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5年12月，布鲁塞尔举行了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之子帕尔马公爵之子（1586年继承公爵之位，故后文1586年后方称其为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xander Farnese，后文简称法尔内塞）的婚礼。[58]许多客人聚集于此。在庆祝活动中，20个小贵族经过多次会议和协商，成立了名为贵族协会（Compromise o Nobles）的联盟。因为埃格蒙特伯爵西班牙之行的失败，他们认为必须采取行动，集体反对宗教法令和宗教迫害并维护祖国的利益奥伦治亲王的弟弟拿骚的路易（Louis of Nassau）和加尔文宗的一个小贵族、图卢兹领主约翰·马尼克斯（John Marnix）起草了一份请愿书。他们制作了几份副本，寄送至全国各地，收集签名。大约400名贵族要求召集三级会议并暂停宗教法令和迫害。这些贵族中有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但大多数人可能没有明显的宗教倾向。奥伦治亲王建议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和贵族们把请愿书作为官方请求递交，以缓和冲击。玛格丽特（帕尔马的）犹豫地同意了1566年4月5日，200名贵族徒手游行到布鲁塞尔的宫殿。级别较低的贵族在前面，级别较高的贵族在后面，最后则是布雷德罗德伯爵（Count of Brederode）亨利和路易（拿骚的），两人将亲手提交请求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回应说，她不能做出具体的承诺，但她保证会在执行宗教法令时尽量“适度”。
图2.1 《宗教裁判所的桅杆》（The Mast of the Inquisition），匿名，1566年4至6月。左边的乞丐试图把桅杆拉过来，而右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则试图使桅杆保持直立。上面的文字是荷兰语和法语，是当地通行的两种语言。格兰维尔把这幅画的一份摹本寄给了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该摹本至今仍然保存在锡曼卡斯的国家档案馆。这件摹本藏于莱顿大学图书馆(www.xing528.com)
贝尔莱蒙注意到玛格丽特（帕尔马的）非常紧张，便对她说：“不要害怕，夫人。他们只是些乞丐。”贵族们确实是来“乞讨”的，但不是为了自己：他们要求宽容那些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并请求召集三级会议。他们中的许多人负债累累，但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乞丐。尼德兰的新财富可能是建立在贸易和商业的基础上的，但通过拥有土地或服务宫廷而来的旧财富尚未流失。19世纪至20世纪的尼德兰历史学家倾向于把贵族描绘成对重大事件几乎没有实际影响的无知的落魄者，直到H.A.恩诺·范·赫尔德（H.A.Enno van Gelder）和亨克·范·尼洛普（Henk van Nierop）才重新检视了贵族的真正价值。[59]在尼德兰南部，人们则很少低估贵族的作用，这说明贵族在阿图瓦、埃诺和那慕尔等省的经济和政府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提出请求几天之后，贵族们把“乞丐”这个名字当成了荣誉勋章。他们把乞讨的碗或“乞丐勋章”挂在脖子上，提出了Fidèles au roy，jusqu’a la besace（“忠于国王，忠于乞丐的袋子”）的口号。高级贵族派蒙蒂尼侯爵再次前往马德里。这次，随他一同前往的是贝亨奥普佐姆侯爵（Marquis of Bergen op Zoom）让·德·格利姆（Jean de Glymes）。1566年7月30日，12位小贵族的代表（很快被称为十二使徒）向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提交了第二份请愿书。他们现在进一步要求完全的宗教自由，并要求将政府移交给忠诚的贵族，也就是奥伦治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可以说，他们的野心有两方面：宗教的和政治的。
在法兰西，贵族们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喉舌，哪怕是在要反叛的时候，也有责任捍卫国家利益。有人请求一位高级贵族参与反抗君主、保卫祖国的斗争，这位贵族回答说，做这种事的人总是输得最惨：事实通常证明国王是最强的，那些反抗国王的人最后都屈服了。[60]在法兰西当时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个好建议，毕竟直到两个世纪之后那里的革命才会成功。但我们最好还是记住这个例子，因为在尼德兰的部分地区，国王才是最终屈服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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