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班牙人放弃围攻阿尔克马尔时，为了对抗这个远比自身强大的力量，荷兰和泽兰的城镇已经苦苦撑了一年半的时间。虽然赢下了这第一场胜利，局势仍然岌岌可危。即便是在占上风的地方起义军扩张领土的希望也不大。他们只能尽可能自保，等着看斧头下一步会落在哪里。起义发展到现在，情况已经与16世纪60年代末大不相同。站在国王一边的同时代历史学家已经在谈论第二次起义。[1]在起义的第一阶段，行动者主要是高级贵族和低级贵族。现在高级贵族中的主要批评者要么已经沦为刽子手的牺牲品（比如埃格蒙特伯爵、霍恩伯爵、蒙蒂尼侯爵和许多较低等级的人），要么已经自然死亡（比如贝亨侯爵和布雷德罗德伯爵）。其他人有的出于信念，有的出于必要，都顺从了新制度。唯一支持荷兰和泽兰起义目标的高级贵族就是奥伦治亲王威廉。自上次战役以来，奥伦治亲王一直在沿海省份领导抵抗王室政权的行动。
在第二阶段，亲王和他的支持者在荷兰和泽兰站稳了脚跟。起义的主力是加尔文宗：他们为了信仰而冒着生命和财产受损的危险，经常被流放好几年，几乎陷入绝境。最终，奥伦治亲王也在1573年12月公开加入加尔文宗，遵循加尔文宗的惯例参加了圣餐礼的庆祝活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彻底转变了信仰。亲王不是一个笃信宗教教条的人。在与路德宗女伯爵萨克森的安娜（Anna of Saxony）结婚前进行讨论时，他说，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享受神圣的救赎，这激怒了他未来的姻亲。而在他“皈依”加尔文宗以后，也没有理由认为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我们只能猜测亲王信仰的性质和内容。他仍然是宗教和良心自由的支持者。无论是出于原则还是出于实际原因，他拒绝所有限制这种自由的东西。然而时间一次又一次证明，宗教自由的理想对战争来说是极大的绊脚石：每当天主教徒或加尔文宗教徒占上风时，他们就禁止敌方的信仰实践，但并不会仅因宗教信仰问题置对方于死地。
从多年的冲突中，奥伦治亲王和他的支持者还学到了什么？首先，乞丐和亲王的军队需要更严格的纪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这一变化是从撤回私掠许可证和宣战权开始的。私掠船已经被禁止了。像在布里尔、鲁尔蒙德和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对修道士和神父的暴行，必须停止。臭名昭著的卢梅领主最先被逮捕，他不仅要为杀害霍林赫姆的殉道者一事负责，还要为科内利斯·穆修斯（Cornelius Musius）之前代尔夫特由酷刑造成的可怕死亡负责。1574年4月底，他被遣送出境。[3]乞丐部队和武装民兵组织必须逐步转变为陆上和海上的正式武装力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先决条件是奥伦治亲王与荷兰、泽兰诸城之间的合作——亲王领导政治和军事斗争，两省城镇则提供资金和所有其他必要的支持。根据低地国家的传统，可以让城镇共同分担政策责任，他们是愿意接受这些政策的，这意味着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个基本要求是明确等级制度：权力掌握在亲王和议会手中，武装部队必须向其宣誓效忠。一切就这样进行着。1574年，奥伦治亲王威廉在荷兰制定了有关军事问题的法律，并于1578年将其推行到整个三级会议。[4]通过这种方式，他用自己对形势的了解和组织技能，为后来的荷兰共和国（Dutch Republic）正规武装部队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改进是按时支付士兵的工资，最初是每几周支付一次之后则改成每周支付一次。[5]城镇则为部队提供住宿。这两项措施确保了士兵们可以负担日常所需，所以他们也就不再需要乞讨或抢劫了。而住宿费的支付还意味着，那些快要撑不下去的人可以趁机通过副业稍微多赚一点。奥伦治亲王将步兵连的规模缩小了一半（从大约300名士兵减少到150名士兵），使其更易于管理和部署下一步则是检查这批人是否真的能与工资单上的每个人对上号。为了落实这一点，亲王定期在军队和城镇的管理者的陪同下视察部队，以确保公款的正确使用。这就让每个城镇和省份分担了责任增加了他们与军队的接触。(www.xing528.com)
然后，军队必须接受训练，学会服从命令、根据战斗命令组织起来，等等。训练还包括如何挖掘战壕和建造防御工事，有时，他们还能借此赚点外快。军队的装备也得以规范。与起义无关，大约在同一时间，从意大利开始，在全欧洲范围内，石头防御工事取代了石头城墙。防御工事被设置成星星的形状，堡垒像星星的角点一样突出到周围的土地，使侧翼也能得到保护。整个低地国家逐渐形成了一个防御工事网络，从北部的布尔坦格（Bourtange）到中部的纳尔登和赫斯登（Heusden），再到南部的利尔（Lier）和格拉沃利讷。地方承包了防御工事的建筑和维修，城镇的经济也就此受益。
迫于形势，舰队也实行共享责任制。亲王本想把鹿特丹这个港口建成一个政策中心和中央军火库，但由于实际的困难和其他港口城镇的嫉妒，这个计划失败了。结果，事实上出现了五个海军部：分别位于泽兰（米德尔堡）、南荷兰（鹿特丹）、北荷兰（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北端（霍伦和恩克赫伊曾轮番交替）和弗里斯兰［先是多克姆（Dokkum），后来是哈灵根（Harlingen）］。通过与城市和区域网络的互动，这个系统最终比中央的、全国性的网络运行得更好。奥伦治亲王提出的这一整套措施，虽然经过数年才得以实施，但它意味着荷兰和泽兰的战争实际上带来了进步和利益，而不是衰落和毁灭。奥伦治亲王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和莫里斯（拿骚的）的堂弟拿骚的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都将受益于他所奠定的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奥伦治亲王威廉本人的心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许多贵族对市民嗤之以鼻，哪怕这些市民是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但亲王发现，荷兰、泽兰以及布拉班特和佛兰德的人民能成就一番伟业。前文那位法兰西贵族说反抗君主的人总会一败涂地，而奥伦治亲王的例子正好驳斥了这种论点。当然，亲王仍然是一位高级贵族尽管由于环境的原因，他无法再像在布鲁塞尔时那样养尊处优。[6]现在，他成了商人和工匠的亲王，甚至是渔民和农民的亲王。在荷兰议会，传统上只有6个大城市（多德雷赫特、哈勒姆、莱顿、阿姆斯特丹、代尔夫特和豪达）有投票权；在奥伦治亲王的统治下，这个数字增加到18，其政策的支持基础因此扩大。[7]1575年7月11日为了向亲王表示感谢，荷兰和泽兰议会授予他在两省的“最高权威”（Hoogste Overheid），以使他在统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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