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探索韩国民俗学的转型

1966年韩国政府提出“祖国近代化”口号，大力发展工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工业化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城市规模不断壮大，农村则日益空心化。1970年中央政府协同地方政府开展“新农村运动”，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农村消亡论”开始弥漫于韩国民俗学界，“今后山村消失，偏远村落消失，农村实现现代化时，我们的民俗学去哪里寻找研究对象呢？如果仍然只是固执于以前的研究对象，我们的民俗学恐怕要关门了。”危机意识促使民俗学界积极行动起来，谋求新形势下韩国民俗学的定位与发展。

1971年圆光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在金泰坤的组织下成立，随后召开了以“传统与民俗学的现代性方向”（1971年10月）、“民俗学转型的课题”（1972年2月）、“民俗学的对象”（1972年6月）、“民俗学的方向”（1972年9月）为主题的四次学术研讨会。当时的参会者有任东权、金宅圭、崔在锡、文相熙、金泰坤、李相日等韩国学者，以及中国学者施翠峰、日本学者竹田旦等。会议以议题讨论的形式进行，会议过程记录在《韩国民俗学：原论性的对话》（1973年，益山：圆光大学出版社）一书中。⁽³⁾

金泰坤在四次原论性对话中，积极主张韩国民俗学应实现从“过去学”向“现在学”的转型。金泰坤首先对以往的韩国民俗学进行了犀利的批判：韩国民俗学长期以来固执于偏远村落的原始残存文化研究，以期发现民族文化的渊源与民族精神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与日治时期的“殖民地民俗学”并无差异，属于“过去学”范畴⁽⁴⁾。然后他提出“今后的韩国民俗学将‘城市民间人’纳入到研究范围，关注民间层现在的生活、文化现象，重视民俗学的现实性”⁽⁵⁾；最后倡议学者研究态度的转变：“民俗学者不应该站在‘客体的’立场，将民俗保有者当作动物园动物一样，只关注其学术上的利用价值；而应该站在‘主体的’立场，站在民间人的立场。”金泰坤的主张虽然提及“城市民间人”，但没有上升到“城市民俗学”的层面，只是主张开拓“社会民俗学”，对新领域展开研究。(www.xing528.com)

李相日是金泰坤“现在学”的支持者，也是被学界公认的在韩国提出“城市民俗学”概念的第一人。曾在瑞士学习德国文学（戏剧方向）的他受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的民众文化》的启发，1974年3月发表题为“形成的民俗与残存的民俗——城市民俗学对农村民俗学”的论文。文中首先按照研究对象将民俗学进行了二元化划分，将“僻地”的民俗学研究归类为“农村民俗学”，将“以技术产业现场所发生的民俗”为对象的研究归类为“城市民俗学”；接着对农村民俗学的浪漫主义进行批判；最后指出“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无数的现代民俗不断涌现，所以应当提倡用现代民俗学的体系与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方法，关注日益更新的民众生活，从而探究民众意识与思维、行为”。李相日提出青少年离家出走与叛逆行为、工厂的劳资纠纷、水库移民政策及其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可以作为城市民俗学的研究课题，但没有论述具体的研究方法。

“城市民俗学”的概念出现后，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因为当时“抢救无形文化财”是民俗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新农村运动过程中大量民俗文化被以“破除迷信”的名义损毁，以至于1972年4月韩国内务部长官紧急下达了“全国民俗文化财保护令”。因此，1972年6月首次召开的“民俗学全国大会”将“民俗学的定位”与“文化财的保存和传授”结合在一起集中讨论⁽⁶⁾。在这样的趋势下，“现在学”的倡导者金泰坤很快投身到巫俗研究之中，“城市民俗学”的提出者李相日则投入了戏剧研究之中。韩国城市民俗学一诞生便进入长达20余年的沉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