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地国家联合：海洋帝国的崛起

除外交和宗教事务政策外，皇帝查理五世还制定了低地国家的国内政策。他试图按照勃艮第公爵的传统扩大该地区的领地。他已经拥有了西班牙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和地位，这使他在1528年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地接管了乌得勒支主教的世俗权力。至此，他将乌得勒支、上艾瑟尔（Overijssel）和德伦特（Drenthe）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帝国。1530年，教皇甚至允许他先自行选择主教，然后再由罗马教廷批准。之后，直到1543年，查理五世才成功将海尔德并入他在尼德兰的领地。一个多世纪以来，海尔德的公爵们一直是麻烦的邻居。作为法兰西国王的盟友，他们争夺勃艮第公爵们的土地，发起了一系列突袭，造成了巨大的伤亡，波及范围远及海牙。当查理五世在1543年终于让海尔德公爵臣服之时，周边的荷兰、泽兰、布拉班特、乌得勒支和上艾瑟尔省都充满了欣慰和喜悦。乌得勒支的一位公民显然对查理五世充满好感，以至于他将皇帝的雕像安装在他房屋的外墙上（见彩插2）。现在，须得海（Zuiderzee）从海战区变成了一片宁静的内海，这对贸易和航运的开展都是极为有利的。可以说，查理五世在低地国家的势力范围现已经形成了一个地缘整体，当然，这种说法仅鉴于它们的东部边界正好对应了今天荷兰王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但实际上，查理五世还得到了林根伯国，该伯国现在完全位于当今的荷兰王国和比利时之外，而查理五世却将其视为自己在低地国家领地的一部分。他还想吞并东弗里斯兰（East Friesland）伯国和明斯特主教区但这些野心从未实现。虽然如此，记住这些意图仍很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不会将后来的国家边界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理所当然“不言而喻”或“完整”：这只是我们想当然而已。

为了应对与法兰西之间的战争，查理五世需要尼德兰各省的密切合作，因此，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削弱它们的权利。他还尽可能只安排“土著”官员在政府部门任职。当然，许多高级官员确实来自弗朗什-孔泰，但是这块传统的勃艮第土地培养了整整一代优秀的法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历届统治者都很乐于任用这些精英。随着政府作用的扩大和复杂化，来自勃艮第和其他省份的法学家们的专长使其影响力逐渐增强。这些法学家通常被称为长袍贵族（conseillers de robe longue），得名于他们的正式着装。他们之中最优秀的会被提升为低等级的贵族。于是，在用军功证明自己价值的老贵族——佩剑贵族之外，又出现了一种新的长袍贵族。这些新贵族影响力极大，以至于尼德兰总督玛丽（匈牙利的）致信查理五世，说其他贵族抱怨受到了冒犯。正因如此，勃艮第人往往被视为“外国人”。然而，用现代的话来说，政府的专业化是不可避免的，1531年，查理五世重组了他的顾问委员会。查理五世之前的统治者治下，同样有独立的司法和财政委员会，因此，查理五世希望他的政府更符合现代要求的愿望并不新鲜。他设立了三个委员会，也就是后来所谓的附属委员会（Collateral Councils）。首先是国务委员会（Council of State），此委员会提供政策咨询，由最显赫的贵族和必不可少的法学家组成。其次是枢密院（Privy Council），此委员会负责一般立法和法理学。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学家（上过大学的法学家）才有资格参加这一委员会的工作。最后是财政委员会（Council of Finance），此委员会同样只由具有必要经验的专业公务员组成。后来，腓力二世从父亲那里全盘继承了整个附属委员会体系。

同年，查理五世同意他的弟弟斐迪南（后来的皇帝斐迪南一世）当选罗马人的国王，这意味着斐迪南有望接替查理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两兄弟统领着哈布斯堡家族或者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两个分支，常常紧密合作——在反抗路德宗和奥斯曼帝国威胁的联合斗争中，表现得站在同一战线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竞争。1547年，阿尔瓦公爵在米尔贝格战役（Battle of Mühlberg）中击溃德意志新教诸侯，此后，查理五世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拥有最高权力，这使他有机会在奥格斯堡帝国会议中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几个世纪以来尼德兰与帝国的联系变得有些松散。这也适用于帝国许多其他的外围领土，例如意大利北部瑞士和匈牙利。查理五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许多这样的领地——粗略地说，就是主要河流［莱茵河和马斯河（默兹河，Maas river）］以南的低地国家，再加上荷兰伯国。这些地区叫世袭领地。查理五世本人还获得了河流以北的其他土地：乌得勒支、上艾瑟尔、弗里斯兰、格罗宁根（Groningen）和海尔德兰（Gelderland）。除了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以西的佛兰德以及隶属于法兰西的阿图瓦以外严格说来，所有的低地国家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因此，在1548年查理五世将佛兰德和阿图瓦移交给了帝国，并以所谓的“勃艮第联合体”的名义统一了所有的低地国家。自1500年以来，帝国一直被划分为数个行政“联合体”，旨在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国家结构的逐步弱化。但同时，因为查理五世让各“联合体”脱离帝国所以它们拥有了更强的独立性，这成了许多问题的根源。

帝国给予尼德兰故有的自由和特权，并且不再干预勃艮第联合体的内政。此外，帝国律法不再适用，而尼德兰的代表将被允许参加帝国会议。为了表示友好，尼德兰仍然会每年主动缴纳财政税金额相当于选帝侯所支付的两倍。日益增强的独立性看起来极大地削弱了帝国：查理五世基本上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其子腓力将继任该国的统治者。现在，他缺少的仅仅是一顶王冠。“勃艮第联合体”一名体现了查理五世的立场，毕竟选帝侯们恐怕会更喜欢“尼德兰联合体”这样的名字。通过这一命名，查理五世强调了自己在勃艮第传统中的地位。佛兰德和阿图瓦的加入意义不大。尼德兰没有向帝国缴纳税款，而向皇帝进贡的习俗也很快就被废除了。帝国还能做的就只有在战争发生时向尼德兰提供援助，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法兰西要入侵低地国家的时候。因此，当尼德兰在八十年战争中陷入内部冲突时，帝国的选帝侯们拒绝采取行动。^[8]

在帝国中取得这场外交胜利后，查理五世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下一步上。1549年，他让低地国家的所有省份都同意所谓的《国事诏书》（Pragmatic Sanction），让他们承诺，在查理五世死后接受其子腓力为统治者。这是把还在西班牙的腓力介绍给他未来将要继承的领地的一个绝佳机会。来到尼德兰时，腓力才22岁，但他绝不是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于1527年出生在瓦尔拉多利德（Valladolid），是查理五世和葡萄牙公主伊莎贝拉的独子，只有两个姐妹：玛丽亚和胡安娜。父亲的长期缺席部分导致了腓力与母亲伊莎贝拉的亲密。伊莎贝拉在西班牙王国担任查理五世的摄政王，后来在腓力11岁时去世，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之后，当查理五世不在的时候，年仅16岁的腓力就代替父亲管理西班牙王国。当然，因为父亲查理五世时常写信给他提供指导，他本人还是很好地履行了摄政王的职责。腓力在与西班牙议会（Cortes）进行磋商时态度强硬，并严格控制那些想要结成裙带关系的贵族家庭。1543年，腓力与葡萄牙的玛丽结婚，不幸的是，玛丽（葡萄牙的）在1545年生下儿子唐·卡洛斯（Don Carlos）后去世，腓力自此陷入了自责和悲伤。经历过以上种种，腓力在抵达尼德兰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和生活经验。此外，他还总是保持着镇定和自制，就像一个理想的王子那样，尤其是在西班牙的时候。^[9]有了在西班牙积累的经验，查理五世将腓力介绍给他在尼德兰的臣民就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了。1549年，腓力穿过父亲在意大利、奥地利和德意志的领地，到达了尼德兰。

除了最北部的那些地区（弗里斯兰省和格罗宁根省）之外，腓力巡视了低地国家的所有省份，让他们向即将君临天下的自己致敬。^[10]受访城市为了展示自身最好的一面，为腓力安排了招待会游行、戏剧表演、礼物、热情洋溢的演讲和豪华宴会。腓力访问安特卫普的报告用拉丁语、法语和荷兰语发表。这位品位朴素、头脑清醒的王子，一定觉得低地国家是名副其实的“科凯恩之地（Land of Cockayne）^[11]。尽管不热衷于吃喝，腓力确实热爱尼德兰的园艺、音乐和绘画。

【注释】

[1] Friedrich Schiller，Geschichte des Abfalls der vereinigten Niederlande von der Spanischen Regierung（Leipzig，1788），p.26:“欧洲的一个新国家，除了名字以外什么都有”（‘ein neuer Staat in Europa，dem nichts als der Name fehlte’）; J.Huizinga，‘Uit de voorgeschiedenis van ons nationaal besef’，in Huizinga，VerzameldeWerken，9 vols（Haarlem，1948–53），vol.II，p.125; Alastair Duke，Dissident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Modern Low Countries，ed.Judith Pollmann and Andrew Spicer（Farnham，2009），尤其是第一章“难以捉摸的尼德兰”（ ‘Elusive Netherlands’）。

[2] “ 执政”（stadtholder，荷兰语stadhouder）在一个或多个省中代表国王，并具有相关权利。这个术语很难翻译。法语中常用gouverneur一词来译。(www.xing528.com)

[3] “province”一词需要一些解释。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是因为没有一个通用术语来指称公国、伯国和领地。不过，该词不用于勃艮第公爵统治期间，直到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才被经常使用。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对这一敏感的区别关注不够，往往只是为了省事而不规范地使用该词。

[4] De blijde inkomst van de hertogen van Brabant Johanna enWenceslas，ed.Ria van Bragt（Leuven，1956）.

[5] J.H.Elliott，‘A Europe of Composite Monarchies’，Past and Present，CXXXVII（1992）.

[6] Dagmar Eichberger，Dames met klasse: Margareta van York，Margareta van Oostenrij（Leuven，2005）; Jacqueline Kerkhoff，Maria van Hongarije en haar hof: 1505–155（[Amsterdam]，2005）.

[7] Anton van der Lem,‘Menno Simons in de Nederlandse geschiedschrijving’，Doopsgezind Bijdragen，22（1996），pp.10–19; S.Zijlstra，Om de ware gemeente en de oude gronden Geschiedenis van de dopersen in de Nederlanden 1531–1675（Hilversum and Leeuwarden 2000）.

[8] 关于这些敏感的问题，以及德国、比利时和荷兰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释，参Monique Weis，Les Pays-Bas espagnols et les états du Saint Empire（1559–1579） Priorités et enjeux de la diplomatie en temps de troubles（Brussels，2003），Chapte Two。

[9] M.J.Rodríguez-Salgado，The Changing Face of Empire: Charles V，Philip II an Habsburg Authority，1551–1559（Cambridge，1988，repr.2008），p.7: sosiego，西班牙语，冷静、沉着之意。

[10] Calvete de Estrella，El felicíssimo viaje del muy alto y muy poderoso príncipe do Phelippe（Madrid，2001） .The three editions，all in Leiden University Library，ar mentioned at http://dutchrevolt.leiden.edu > Geografie > Antwerpen.

[11] 出自英国民谣，指人间天国，欢乐和平之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