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确实有必要的话，高级贵族们一定会主动批评国家的统治者或政府。在参与机构、公众调查、民意测验和抗议示威产生之前的那个时代，高级贵族就代表了人民的声音。奥伦治亲王威廉、埃格蒙特伯爵拉莫勒尔、霍恩伯爵（Count of Horn）菲利普·德·蒙特莫伦西（Philip de Montmorency）及其支持者们觉得国王、总督及其顾问忽视了自己，认为他们被系统地、永久地排除在政府事务之外了。国务委员会在荷兰、佛兰德和其他地方似乎发挥了重要作用，完成了作为执政的职责。他们生气的地方在于，哪怕是他们不支持的措施，他们也要在形式上承担部分责任，而实际上，对于这些措施他们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选择对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害怕自己参与决策的传统权利——尼德兰人民通过议会影响政府的可能性——会被终结。
奥伦治亲王和埃格蒙特伯爵再也不能忍受这种状况了。1561年7月23日，他们给国王写了一封抗议信，抱怨他们对政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这是在格兰维尔被任命为红衣主教（2月26日）后的第五个月。[48]之后接近一年的时间里，政府的政策依旧没有任何改变，高级贵族决定整合他们的批评意见，并在布鲁塞尔成立了一个号称“忠诚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的联合阵线。像他们的对手法兰西那样，他们也结成一个联盟。霍恩伯爵、图尔奈市政长官的兄弟蒙蒂尼侯爵（Marquis de Montigny）弗洛里斯·德·蒙特莫伦西（Floris de Montmorency），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去觐见国王。然而，他只带回了几句冠冕堂皇的话。
1563年3月11日，奥伦治亲王、埃格蒙特伯爵和霍恩伯爵又写了一封信，要求国王免去格兰维尔的职务，并拒绝继续承担对国家政府的责任。[50]同年年底，高级贵族以一种荒谬的形式抗议：他们让所有仆人都穿上同一种简单的灰色材料制成的制服。官方说法是为了节省开支，但他们还想以这种符号来表达不满。埃格蒙特伯爵有幸设计了这个象征符号。他选择了一个傻瓜帽，上面绣着仆人制服的袖子。谁都知道这是在讽刺红衣主教。[49]作为布鲁塞尔非正式的首席顾问和红衣主教，格兰维尔似乎是尼德兰的利益从属于西班牙君主这一事实的化身。除了贝莱蒙特和格罗宁根的执政阿伦贝格伯爵以外金羊毛俱乐部的所有执政和骑士都认同这一观点。高级贵族的愿望是实现国王和贵族的共治，就像中世纪的御前会议（curia）那样。
同年，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还决定停止与格兰维尔合作，因为她觉得他在写给国王的信里暗中反对她。作为帕尔马和皮亚琴察（Piacenza）的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帕尔马的）非常想占有皮亚琴察城堡，这就要求国王撤走西班牙驻军。红衣主教格兰维尔劝阻了国王，这让玛格丽特（帕尔马的）觉得很难接受。这说明，在事关重大利益的严重冲突中，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也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裂痕。腓力二世准许格兰维尔到弗朗什-孔泰去看望他的老母亲。这只是把格兰维尔体面赶走的借口，从贵族到乞丐，低地国家的人民识破了这个诡计。无论如何，格兰维尔在马德里的政治盟友对他离开尼德兰一事一点也不失望：他们一直认为他在那里任职是大材小用。[51]格兰维尔这位红衣主教走后，高级贵族回到国务委员会，再次加入讨论。他们很快注意到少量的人事变动并不能改善这个国家的状况。对异端的严酷迫害是国王个人政策的重点之一，他绝不会轻言放弃。就连国王的忠实追随者维格留斯和格兰维尔也曾呼吁国王宽大处理，并请他允许尼德兰的新教徒像奥斯曼帝国的基督徒一样生活：只要他们表现得当并做出了财政贡献，就让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但是国王充耳不闻，死守着他严格的原则。
1564年12月31日，奥伦治亲王威廉在国务委员会发表讲话，阐述了他在这件事上的原则，他说：“虽然我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但我不赞成王侯们去控制他们臣民的良心。”[53]格兰维尔对亲王的天主教信仰持肯定态度，声称他知道亲王威廉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也没做过任何可能损害信仰的事情。[52]如此直言不讳地呼吁宗教自由的行为以前从未出现过，要知道，哪怕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居民也需要和领主保持同样的信仰。亲王的提议基本上允许了两个或两个以上宗教的共存。这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可操作的、超越宗教的观点：如果罗马天主教徒、门诺派教徒、路德宗教徒和加尔文宗教徒共同生活在一个社会（更不用说其他许多较小的团体），迫害他们乃至将他们处以死刑都将是没有意义的。(www.xing528.com)
既然国王和他的重臣们没有达成一致，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似乎是派一名代表到国王那里澄清贵族们的观点，如果能让国王改变心意，就再好不过了。除了希望减轻宗教迫害和更多地参与决策外，贵族们还希望重启对法战争。
埃格蒙特伯爵，这位曾两次击败法兰西人的杰出贵族，似乎是前往西班牙的最佳人选。从2月上旬到4月初，他一直待在宫廷里。国王对他的到访十分不满，但国王和宫廷都表现出了他们最好的一面。招待会、宴会和比赛给埃格蒙特伯爵的印象是，国王欢迎他的来访。然而，没多久腓力二世就在一件事上现了原形：他希望不惜一切代价维护与法兰西的和平。他宁愿失去尼德兰，也不愿重燃与法兰西的战火。[55]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因为历史学家们常常将注意力放在贵族身上，并认为贵族代表着尼德兰真正的利益；至于反民族主义的立场则被学者归于国王。实际上，正是因为把尼德兰的利益放在心上，腓力二世才想维持与法兰西之间的和平。埃格蒙特伯爵和国王谈了好几次，最后一次是4月4日在阿兰胡埃斯（Aranjuez）。国王问他，贵族让他们所有的仆人都穿上同样的制服、戴上傻瓜帽到底想干什么。埃格蒙特伯爵回答说，这只是一场游戏。对此，国王回答，“Conde，no se haga mas”，意思大致为“伯爵，这必须停止”。[54]事实上，他们没有讨论任何实质性问题；国王向埃格蒙特伯爵保证他会关照尼德兰的福利，然后用礼物和暧昧不清的声明打发埃格蒙特伯爵回家。奥伦治亲王威廉逼问埃格蒙特伯爵时，埃格蒙特伯爵不得不承认，他未能求得国王对当前情况的谅解，更不用说预期的政策转变了。在5月13日的一封信中，国王下令处决了6名在尼德兰已经获得缓刑的门诺派教徒。
腓力二世更喜欢听比亚维森西奥的意见。1565年7月29日，他们进行了第一次交谈。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国王请这位修士把他的发现写在纸上并让他在四天后再来。比亚维森西奥性格强硬，很善于说服人，最终成了腓力二世良心的代言人。此时，玛格丽特（帕尔马的）仍在贵族的魔咒下，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要求：贵族统治、宗教宽容以及召集三级会议。出乎预料的是，腓力二世同意在尼德兰举行一次宗教会议。6名神职人员和3名法学家齐聚一堂，当然还有国务委员会的维格留斯和约阿希姆·霍佩鲁斯（Joachim Hopperus）。他们建议对年轻人进行更好的教育，对神职人员实行更严格的控制，并尽可能让异端去划船而不是将他们处以死刑。比亚维森西奥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样的会议没有实现政府的目的，他宁愿由教会举行一次地区性的会议。他表达了激进的立场，并援引教父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强调异端的皈依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对火刑柱的恐惧。如果地方法官不想采取行动，就应该换掉他们。毕竟，到当时为止，所有问题都是由放纵引起的。要想解决问题，必须想办法秘密执行死刑，并且尽量支持现有的宗教裁判所最后，他表示不能指望玛格丽特（帕尔马的）做出这样的改善。当腓力二世犹豫不决时，比亚维森西奥指出，他的拖延会在死后造成恶果。[57]最终，在10月17日和20日，腓力二世铤而走险，在塞戈维亚森林里的乡间别墅中写下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信。他在信中下令，法令必须严格执行。[56]总督玛格丽特（帕尔马的）不敢在国务委员会讨论这些信件，但奥伦治亲王坚持要求她透露其中的内容国王一成不变的政策只会让不满和批评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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