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近的研究领域——这里我要转向另外一个话题，也是我自己目前真正关注的问题——是有关大城市的历史和生活，也即城市或都市研究。在最近的20年间，都市获得了重新发现，曾被视为现代、现在则被看作后现代时期的“实验室”。大城市作为某种通向未来的窗口，同时也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不再仅仅代表着“民族国家”的生活世界，而是代表着“全球性”“世界性”的生活世界。
在这里，我既要介绍“城市中的民族学”，还要介绍“有关城市的民族学”。首先来说一说前者。
城市中的民族学指的是城市的“内部视角”，比如观察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习惯，观察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观察生活方式和青年文化。由于都市的规则往往会顾及任何大城市中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比如生活与饮食习惯的多样性、不同的家庭与婚姻形式、不同的服饰样式和爱好、多种的语言和多样化的宗教等等，其社会文化的异质性体现在所有作为“城市原则”和“城市品牌”的空间和环境当中。
我们试图检验所有这一切——在伦敦或纽约，在莫斯科，另外我们希望不久以后也能在北京。与此同时，我们尤其致力于在自己的家门外，也就是在柏林，来观察这种都市形象，界定城市的生活方式。而在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探寻“陌生”的因素，是新兴的“家乡民族学”所主张的理解自我这一核心观点中的组成部分。
下面，我来向大家介绍我们是怎样开展工作的，同时要让诸位看一些有关柏林的基本信息。
公共空间——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它并不是一种实体的存在。它其实是一种社会实践和文化想象的建构，同时，它还是实践与想象的体系，其结构包括：政治与社会生活是如何组织的;这种生活是怎样在社会结构和城市地区以公共的形式得以运行的;它是怎样被设置在社会空间的阶序之中，又是怎样铭刻在个体和集体的心理地图之中的。
这些心理地图，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取向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人们最好事先知道，在新加坡的大街上吐嚼过的口香糖或在公众场合喝香槟酒，将是一种可能付出昂贵代价的享受；反之，这两种行为在罗马都是被允许的，然而你却不能在公众场合嘲讽意大利足球和教皇。这些可能不是最突出的例子，但它们却能够表明我们是习惯于某一类象征秩序的，我们知道在公共空间应该怎样行动——在这里，空间被视为历史、文化和意义的景观。
这些象征的秩序和规则，大多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稳定不变的，它们分散在特定的社会与象征领域。比如，不同年代的旅游指南，充当着某种记录城市的气质、公共空间及其文化的工具，而伦敦、巴黎以及北京的某些部分，是由那些城市气质和秩序构建的。
以柏林为例，就像我下面要讨论的那样，今天的形势已经很不一样。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柏林的城市景观、公共空间和城市秩序更加开放，更加不确定，更加多变。我们能够看到，柏林的象征性地形图似乎有各种不同的地图作为底本，所依据的尺寸和维度也多种多样——这是过去五十年中柏林作为一个“分裂的城市”的必然结果。它使得柏林在重新合并也即1989年之后，仍然没有一个关于这个城市的基本的政治与社会变迁的“共同的地图”和“共同的成果”。
1989年发生的突变，的确从根本上改变了柏林的城市生活和象征秩序，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东、西方突然相遇，东柏林人和西柏林人先是都成了德国人，接着成了欧洲人;曾经处于边缘地带的“边境城市”变成了一个国家的首都;历史被表述成了当下;实体建筑开始被用一种具有历史和社会象征意义的方式来解读。
所以，今天的柏林看起来是一个在空间上无序的、被不同的有关城市气质的社会理解和社会意义编织的城市。同时，有关城市空间的不同形式的斗争和社会表现策略方面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具体而言，就是谁拥有这个城市，也即拥有城市中特定的空间和地点。
下面我给大家举一些有关公共空间象征意义的争执方面的例子。
首先是在柏林引起了很大争论的一个象征空间，即巴黎广场，那里有一个著名的勃兰登堡门(4)。
有关勃兰登堡门的第一个主题：勃兰登堡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柏林和欧洲政治与空间划分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象征。今天，勃兰登堡门仍然引起了很大争论，争论的主要观点有两种：其一，作为德国战后历史的象征纪念物，这个建筑在1945年至1989年东西方对峙时期所具有的空间隔离意义目前是否应该予以保留。其二，勃兰登堡门作为巴黎广场周围整体建筑的一部分，其在前纳粹时期的历史地位和景观是否应该加以重建。
当地的权威都倾向于通过重建广场从前的轮廓和建筑，来降低勃兰登堡门作为冷战遗迹的象征意义的分量。这种方式也为私人调查员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作为一个铭刻“记忆”和“历史”信息的地方，这个门以及巴黎广场，现在也是举行政治活动和各种大事件的重要舞台。
第二个主题：在勃兰登堡门以南一百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大片空地被保留下来，建造“大屠杀纪念碑”，以纪念希特勒和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灭绝事件。这个纪念碑，在记住历史的同时，也为巴黎广场的象征性地形图做了一个新的脚注。纪念碑在两年前向公众开放。它由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斯曼设计和建造，是由波浪形状的墓石组成的。
然而，在勃兰登堡门和纪念碑之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大使馆。根据FBI对安全方面的建议，大屠杀纪念广场的一部分也被大使馆纳入了一个需要安检的范围之内。
那么，这个地方究竟是一个纪念场所还是一个需要高度安检的区域呢?这样的做法，无论是在空间还是在象征意义上，都导致了一种矛盾和冲突。有关这种冲突的广泛讨论，至今仍然在公众和政客之间持续进行着。
第三个主题：近些年来，柏林的许多大事件都是围绕勃兰登堡门发生的。最早是“爱之游行”，汇聚了逾百万年轻的Techno音乐迷的游行。现在则是“克里斯托弗大道节游行”，有大约五十万的男女同性恋者参加。这些游行者，都会穿过勃兰登堡门，把巴黎广场作为他们展示自我的舞台。到了夏天，每两周都会有数千名轮滑爱好者在这里集会。他们沿着同一条路径，怀着对其历史象征的重视，穿过勃兰登堡门，把这个门当作他们进入这个城市度过“冰刀之夜”的入口，然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继续前行，并在市中心盘桓数小时之久。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围绕勃兰登堡门进行的，而且都把巴黎广场当成表演的一个舞台。活动的参与者都声称他们旨在促进世界和平，或者是代表着少数族群，或者是为表现城市文化的一种新类型而进行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而且，他们都声称对这些公共空间拥有合法的使用权。
围绕勃兰登堡门的这三个主题，大约可看作是一种典型情况，这种情况几乎在任何一个大城市里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生。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有关在城市中的民族学的话题，我们也正在试图进行研究。比如移民团体、族群属性问题以及宗教认同问题——在柏林，有近百万的外国移民，其中大约有30万穆斯林，他们构成了一个十分强大的宗教共同体。又如青年文化和城市音乐景观——这种文化是一种势不可挡的景观，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景观和团体，各种各样的音乐和舞蹈、俱乐部和场所（我们的学生晚上也经常去参与这种活动，部分是为了去做调查研究，同时也是为了去娱乐）。再比如在柏林和其他一些大城市中旅游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文化产业的兴起——旅游地点的“制作”，少数民族跳蚤市场的展示，或者柏林乐团，都构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性城市市场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在都市中的民族学所关注的现象和问题——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在巴黎、莫斯科或巴塞罗那等其他大城市观察这些，从而发现在都市中生活的人的文化实践和活动，并研究这些活动的内部结构和秩序。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观点，即“有关都市的民族学”的概念，它的核心思想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今天的这些大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行动者的形象出现的;
其二，它们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魅力和感觉;
其三，它们代表集体的理想和身份认同;
其四，这些身份认同通过诗歌、小说、叙事和象征物来“制造”，通过绘画和电影来展现。而这些诗歌、小说、叙事等等又被出租车司机、旅游者、艺术家和学生来消费和复制。
因此，大城市是被从两个方面来构建的，一方面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而且不可能把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这些大城市在特定意义上是“被象征化”的世界，在我们全球性的心智地图中，所有大城市往往会被理解成某些特定的“著名地点”。比如，提到巴黎，我们就会联想到爱情和埃菲尔铁塔;提到纽约，就会想到“9·11”事件和曼哈顿;提到伦敦，就会想到女王、滚石音乐和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说到北京，就会想到毛泽东、皇宫和天安门广场。(www.xing528.com)
这些“城市标签”，是为旅游者而设立的，但同时，城市居民也像旅游者一样，生活在对他们自己来说依然具有“新鲜”和“陌生”感的城市中，也在消费这种“城市标签”。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象征意义和象征权力的“城市世界”当中。“城市标签”的相关内容当然属于“有关都市的民族学”的研究范畴。
有关“城市标签”的行动，我们仍然以柏林为例来加以说明。这里要举到的例子，是德国议会大厦。
德国议会大厦建于19世纪末，是德意志皇帝作为赠予第一次国民大会的礼物而下令建造的。它是德国除勃兰登堡门之外第二大具有历史象征意义的重要建筑。
如上所说，这座议会大厦最初是被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国民议会使用的。后来，随着帝国的垮台，这座大厦就成了魏玛共和国用以探索民主形式和民主政治的议会大楼。在1933年2月，大楼被纳粹分子烧毁，而希特勒则成为国家元首。
1945年之后，在二战末期，这座议会大楼成了介于东西方之间的一块“无为之地”。这座被损坏但还没彻底毁灭的建筑向人们展示了战争和时代留下的创伤和疤痕：在它的后面，是柏林墙和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前面，则是闲暇时间供土耳其家庭野餐和孩子们踢足球的草地。
议会大楼一度成了城市中无人管辖的一块地方。它看起来是一个在历史上受到极度“污染”的建筑（在政治和文化上有很多污点），它之所以没有被使用，不仅是由于它地处东西柏林边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且是由于它“不光彩”的历史。
但是到了1995年，建筑师克里斯托实践了他的一个设想，那就是把这座建筑扮演成“被包裹起来的议会大厦”。大楼被一层银色的箔片遮盖，呈现出淡淡的光芒，其外形也因而变得更加轻灵。这种艺术化的操作改变了它在人们想象和共同记忆中阴暗、沉重的面目。
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柏林人和旅游者都接受了这种改造，就像接受在这个被包装起来的大楼周围举行的盛大夏日集会一样——那些夏日晚会上，每晚都有艺术家和乐团，有小丑和喷火者的表演，更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在那里聚会，他们带着彩格呢毛毯和野餐包，带着面包和饮料，边吃喝边欣赏，以此来结束一天的生活。
这种包装，是对议会大楼某种程度上的“净化”，它去除了它历史上的一些阴影，使它重新获得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地位，并重新成为了一个凝聚着集体记忆的建筑。不过，这也是通过另外一种信息，即有关当下“进行中的历史”的信息加以实现的。
这个过程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公共的艺术活动”，一种公共空间和公共政治领域的美学和艺术干预。这个事件为近些年的许多其他干预活动奠定了基础。
2000年，议会大楼在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主持下完成了“关键性的重建”过程。大楼被重新开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建的玻璃圆顶，人们可以从这里走到顶部，眺望新柏林，甚至可以在这里喝一杯咖啡。
这种圆屋顶的建筑似乎是延续了克里斯托带有象征性的效果和策略：把历史的阴影进一步缩小，而光线则使得这一建筑呈现出一种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轮廓。现在的议会大楼，可以说是一个与德国政治相关的非常普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实际上又很“平常”的地方。
这种改造，同时也体现了大都市热衷于“独特建筑”的新取向——许多大城市中的博物馆、摩天大楼或者歌剧院，都被设计成具有象征意义和纪念碑意义的建筑，以此来证明城市的光荣和独一无二，就像伦敦的“千禧年大厅”、巴黎的“卢浮宫金字塔”或者“迪拜塔”。
柏林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新发展，这些发展在别的时尚城市如纽约和巴黎也都可以看到，它们进一步促成了城市的状貌：比如把具有历史意义的庭院变成了城市重建的区域和高级奢华的住宅，又如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反的贫民化过程，再比如城市中新的“夏季活动”，像“街头狂欢节”或城市中的“海滩”等，它们都属于有关“展演城市生活方式”的新感觉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和实践。
这种“城市风格化”在西方大都市里是一种非常新鲜和神奇的“文化潮流”。它意味着把城市空间和生活方式加以“文化化”——通过音乐和艺术家，通过戏剧和剧院，通过狂欢节和街头音乐游行，通过新奇的、异域的饮食文化等等。
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活动和事件在空间和心理上是以一种户外的表演和文化活动的形式来组织的，同时，这些活动总是试图吸引大量的人来参加，而参与者则想以此来表现他们真正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实践”。
因此，在今天的柏林，有数百家户外咖啡馆任你选择，每一家都可以提供20多种咖啡，每一家都用种在意大利赤陶罐里的棕榈树做装饰。你可以游览施普雷河及其沿岸的21家“城市沙滩”——在这里，有没有真正的海水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气氛和悠闲的生活方式：有折叠躺椅，有巨伞，有加勒比海的音乐，还可以喝到像血腥玛丽（Bloody Mary）或者来自巴西的鸡尾酒Caipirinha等各种饮料。你也可以参观许许多多的关于美术、音乐和即兴涂鸦的商店和画廊，这些商店和画廊也是城市中开放的、具有都市特征的、户外景观的组成部分。
在这样的地点和场合中，想成为一个能够享受闲暇时光的成员和户外活动者，关键的一个身份标记，就是“手持酒瓶”——手中拿着一个开过的、装满啤酒和混合饮料的瓶子到处闲逛。这种“和缓悠闲”的行为姿态作为城市中具有象征意义的实践，在西方许多城市和社会中都被实践着。但这其实是十分新近出现的一种现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这些活动的参与者只是被一些诸如艰苦劳动、纪律和效率等特定术语映衬并被别样界定身份的人。
这种巨大的改变，是柏林城市的一种“地中海化”效应，即把城市空间转变成了“意大利”或者“西班牙”的海岸——可以说，它是要把灰暗的沙漠般的城市风景建造成一种引人入胜的“绿洲”。
这种空间上的转变可能正象征着一种新的都市心态——象征着迄今为止更加具有“文化取向”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因此，都市生活方式实际上是被新的社会构造和社会运动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这些构造和运动，试图把城市中的场所和地点作为“开放的公共空间”来加以开发、利用和打造——这一公共空间，是对不同的思想观和价值观、不同的行为方式和语言、不同的审美观和政治观念都开放的。
在柏林，你可以发现巴伐利亚的啤酒屋和民间音乐，也可以发现加勒比海的舞蹈和饮料，还可以看到中餐馆、日本的茶社和俄国的伏特加酒吧。在舞蹈社团附近，在生态团体机构或者公民活动中心附近，可以看到艺术画廊。这是一个混合的城市景观，其中文化和政治相融合，经济和艺术相融合。而这种情况，无论在巴黎还是在伦敦，都是一样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多样性”和“族群差异性”是大都市文化展示的两个主要主题。而这种文化展示，具体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人们会说“这里——我们本地拥有全世界的东西！”同时也会说“我们就是全世界，是这个文化上的世界城市！”这其中，地方性的傲慢和地方性的认同是同时存在的。
城市的“文化化”意味着：把文化的“引用”“拼装”“混合”和“杂交”作为指导城市生活和表演的原则。当没有什么东西“拥有”和“知晓”它自己的起源和真实性的时候，这也往往是主张其有关血统、起源和传统的“本真性”的一个策略。
因此，这种大都市的文化展示，制造和提供了两个机会：一个是为城市居民的“文化参与”和他们“创造性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契机；另一个，也为“文化产业”和他们的“消费行为”创造了条件。“都市文化”目前已经成为促进城市经济和资本发展最晚近的一个中心因素，而且如此风行。但需要指出的是，参观音乐会、酒馆和大型活动都需要花钱，并且往往要花很多！这使得一些“市中心区”对当地的正常居民来说似乎成了“不可去的地方”——就像富有游客不应去“贫民窟”一样——这种情况在像莫斯科、布拉格或巴塞罗那这样的一些城市也正在发生着。
(1) 本文原刊于《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是沃尔夫冈·卡舒巴教授2010年3月31日在北京师范大学所作讲演，由安德明担任现场翻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民间文学专业硕士生程冉整理初稿。
(2) 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1950年出生，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3) 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1862—1932）。法国政治家，1909—1929年间十一次出任法国总理，是欧洲统一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他任外交部长时是洛迦诺条约的主要筹划者（1925年），该条约保证了比利时、法国和德国边境的和平。他也起草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1928年），并获1926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注）
(4) 勃兰登堡门现位于柏林市中心，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普鲁士国王为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的胜利而下令建造的一座城门。作为唯一保存的柏林城门，它见证了柏林、德国、欧洲乃至世界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已成为柏林的标志性建筑和德国的国家象征。在冷战时期，由于它位于柏林墙所构成的隔离区的中央，曾经一度成为军事禁区，被视为德国分裂的标志。（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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