》。双方达成协议：西班牙军队撤离尼德兰，作为交换，三级会议须支付60万荷兰盾。4月6日，国王腓力二世也批准了《根特协定》，但并不坚定；他只是别无选择。[26]
反对的声音无处不在，以至于4月28日，腓力二世甚至同意让西班牙撤军。于是，军队离开了。一个多星期后，唐·胡安在布鲁塞尔拿着他的《欢乐入境》并进行宣誓。但是，这位干劲满满的新总督无法抑制自己的急躁情绪；7月24日，他耐心耗尽，以武力夺取了那慕尔的堡垒。这场军事行动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他不得不再次就进一步合作的条件与议会谈判。国王和他的总督似乎都没有从政治形势和各方的批评中吸取教训：十年来，尼德兰人民一直提出同样的要求，但是除了军事行动，国王从未认真考虑过任何回应他们的做法总是一样的：别无选择时就认输，一旦机会出现就夺权。一个月后，国王再次犹豫是否让军队重新进入尼德兰；8月28日，他命令军队留在意大利，结果在31日，还是将军队派往了低地国家。[27]
与此同时，更多的激进组织已经占领了布拉班特的城镇：在布鲁塞尔，一个名为“十八”或“十八人委员会”的激进人士委员会掌握了权力。这些支持奥伦治亲王的鼓动者迫使三级会议邀请亲王到布鲁塞尔。[28]
【注释】
[1] Geoffrey Parker，The Dutch Revolt（London，1977）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了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起义； Ferdinand H.M.Grapperhaus，Alva en de Tiende Penning（Zutphen 1982），p.280。
[2] Marjolein C.’t Hart，The Dutch Wars of Independence:Warfare and Commerce in th Netherlands，1570-1680（Abingdon，2014），p.2；这整个部分都基于Erik Swart Krijgsvolk: Militaire professionalisering en het ontstaan van het Staatse leger，1568–159（Amsterdam，2006）。
[3] P.Noordeloos，Cornelis Musius（Mr Cornelius Muys）: Pater van Sint Agatha te Delft humanist，priester，martelaar（Utrecht，1955）; Ton Oosterhuis，Lumey，de vossestaart Admiraal van de Geuzen（Amsterdam，1996）.
[4] Hart，The Dutch Wars of Independence，p.42.
[5] Ibid.，p.88.这是士兵们每周的预付工资。每隔几个月，就会计算差额，然后士兵们会收到剩余的部分。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常常不得不等待最终的结算。感谢Eri Swart提供的附加信息。
[6] Marie-Ange Delen，Het hof van Willem van Oranje（Amsterdam，2004）.
[7] 它们之中，在荷兰北部的有阿尔克马尔、霍伦、恩克赫伊曾、梅登布利克、埃丹、蒙尼肯丹和皮尔默伦德，在荷兰南部的有布里尔、弗拉尔丁恩、鹿特丹、霍林赫姆和斯洪霍芬。
[8] K.W.Swart，William of Orange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1572–84，有Alastair Duke and Jonathan I.Israel所写的介绍性章节； ed.R.P.Fagel，M.E.H.N.Mout and H.F.K.van Nierop（Aldershot，2003），pp.39–40。
[9] Catonis disticha moralia（1，27），古罗马政治家老加图的谚语，Dousa使用了伊拉斯谟的一个版本。(www.xing528.com)
[10] Karel Bostoen，Hart voor Leiden: Jan van Hout（1542–1609），stadssecretaris，dichter en vernieuwer（Hilversum，2009），pp.48–54.
[11] Th.F.Wijsenbeek-Olthuis，Honger（Leiden，2006）.
[12] Hart，The Dutch Wars of Independence，pp.103，106.
[13] Swart，William of Orange，p.63.
[14] Nettie Stoppelenburg，De Oudewaterse moord（Oudewater，2005）.
[15] Swart，William of Orange，pp.89–90.
[16] Johan Brouwer，Kronieken van Spaansche soldaten uit het begin van den Tachtigjarigen Oorlog（Zutphen，1933; 1980），p.240.
[17] Swart，William of Orange，p.92.
[18] N.M.Sutherland,‘The Foreign Policy of Queen Elizabeth，the Sea Beggars and the Capture of Brill，1572’，in Sutherland，Princes，Politics and Religion，1547–1589（London，1984），pp.183–206.关于英格兰对八十年战争的总体态度，见Hugh Dunthorne，Britain and the Dutch Revolt，1560–1700（Cambridge，2013）。
[19] Swart，William of Orange，p.101.
[20] Nicolas le Roux，Les Guerres de religion 1559–1629（Paris，2009），p.203.
[21] Swart，William of Orange，p.109.
[22] J.van Roey，De val van Antwerpen 17 augustus 1585 – voor en na（Antwerp，1985），p.30.
[23] Parker，The Dutch Revolt，p.178引用了传统的数字8000。 现代的统计是2500。
[24] Hugo de Schepper，‘Belgium Nostrum’ 1500–1650: Over integratie en desintegratie van het Nederland（Antwerp，1987），pp.5–6; De Schepper，‘Belgium dat is Nederlandt’: Identiteiten en identiteitenbesef in de Lage Landen，1200–1800: epiloog: 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1815–1830（Breda，2014）.
[25] 原书为“1577年1月7日”，但附录“大事编年”为“1577年1月9日”，据核，应为1月9日。——编者注
[26] Swart，William of Orange，p.123.
[27] Parker，The Dutch Revolt，p.303，n.16.
[28] Guido Marnef‘,Het protestantisme te Brussel’，pp.2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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