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俗学的探索实践及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

林在海与南根佑的学术争论成为韩国城市民俗学乃至当下韩国民俗学的发展基石。21世纪韩国民俗学者构建城市民俗学宏观理论体系时，大多在论及这场学术争论的基础上，即支持/反对一方或总体评价双方后，再提出个人观点。朴焕英在林在海所提出的城市民俗五种分类基础上，结合美国民俗学家Dorson的分类，细化出城市民俗学的九类研究对象：其一，对城市中存在的农村进行社会民俗层面的研究，如洞祭；其二，城市中少数群体的特有文化，如校园隐语与涂鸦文化；其三，城市中隐蔽存在的俗信文化，如校园祈考文化；其四，城市中的岁时风俗，如“双11节”；其五，城市中存在的多种城市传说，如学校怪谈；其六，国际婚姻引发的城市文化多元化研究；其七，多媒体与大众媒体中的文化创意与民俗诠释，如电视剧、电影中的民俗元素的传达方式与诠释方法，以及观众对此的观览感受等；其八，贫民窟或城市街巷等特殊区域的民俗研究；其九，朝鲜民俗研究。

崔元晤认为：“林在海与南根佑关于城市民俗学的定位与研究合理性的争论为时尚早，因为城市民俗学个案研究还未普遍展开的情况下，讨论过分抽象的理论问题犹如空中楼阁，实际意义不大”。因此，他在分析11套城市民俗志的内容构成基础上，指出城市民俗学的调查内容应由浅至深分为三个层次有序展开，即“城市与农村共存的传统民俗要素”“城市中独有的城市民俗文化要素”“现代城市的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随着研究层次的过渡，韩国城市民俗学也会如同日本城市民俗学一样，逐步从“都鄙连续体论”过渡到“城市异质论”，从关注民俗传承的群体转向个体。

大部分学者聚焦韩国城市民俗学宏观理论构建的同时，部分学者与文化机构另辟蹊径从微观个案研究出发，探索城市民俗学的发展可能。如金明子对城市岁时风俗的研究、金示德对城市葬礼的研究、朴景勇对城市集市文化的研究等。特别是郑衡浩对首尔龙山区六位居民的个人生涯史研究受到学界的关注，他指出：“城市民俗学不同于农村民俗学，研究结果会因选取的调查对象不同而产生巨大差异。农村地区的传统文化分布均衡，即使选取的调查对象不同，研究结论的差异也不大；但城市个体的文化背景不同，如果不在认真分析个体的生活经历与记忆以及其居住空间与谋生手段的变化基础上将调查对象进行分类的话，研究结论将没有意义，因此城市民俗学研究应建立在个人生涯史研究之上。”(www.xing528.com)

2008—2009年国立民俗博物馆与首尔历史博物馆联手对列入旧城改造对象的首尔儿岘区与定陵区进行了民俗调查，并出版发行了11部城市民俗志⁽¹³⁾。调查者常驻调查区域，利用个人访谈与个人文书（ego-document）相结合的方式，采用“经验性民族志”的记述手法编写民俗志。这套丛书首次将“生活物质文化”纳入城市民俗学研究范围，受到了民俗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挑战以往城市民俗学风格（城市庆典与城市传说等）的积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