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名称变化与理论转向

众所周知，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欧洲民俗学经历了一场关于名称的论争，许多研究所相继改名。由于时代变迁和文化结构的转换，欧洲地区原来在民俗学（Volkskunde）与民族学（Völkerkunde）之间划分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于是，1955年，在荷兰阿纳姆召开的国际民俗学会议上，有人提出用Europäische Ethnologie（欧洲民族学）作为欧洲范围内民俗学专业的统一名称。此后，这个名称就成为统合传统的民俗学和民族学学科的称号，陆续被欧洲许多国家采纳。⁽⁹⁾当然，与传统的民俗学只限于欧洲各国之内的民俗研究相比，“欧洲民族学”就相当于比较民俗学，它试图使传统的欧洲民俗学“现代化”和“去民族国家化”（Entnationalisierung），更强调欧洲各国之间的比较研究和整合视角。⁽¹⁰⁾这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一个“必然”后果。

在此期间，瑞士民俗学也经历了一场重新定位和不断反思的过程。它从所谓的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转变为一门文化科学（Kulturwissenschaft）。在苏黎世大学，魏斯1945年成为第一个全职民俗学教授，当时的民俗学研究所（Volkskundliches Seminar）下设“民俗学”和“欧洲民间文学”两个分专业，1968年为著名学者麦克斯·吕蒂（Max Lüthi，1909—1991）专设了第一任欧洲民间文学教授席位。对于瑞士乃至德国和奥地利这样传统深厚的欧洲国家而言，变革的付诸实施总要慢半拍。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酝酿的改名“运动”，在这些国家多半停留在思想层面。到了1970年，德国民俗学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德国的法尔肯施泰因召开的工作会议才真正把学科改名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启动了德语国家民俗学研究的所谓“法尔肯施泰因革命”。据说，1971年，曾有人提议把苏黎世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改名为“欧洲民族学研究所”，但遭到哲学系的否决（按照德语国家传统的大学建制，民俗学研究所大多附属于哲学系）。⁽¹¹⁾自2006年起，该研究所终于更名为现在的Institut für Populäre Kulturen（大众文化研究所），主要任务是以大众文化（Populäre Kulturen）为界面（Schnittstellenfach）来研究日常文化（Alltagskultur）和生活世界，研究所下设两个专业：“日常文化”（Alltagskulturen）和“大众文学与媒体”（Populäre Literaturen und Medien）。目前，该所拥有800名学生，而且从专职教授和教师的数量来看，它在德语地区也堪称大所。该研究所改名的时间之晚及其对名称的选择似乎也可以印证瑞士民俗学不算激进而趋于稳健的一面。

实际上，早在1969年，鲍辛格就曾提议把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populäre Kultur（大众文化），因为在他看来，这个形容词既没有意识形态的负荷，也不会像Volk（民众）那样经常遭人误解或发生歧义，尤其重要的是，它还能扬弃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错误对比，去除实体化理解的倾向。⁽¹²⁾德语populär和英语popular相似，有“普及的”“通俗的”“大众的”和“受人欢迎的”等意思。但正如《欧洲区域民族学和民俗学国际词典》所指出，populär相当于德语volkstümlich，指“任何与民众有关或具有民众特征的东西”（anything referring to the folk，or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k）。⁽¹³⁾仅从字面上来看，把原来的民俗学研究所更名为Institut für Populäre Kulturen（大众文化研究所）不仅不算离谱，而且几乎就是换汤不换药。但实际上，该研究所的研究内容早就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民众”了。该所的女教授英格丽德·汤姆科维卡（Ingrid Tomkowiak）在研究所改名时曾解释说，populär这个概念可以指不同的东西。首先，它指在某个社会中众所周知和为人们喜爱的东西。其次，它指为大众创造并且在大众中广为传播的东西。再次，它指人们用来展示或反思自己的生活的大众文化要素，如日记本或相册。目前，该研究所与苏黎世大学电影学研究所比邻而居，图书馆也合为一处，这似乎以颇具象征意味的方式表明了两个研究所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旨趣上的彼此靠近——它们都在研究大众文化。在我看来，populär这个词不仅回避了Volk的传统歧义和身份政治色彩，而且突出了文化的公共性、共有性和民主性。(www.xing528.com)

当然，正如在美国民俗学的名称之争中有学者反对民俗学更名一样，在苏黎世大学，也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现在这个名称。当我问起该研究所何时改名时，现任所长托马斯·亨格纳苦笑了一下，表示他也不知道，言外之意是他并不十分认可这个名称，他明确表示自己更喜欢图宾根大学的“经验文化学研究所”这个名称，因为他认为民俗学的任务就是研究经验文化，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是对文化现实的微观分析。

在我看来，名称变了，至少总会失去些什么。当我们用一个新的名称来命名一门学科时，或许意味着旧学科已经死亡或正在消亡。由于名称的改变，民俗学将面临的命运要么是寿终正寝，要么是起死回生。或许可以说，当欧洲民俗学者们发现自己传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已经越来越少或者正在趋于消亡时，危机和焦虑促使他们及时调整了学科的策略和方向，欧洲各国民俗学研究所的更名“运动”正是他们做出及时调整的一个重要手段。无论改为“欧洲民族学研究所”“经验文化学研究所”还是“大众文化研究所”，名称之变总是理论意识和方法论转变的直观体现。根据黑尔格·格恩特的总结，这其中至少有三方面的理论预示：首先是一门直接从观察、询问和传承出发并且通常限于欧洲文化之内的经验科学；其次是以中间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对象领域；再次是重点关注功能特征和调解过程及其变化的研究方法。⁽¹⁴⁾瑞士以及德语国家民俗学的转向体现出民俗学者强烈的参与现实和介入现实的要求和意识。民俗学是否应该介入现实和社会的问题，大概已经无需争论，但它如何介入和怎样介入现实的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