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在海的城市民众主义：城市民俗与文化记忆

20世纪末韩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进入尾声，城市人口趋于饱和，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另外，如火如荼的新农村运动已趋于平静，现代化技术与设施带给农民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使农村社会完全暴露于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之中。民俗文化在农村的传承根基逐步瓦解，人口密集的城市则不断涌现出各种新民俗。不但如此，由于离农现象导致的人口迁移，即便研究农村民俗，有时也不得不去城市寻找相关知情人。总之，随着城市与农村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逆转以及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辐射，“城市民俗学”成为韩国民俗学再也无法回避的课题。

2002年秋到2003年春，庆熙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召开了以“城市与民俗现场以及研究方法论”“城市与民俗生活”“城市开发与传统”为主题的三次学术研讨会。2003年8月与2004年2月，韩国民俗学会召开了以“20世纪与韩国民俗学”为议题的系列研讨会，通过反思20世纪韩国民俗学存在的问题，展望21世纪韩国民俗学的发展方向；在此基础上，2005年2月与2006年2月又先后召开了以“城市空间内民俗文化的形态”“城市民俗学的方法与方向”为主题的研讨会，集中讨论城市民俗学的学术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韩国民俗学已经拥有了坚实的学科背景。韩国国立安东大学1979年开始设立民俗学本科专业⁽⁷⁾，长期以来附属于历史学、国文学等学科的民俗学终于成为独立学科，1988年与1999年该校又相继开始招收民俗学硕士与博士研究生。1998年韩国中央大学也开设（比较）民俗学本科专业。高校民俗学专业的蓬勃发展，为民俗学理论的构建与实践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对韩国城市民俗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城市民众主义理论，正是安东大学民俗系教授林在海提出的。

林在海的“城市民众主义”理论由《民俗学的新领域与方法——城市民俗学的再认识》（1996年）、《对‘现在学’观点审视20世纪民俗学的批判性认识》（2004年）、《城市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形态与城市民俗学的新纪元》（2007年）三部曲构成。1996年的论文对城市民俗的传承形态进行了归类，并提出运用城市民俗学这种新方法实现民俗学研究从“民俗传承论”向“民俗生成论”的转型；2004年的论文批判金泰坤的“现在学”主张，探讨民俗学研究的问题意识；2007年的论文在前两篇论文的基础上，在关注城市弱势群体的基础上，提出城市民俗学应实现从民俗主义向民众主义的升华。

林在海的城市民俗学理论建立在对20世纪70年代金泰坤与李相日言论的批判基础上，具体批判内容如下。第一，“农村消亡论”的说法不成立，因为城市只有依赖农村才能生存，城市化与产业化只是引发社会结构变化从而促使民俗发生变化，但绝对不可能导致民俗消失，所以“民俗学丧失研究对象而关门”的言论不合理。第二，将韩国民俗学贬低为研究农村残存文化的“过去学”是忽视文化相对主义的西方进化论观点，因为残存文化取决于文化传承力而与传承区域无关；况且韩国民俗学从未只固执于农村民俗而有意排斥过城市民俗，“城市民俗学”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从韩国民俗学成立初期就已经存在，城市傩舞研究便是最好的证明⁽⁸⁾。第三，将探究民族文化精神本质的民俗学研究等同于“殖民地民俗学”的说法不合逻辑，因为探寻民族文化的精髓是民俗学的学术起点与重要使命，即便本国学者与日本殖民政府的研究对象相同，但研究目的不同，学问性质亦不同。第四，不应将民俗学进行农村民俗学与城市民俗学的二元划分，因为现在的城市过去也曾是农村，离农现象促使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相互交融，因此城市民俗无法从地理概念上独立于农村民俗，而且文化形态才是界定民俗的标准，即“传承群体的民众性、生产的共同性、传播途径的口头性、生产者与享有者的统一性、现实认识的批评性、历史的传统性”；而与民俗事象所处的地理位置无关。

在批判的基础上，林在海指出：对城市民俗学的认识不应局限在空间位置上，而应将其视作一种时间性、历史性概念的新型研究方法。传统民俗学立足于“民俗传承论”，即关注民俗事象的传承问题，重视追溯文化的起源；产业化与城市化大规模推进后，城市民俗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民俗的现实性与功能性，城市民俗学作为新的研究方法应立足于“文化生成论”，从文化变动角度关注新民俗的出现原因。以“汽车开光仪式”为例，这种新民俗伴随着汽车的普及而出现，虽然保险公司有事后理赔服务，但驾驶者出于预防交通事故的心理，大多会在新车使用前准备祭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这种祭祀仪式的形式与过去渔船起航祭祀相似，从文化变动角度来看可以视作驱邪祈福仪式的传统民俗在新环境与新事物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异现象。(www.xing528.com)

林在海将城市中存在的民俗按照传承形态归纳为五类。第一，城市土著民俗。这类由城市土著居民世代传承的民俗在城市化过程中，虽然传承力日渐弱化，但能很好地反映城市民俗的传承与变异问题。第二，新城市民俗。这类民俗是城市规模扩张过程中，农村被纳入城市版图后，原来的农村民俗与城市文明碰撞中形成的民俗。第三，移民民俗。这类民俗是伴随农民进城而流入城市的民俗，大多以家庭或老年组织为单位传承。第四，移植民俗。这类民俗是由于城市经济与消费能力的吸引，具有表演才能的民间艺人向城市聚集而形成的民俗。第五，新生成民俗。这类民俗大多与商品化有关，如情人节、“双11节”⁽⁹⁾等。林在海指出：对城市民俗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研究不仅能很好地阐释文化的传承与变异、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文化的生产与兼容问题，而且能从中捕捉城市居民的文化意识。

2007年林在海对城市民俗学的认识发生了质的转变，在论证“民俗学是阶级性鲜明的学问，民俗文化是被统治阶级的文化”的基础之上，提出“城市民俗学的定位应是站在‘城市民众’角度，批判城市社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商品化与市场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主张。这里的“城市民众”是指居住在城市边缘，经济困难，无固定职业或从事受歧视行业的弱势群体，如贫民窟的贫民、街头留宿人员、流动商贩、苦力、女服务员、性工作者等。

林在海将固执于寻找城市中新出现的民俗现象而忽视其传承主体——城市民众的民俗学研究定义为民俗主义研究，认为：这类研究大多与研究者看重个人业绩的利己主义有关，多采用Etic的研究立场；取而代之的“民众主义”研究则将探索民俗文化的健康传承与改善民众的现实生活作为主要目标，要求研究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将民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需采用Emic的研究立场。林在海认为，记录城市民众的故事与歌曲、信仰与梦想、生活法则与思维方式的调查报告以及从民众角度诠释生活真谛的学术研究将是城市民俗学发展的方向，将开启民俗学的新篇章。

林在海是韩国第三代民俗学者的代表人物⁽¹⁰⁾，是“现场论”研究方法的创始人⁽¹¹⁾，曾担任2008—2018年“韩国口碑文学大系增补事业”现场调查团长，长期致力于农村口碑文学资料的收集，所以对农村民俗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传承变异有深刻认识。因此，他反对将城市民俗学作为地理性概念置于农村民俗学的对立面，主张“民众主义”城市民俗学与农村民俗学互为补充。林在海对城市民俗学与农村民俗学这种非对等关系的设定，对韩国民俗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城市民俗学仍被视为农村民俗学的历史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