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根佑：FOLKLORISM研究与城市民俗时空转向

东国大学南根佑教授毕业于日本筑波大学人类学专业，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对韩国民俗学的解构研究，主张用FOLKLORISM理论解决城市民俗学的困境。南根佑与林在海的学术争论主要集中在《“民俗”的近代，脱近代的民俗学》（2003年）、《民俗的文化财化与观光化——以江陵端午祭的FOLKLORISM为中心》（2006年）、《从城市民俗学到FOLKLORISM研究的转型——针对林在海的“批判性认识”》（2008年）三篇论文之中。2003年的论文主要批判朝鲜民俗学会的殖民属性，呼应金泰坤的“现在学”言论；2006年的论文则导入“FOLKLORISM”概念深入剖析了江陵端午祭的人为创作过程，尝试建构现代民俗学的研究范例；2008年的论文则针对林在海的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展开批判，主张不区分城市与农村，共同采用FOLKLORISM研究。

南根佑对韩国民俗学的解构主要从学史、学术定位、方法论三方面展开。首先从学史层面来看，南根佑通过考证日文资料指出，1932年成立的朝鲜民俗学会标榜“民族主义”所开展的“抢救（salvage）民俗学”，与朝鲜总督府的殖民地政策存在“共犯关系”，即宋锡夏与孙晋泰所提倡的“乡土娱乐论”是响应日本为侵华战备而开展的农村振兴运动与厚生运动。其次从学术定位层面来看，南根佑认为“将民族文化设定为先验性存在，将探究其本质作为重要使命”的韩国民俗学定位不合理，“因为民俗文化的原始形态是无法探知的，包括民俗学在内的所有近代经验科学的方法论都无法进行证明”“民族文化的本质与民族的精神元素其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不断被重构”。最后从方法论层面来看，南根佑提出，韩国民俗学者代替“他者”为民俗主体发声的行为与东方学研究如出一辙，即如同东方学的研究者在否定东方人的话语权与自主权的基础上展开研究，这种方法无视民俗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在全面解构的基础上，南根佑援用金泰坤的“现在学”说法，倡导韩国民俗学应聚焦民俗主体根据自身的生活需要有意识重构民俗文化的行为，即关注FOLKLORISM的实践现场。

“FOLKLORISM”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民俗学界盛行，20世纪90年代传播到日本民俗学界，是指“民俗文化经中间人（second hand）传承过程中，在脱离原传承地后产生新功能与新目标的现象；或者无关任何传统而被人为有意识地发明与创造出的类似民俗”。南根佑将这一概念与“文化客体化”（objectification：将文化视为可被人为操作与不断创新的对象）结合在一起，指出“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是文化客体化过程中，经过人为筛选后向‘他者’展示的文化要素，这些被选择的文化要素已脱离了原有语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因此，南根佑主张对民俗的创造与发明、改变与应用、观光资源开发与商品化、政策的影响与使用等课题进行文化政治学研究才是现代民俗学的重点。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南根佑对江陵端午祭的人为创造过程，即民俗学者与当地居民为申报无形文化财与世界无形文化遗产，对端午民俗文化要素的筛选与重构过程进行了剖析。(https://www.xing528.com)

南根佑构建起FOLKLORISM的研究范例后，围绕“城市民俗”与“城市民众”的界定问题对林在海的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展开了批判。首先，南根佑认为林在海论证城市民俗时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林在海主张文化形态是界定民俗的标准，但城市民俗已发生变化，很难套用传统民俗的认定标准；林在海所列举的“情人节”等城市民俗事例也无法满足“传承群体的民众性、生产的共同性、传播途径的口头性、生产者与享有者的统一性、现实认识的批评性、历史的传统性”等传统标准。其次，南根佑反对林在海将城市弱势群体定义为“城市民众”，对贫民窟的贫民、街头留宿人员、流动商贩、苦力、女服务员、性工作者等群体内是否存在民俗提出质疑，认为即使这些群体内存在民俗也面临无法实地调研的困境，“难道要去首尔的地下通道，或者红灯区，或者饭店才能发现‘贫民层民俗’‘露宿人员民俗’‘性工作者民俗’吗？”南根佑犀利地指出，“城市民俗”或“城市民众的民俗”如果拘泥于传统的民俗定义（共同体的无意识性惯行）与传承要求（口头传承的连续性），那么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会被歪曲，认识论也将陷入误区。

在解构“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理论的基础之上，南根佑对民俗的传承主体进行重新定位：民俗传承主体是与民俗研究者共同生活在21世纪的普通人；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意识的重构与重释“民俗”；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生活利益，有时会操纵自己的文化实践；他们也会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灵活利用民俗学成果与主流社会舆论。因此，南根佑认为民俗学研究无需区分城市与农村，自己将关注韩国农（渔）村兴起的乡村旅游⁽¹²⁾，分析这些借助旅游开发发展地区经济的村落共同体成员，如何立足现实利用民俗等文化要素创造“新旅游文化”的过程，倾听围绕旅游文化的本真性与商品性以及经济利益分配等问题产生的多种声音，观察各种声音背后的政治权力及其他各种力量的对抗与调停过程，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展开FOLKLORISM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